【做伙鬥陣行】看見制度的不正義：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文／吳奕靜（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廢死與反核的交集 

2014年318太陽花運動風起雲湧，經歷323佔領行政院，四月抗議者們「出關播種」；另一邊，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仍未止歇，當年福島核災（2011）三周年的反核大遊行於3月8日在各地展開，而318後，林義雄先生為停建核四展開禁食，4月26日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舉辦「核輻大逃殺」路跑活動，提醒「核電廠發生意外輻射外洩時，人們有多少時間逃離核電廠？又哪些範圍的居民會遭遇不同層級的危險？」再次上街訴求停建核四，還權於民，並於隔日夜間展開佔領忠孝西路的抗議行動。不料，政府卻在4月29日選擇執行死刑，處決杜明郎、杜明雄、劉炎國、戴文慶、鄧國樑等五人，企圖轉移社會焦點……。這是在社會運動的歷史上，廢死運動與反核運動曾經有所交集的一頁。 

90年代：反核就是反威權！ 

關於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以下簡稱綠盟）的「二十年」，要將時序拉回90年代。1987年剛解嚴，也是近代台灣民主化運動逐漸甦醒的時期，隔年鹽寮反核自救會便成立。而綠盟的前身「環保聯盟台北分會」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誕生，有別於當時組成成員多為學者教授，綠盟的創始成員們意識到：核電發展的背後是戒嚴時期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資訊及權力不對等。也因為長期與核電廠在地居民的往來，期望可以與在地居民站在一起，透過草根公民的力量來共同推動環境運動，於是綠盟成立了。 綠盟在2000年成立，那一年核四停建，卻在隔年又復工。「在反核的歷史上，那之後的幾年其實可以說是一段比較低迷的時間。」朋友暱稱City的綠盟專員陳詩婷說。直到2009年，綠盟跟鐵馬影展共同回到貢寮舉辦「諾努克（No Nuke）」音樂會和紀錄片放映會，從在地出發，試著重新帶動地方上對於核電議題的討論。也是在這個時候，仍就讀大學的City與綠盟結緣。 

City是在福島核災的隔年來到綠盟工作的。大學時期的她已經關注反核運動有一段時間，也在籌辦鐵馬影展期間與綠盟共事，並透過大眾傳播的專長在苦勞網撰寫許多不同社會議題的報導，其中就包含了反核運動。 

能源轉型就像民主轉型

進入綠盟工作十多年來，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前幾年「以核養綠」公投與「重啟核四」公投。「那時候真的就是一種『作戰狀態』，總是必須快速地回應對方、準備讓人快速易懂的內容。即使公投是一種民主的形式展現，但實際上這種社會氛圍很諷刺地並不一定有助於好好完整地進行議題討論，反而有很多政治上的角力與副作用。」City形容當時工作人員都必須放下手邊其他工作來應對公投的狀況。即使在這幾年間核能的使用有了更多的討論，根據上次的公投結果與目前政策導向，也算是階段性成功邁向非核家園，但能源轉型之路還很漫長。 

公投期間短暫熱烈討論核能的氛圍，跟廢死議題經常是在重大刑案發生後才被提出來辯論，有著很相近的特質。社會的演進並非線性發展，總是進進退退，反核運動的這十年發展蜿蜒曲折，就是最好的說明。近年來很多人可能聽過歐盟宣布2050年淨零排放的目標，或者全球有不少大企業跟進RE100，宣布要在自家產品生產過程更完善減少碳排放、使用綠能等友善環境的意志；這也就是台灣面對能源轉型挑戰的開始。相較於反核運動，要抵抗的是國家威權之下的核能政策；能源轉型涉及各行各業的電力供需，設置光電板、離岸風電對於當地的影響評估仍然重要，如何從過去「管電的事情就交給台電，交給國家」轉型為「用電方式可以是一種自主選擇，我們可以擁有公民電廠」顯然是一大挑戰。另一方面，不同行業的產業轉型可能會面臨全然不同的知識技術，綠盟必須開始扮演起與更多社會上不同領域社群溝通、協力的角色。 

沒有時間倦怠：接踵而來的挑戰 

對於社會議題的啟蒙，City最初的接觸來自於音樂。高中參加熱音社，聽到濁水溪公社、交工樂隊等，加上當時知道楊儒門「白米炸彈客」事件，學校老師對於事件的說明讓她發現有很大的出入，因此對社會議題開啟更多思考；大學時也持續關注環淡北道路、三鶯部落迫遷的問題，一路至今。問起在這麼密集緊湊的節奏下工作，有沒有感到很想放棄或感到倦怠的時刻，City說：「有時候事情就是一直來，根本沒有時間沮喪或想放棄不放棄的事情。就算想放棄，最後也還是會覺得沒辦法看著狀況繼續惡化，就開始做事了。」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也會遇到很不同的挑戰，所以「很新鮮」，不容易真的倦怠，反而是會去思考在企業、政府、在地居民等不同角色的條件之下，怎麼有技巧地讓議題更進一步。 

電音：找到自己在運動中的聲音 

在這期間，音樂—電音成為City的另一門專業。今年綠盟的「氣候臨界影展」她除了負責策展之外，暖身募款派對就有她本人（DJ Vice City）與其他音樂家的演出。其實早在2012年DJ Vice City就與多位電音人共同發行「I Love Nuclear 我​愛​核​子​能 !?」這張電音專輯，用「自己的聲音和方式」來表達反核的想法。「早期在談反核的時候，大家會把它當成一個非常專業、技術性的議題，可是當時我就會覺得為什麼？只有講得出科學語言的人，他的意見才會被當成是合理，或是才有參考價值嗎？難道大家對於社會議題感性的層面，或者不那麼與專業知識相關的意見就沒有意義嗎？我很想對抗這種知識、話語的壟斷，所以當時做了這個合輯，每首歌都有一個關於反核的理由和概念。」City解釋。對她來說，在運動中透過「自己的語言」來表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透過自己生命的表述進入運動，成為運動的一份子，而不只是「成為一個參與者聲援活動」，這樣的方式也會使運動更有動能。

為什麼是電音？沒有文字的電子音樂，對City而言就是一種去中心化的音樂，就連表演形式也不是一個人在舞台上表演給大家看，而是大家一起聽，一起感受跟體驗這個共同的頻率，每個人可以主動選擇如何與它互動，這跟City在環境運動中的想法不謀而合。 

死刑與核能都是社會不正義

談及對於死刑的想法，City認為死刑與核能類似，同樣都必須要去看見兩種制度下的不正義和它的漏洞。傳統的能源，不管是化石燃料或是核電，它背後其實就是一個不斷犧牲人和環境的體系，靠著犧牲支撐起來的，而在整個社會上，會成為這個體系的犧牲者，往往就是比較沒有資源、沒有發言權的人。撐起死刑制度的背後，可能是無數的冤案，或者即使是罪證確鑿的死刑犯，他本身的社會條件很可能比其他人更靠近社會邊緣。這樣類似的情況下，我們始終不斷在犧牲社會上的弱勢者以換取社會集體想像的某種安穩，這其實就是社會的不正義。

從更個人的角度而言，City也補充，當我們能夠意識到政府不可能永遠完美、不犯錯，就可以想見死刑制度並不可靠；面對犯罪的問題，也不該只是把一個犯罪行為歸咎給個人，整個社會就沒有責任。甚至換個角度想，如果在重大刑案中動手的行為人罪該萬死，那麼造成致命汙染的企業主為什麼不會被視為殘害無數性命的兇手，而要求他們以任何一種方式去真正地負起責任？這麼追究起來，也許「該死的人們」還大有人在。當然我們不希望台灣是往這樣的社會發展。

傳統能源和死刑制度都立足於犧牲弱勢的基礎上，我們必須要抵抗這樣的社會不正義，從犧牲的體系，轉型建立一個彼此支持、相互共好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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