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戮的艱難∣三之二

張娟芬

3 丹諾案的反思

我讀丹諾辯詞的時候，深深覺得歷史是那麼不公平、不可靠。那麼受人推崇的歷史文獻，但我讀來只覺得薄弱、矯飾，反而激起我的反感。例如他說被害人才15分鐘就被打死了，那不算受苦——這是什麼話？15分鐘的死是很漫長的，那15分鐘又不是在看電視！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則絞刑又何殘酷之有？把婁伯與李歐普吊上去，不用一分鐘他們就死了，按丹諾的標準，算得上是享樂吧。

我因此得到一個啟發：反死刑論述不要美化罪犯，不能袒護罪行。否則效果適得其反。（讀到「不算受苦」的說法，我簡直一不小心就會昏了頭說：「快判他們死刑！」）

丹諾式的辯詞最後會推出一個結果，就是反對任何懲罰。一個人如果做錯事，那是因為他窮，他命不好。假如像婁伯與李歐普，既不窮，命又好，還做錯事，那他們就是瘋了。

一切都是「情境使然」。但如果可以把一切推給抽象的文化社會，那還有什麼案子辦得下去嗎？我們抓到一個政府官員貪污，他可不可以在法庭上說：從小我看我爸爸賣菜的時候都偷斤減兩，而周遭公務員無不喝茶看報，所以我就學壞了？毆妻的男子是不是應該拿著女性主義教科書上法庭說：你瞧瞧，這社會很父權，我就是這樣被刻板印象養大的，所以我當然會打老婆囉，不能怪我。那怪誰呢？怪天好了。

不過丹諾「反對任何懲罰」的立場至少是一致的。他的意思是，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要老是柿子檢軟的吃，把責任歸於罪犯然後想消滅他了事。他認為對罪犯還是應有所處置，可是應該是輔導式的，不是現在監獄這種仇恨懲罰式的；更不是死刑這種一了百了一勞永逸的。

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是或許他當年面對的監獄管理是很不人性的，所以有此看法。第二是他確實認為應該把罪犯視為病人。罪犯與病人的並置或替換是很有趣的概念；把罪犯當病人的丹諾顯得厚道、溫慈，而我們卻不時把病人當罪犯（例如SARS橫行期間，以及大眾對愛滋病的態度）。

這是第二個啟發：用丹諾式的「情境使然」的理由來反對死刑，終將走到「反對一切刑罰」的地步。（我們要不要走那麼遠？）

但更引我注意的是末了那個或許並不重要的細節：李歐普十年以後後悔了。

李歐普與婁伯顯然不是湯英伸那一類，而是王文孝那一類，且猶有過之。他們事前預謀，事後無悔，家境優越無可同情之處，對於被害者家屬的傷痛無動於衷，甚且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標準，絞刑的繩索早該套上他們的脖子。但丹諾為他們掙來了一條活路，而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

這樣一個反社會人格的傢伙都能夠悔悟，令我怔忡許久。那麼，今後我們還能指著誰的鼻子說，「你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你不知悔改」？我們對王文孝是不是太過心急了？

我們都知道，寬恕需要時間。莫非芝加哥綁架案還有第三個啟示？也許，悔悟，也需要時間。

不久前，有個朋友聊天時透露了一個秘辛。他認識一位法官，判過一樁有名的死刑案。多年後，這位法官偷偷告訴我朋友，其實他後悔判了那人死刑。我聽了蠻同情那位法官，因為他可能得默默承擔內心的自責，心裡想必很不好受。

此時再想起這件事，忽覺其諷刺。我們對死刑犯多麼嚴苛啊，「你要認真悔過，我們才原諒你喔！」但法官判錯也不悔過，我們倒充滿了體諒。我想，悔過也不是容易的事吧？越大的過，越難悔。踩到人家的腳很簡單，「歹勢。」但是把人家殺死了，那後悔……或許是說不出的吧。自私卑劣的死刑犯可能說不出，高潔廉明的法官也可能說不出。

在我看來，丹諾贏在訴訟策略，而不是贏在結辯的反死刑論述。丹諾比較接近宗教情懷：「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但是，從心理層面來看，人們之所以寄望死刑，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他是從「準被害人」的角度在考慮死刑問題。

我不禁想起一個熟悉的故事：「中山狼」。

東郭先生路過中山國，在森林裡遇見一隻狼。狼被獵人追趕，求東郭先生救牠一命，他便打開裝書的麻袋讓牠躲進去。直到獵人走了，東郭先生把狼放出來，狼卻說，不如你好人做到底，讓我吃了你吧！東郭先生不從，兩人相約問三個人的意見。

大樹說：人吃了我的果子三、四十年，現在還想砍倒我當柴燒，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水牛說：人用我耕田三、四十年，現在還想殺了我吃肉剝皮，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第三位是個老人家，他怎麼樣都弄不明白事情的經過，只好請狼現場表演一次。狼躲進麻袋裡，老人家刷的一聲束緊袋口，殺了那狼。

有意思的是，東郭先生是墨家。他之所以經過中山國的森林，是因為某國國君請他去講學。墨家，講什麼呢？當然講「兼愛」，「非攻」啦。但經過這麼一折騰，他腦子裡全亂了——這下該講什麼才好呢？

這個故事嘲諷墨家太過天真，笑他們不認識現實的險惡。也許「中山狼」式的考驗，也是反死刑論述必經的叢林？在「準被害人」的位置上待久一點，感覺一下；然後變成一個更深刻的東郭先生，繼續往前走。

4 殺就是殺

在丹諾的邏輯裡，恨當然是錯的。報復更是火上加油，錯上加錯。

但我並不是那麼慈愛的人。我還是比較同意蓋瑞‧史賓斯在《正義的神話》裡說的：「雖然我們貶低報復，但報復是正義的核心。寬恕是偉大的，但寬恕把人不公平的置於情緒混亂中，國家的寬厚反而變成對受害者的另一種犯罪。」

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正義流產，非常詩意的翻譯。我料想原文應該是miscarriage of justice，通常我們都不解風情的直譯「誤判」，但miscarriage除了「處置失當」以外，確實也有「流產」的意思。

有人貪污我們會生氣，有人殺人我們會生氣，有人虐待兒童我們會生氣；我珍惜這種憤怒，這種憤怒就是正義感。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接納這種憤怒，而不是貶低之，否定之。大部分反對死刑的影片都會把重點放在罪犯的心理狀態，他的弱勢處境、他鬱積多年的憤恨、他那沒有什麼選擇的人生，所謂「死刑犯的人性面」。但有時候我會不平的想，這豈不是恰好落入罪犯的邏輯？他有苦衷，他需要錢，所以他搶我錢；但他可曾想過，我可能有更大的苦衷，比他更需要這筆錢？犯罪常常是自我中心的，除非是羅賓漢或廖添丁那種義賊，否則往往是弱肉強食，弱勢的殘殺更弱勢的。

《鐵案疑雲》裡，凱文史貝西殺了人被判死刑，他略顯無奈的說：「當人們看著我的臉，他們不是看見我這個人，而是看見犯罪。」這句話初聽時，見山是山：我覺得他說的很動人，事實確實如此。後來想一想，見山不是山：雖然大家的確都是這樣看的，但是，這樣不對嗎？我看著德蕾莎修女的臉，便看到她慈愛的善行，那麼我用死刑犯做過的壞事來認識他、判斷他，這樣很過份嗎？

但再想一想，見山又是山了：反死刑論述之所以需要強調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當人看呀。這不也是罪犯的邏輯嗎？你首先必須不把人當人，然後才殺得下手；無論綁匪殺人質還是我們殺死刑犯，都一樣。我們不敢看死刑犯小時候純稚可愛的照片，就像綁匪不會想要聽人質的生命故事一樣，看了、聽了，手就軟了，拿不住屠刀。

去年我去尼泊爾爬山，雇了一個尼泊爾嚮導。我們一天爬八小時，從有話講爬到沒話講。我跟他搭訕：「尼泊爾有沒有死刑？」

「啊？」他沒聽懂。尼泊爾教育不普及，他們的英文都是自學的。

「如果一個人殺人，他會不會被處決？」「處決」，我用的是「execute」，執行死刑的意思。

「啊？」他還是沒聽懂。那個字眼太大了。

我換個方式說。「如果一個人殺人，政府會不會殺他？」這次我用「kill」。這樣他就懂了，說不會。

他給我上了一課。「執行死刑」，講那麼文雅幹什麼，難怪人家聽不懂！不就是「殺了他」嗎？語言有時候真的是會騙人的，凡是不能、不想面對的事情，我們就為它發明另一個字眼來蒙混遮掩。其實還不是同一回事？

壞人殺了一個人，結果這誘使我們也不把壞人當成人，也殺了他。一樁殺戮繁殖出另一樁殺戮。為了殺一個罪犯，我們借用了罪犯的心態，使自己成為罪犯。這不只是正義的流產；這簡直是，一屍兩命啊。

我開始覺得有些事情在邏輯上被弄擰了。大部分人痛恨犯罪，我也討厭犯罪。大部分人希望惡有惡報，我也認為做錯事的人應該被懲罰。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歧見吧？但是一說「廢除死刑」，大家就嚇得好像監獄大門洞開，壞人全部在街上亂竄。「廢除死刑」又不等於「把壞人放出來」！「廢除死刑」的意思是「繼續把壞人關在牢裡」，不是嗎？

我想起王文孝的死刑執行卷。那是蘇案裡最不重要的一個卷宗，因為它從頭到尾只討論一件事，就是如何把王文孝打死。我以為槍決再簡單不過，但其實得動用十幾個人，大費周章。王文孝被四個憲兵團團圍住，憲兵本來就高，又戴上憲兵帽，更高；只有一句成語可以形容，那真是「插翅難飛」。

結果那是我對於王文孝最感同情的時刻。一張張照片，是死亡的分解動作。死寂的刑場清晨，沒有人講話，只有快門的清脆聲響，喀擦，喀擦。像斷頭臺的利刃驟然落下的聲音，喀擦。

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

他在牢裡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

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

很多人對無期徒刑是有疑慮的。例如那又不是真的「無期」，關個幾十年以後就可以假釋，所以他還是有可能跑出牢籠危害社會。還有，他那麼壞我們還花納稅人的錢養他，為什麼不打死他比較省錢呢？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綁匪的邏輯。「人質可能會逃跑，守著他多麻煩，現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長夢多。」「撕票吧，不要留活口，這樣每餐還省一個便當。」對綁匪來說，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錢比人命重要。對我們來說呢？也是方便和省錢比較重要嗎？

擔心他出來危害社會，為什麼不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

很多人對死刑是有好感的，因為死刑有教化社會的功能。雖然我也可以舉出實證研究來反駁，但我寧可說：就算真的有，那也不是理由。殺雞儆猴本來就是不對的。殺雞只能夠因為「雞該殺」，不能因為「要殺給猴子看啊。」如果雞會說話的話，雞會問：「那為什麼不殺猴儆雞呢？」

有人認為，終身監禁並不好受，說不定罪犯還比較想被判死刑，求個痛快。但這是刑罰，又不是獎賞，何必投其所好？我們對罪犯採取某種處置，是為了增進社會福祉，既不是為了故意折磨他，也不是為了刻意取悅他。何況有的人本來就被判無期徒刑啊，我們也很少聽見他們說：「我不要，我要被判死刑。」

待續...

殺戮的艱難∣三之一
殺戮的艱難∣三之三

 本文作者為作家，著有《無彩青春》等書。

 （本文轉載自「司改雜誌」第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