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娟芬（廢死聯盟理事長）

廢死聯盟在今年八月舉辦了「凝視女性殺人犯」工作坊，這個故事可以從「康乃爾報告」說起。二〇一八年，康乃爾大學法學院世界死刑中心出版了一份報告，探討女性死刑犯的問題[1]，標題是「Judged More Than Her Crime」，可以譯成「審判她的犯罪並評斷她」。「judge」可指司法的審判，也可以指人對人的（道德）評斷，「康乃爾報告」的意思是當女性犯罪時，她在法庭上所受到的評價往往不只是法律對於罪行的評價，也包括了社會對於「她是不是一個稱職的女人」這樣的，以性別為框架的道德評斷。副標題「全球女性死刑犯概述」，則說明了這個計畫的研究範疇與其先驅地位。

司法對「蛇蠍女」的待遇

「康乃爾報告」指出，女性死刑犯的相關研究非常稀少，資料散佚不全，真實面貌尚不清楚；我們只知道，全世界大約有五百名女性死刑犯，在死刑犯中約佔百分之五。這份跨國專家學者共同努力的報告認為，死刑審判中往往有不只一種系統性的偏誤在運作，性別歧視只是其中一種，女性有時因此受害，有時因此得利。在警察、檢察官與法官眼中，女性還是比較常以「受害者」、「犯罪倖存者」的角色出現，比較不常以「加害者」的面目出現；社會對於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如「個性溫和」、「照顧別人」、「無微不至的好媽媽」、或者「天真小女孩」，在法庭裡都是對女性有利的因素，使女性犯罪者容易獲得輕判。不過，當女性偏離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時，當某個女性犯罪者被形容為「蛇蠍女」、「最毒婦人心」、「黑寡婦」或者「狠心媽媽」的時候，司法便反過來給予更嚴厲的懲罰。

換句話說，犯罪的女性在法庭上會面對雙重審判，一重是「她的行為是否逾越法律」，一重是「她這個人是否逾越性別規範」；而後者對於她的刑度，有戲劇性的影響。這是「康乃爾報告」所觀察到的全球現象。而我們想知道，「康乃爾報告」這個探索性研究所看到的現象，在台灣是不是存在？性別因素在台灣的重罪法庭上如何運作，有何影響？

這是「凝視女性殺人犯」工作坊的緣起。台灣的女性死刑犯也很少，目前只有林于如一位，在她之前是一九九〇年了。一九九〇是初解嚴而民主法治仍然歪斜的年代，政治之外的動能仍然非常虛弱，刑事訴訟制度還是職權主義，整個社會還沒有從威權統治的思維裡清醒過來。因為這些社會氛圍的本質性差距，也因為時日久遠、資料取得不易或者不可能，我們認為林于如之前的女性死刑犯在分析上並不是好的樣本。

受到「法律」與「性別」雙重審判

因此我們調整了目光的焦距，以「女性殺人犯」為對象。近年有幾個社會矚目的女性犯罪案件，包括林于如、蔡京京、謝依涵、張芳馨、王麗芳與吳若妤，其中林于如死刑定讞，吳若妤一審判死刑，蔡京京、謝依涵與張芳馨無期徒刑定讞，王麗芳則以二十八年有期徒刑定讞。最後我們捨棄了尚未定讞的吳若妤案，以另外五案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其中有些案件有大量的媒體報導。但是台灣媒體慣於使用來源不明的訊息，真假難辨，也未必經過嚴謹的查證，充滿道聽途說與加油添醋。因此關於案情，還是以法院的調查與判決為分析主體，對照著看法院的認定與被告的抗辯。

我們先按照定讞時間先後順序，盤點一下這五案的概要與爭點。因為女性殺人犯受到「法律」與「性別」雙重審判，我們也特別注意這五位女性殺人犯的性別角色。

林于如，二〇一二年定讞。法院認為她殺死母親與婆婆，這部分判無期徒刑；最後殺死了她先生，這部分判死刑；連續三起命案的目的是要領取高額保險。林于如的抗辯是：她否認殺害母親。她承認殺害婆婆與先生，因為她長期承受先生的家庭暴力，先生為了詐領婆婆的保險金，誘騙她將毒劑打進婆婆的點滴瓶；她害死婆婆以後感覺內疚，趁先生生病，便以類似方法毒殺他報仇。

蔡京京，二〇一五年定讞。法院認為她與男友曾智忠為了錢財與迷信，一同謀害蔡京京的母親。那天蔡京京確定母親在家，用鑰匙開門潛入，由曾智忠下手以電擊棒將被害人電昏，然後在口鼻處貼膠帶使她窒息，將屍體放入行李箱，載到花蓮海邊棄屍。蔡京京起先承認犯案，在警詢、檢訊與法院接押庭都承認，後來改口說自己與案件無關，是曾智忠與母親起衝突失手殺人。

謝依涵，二〇一五年定讞。法院認為她因為知道咖啡館常客陳進福夫婦很有錢，為了謀財害命而連續殺害兩人，之後也成功領取被害人的存款。謝依涵承認殺人，但辯解說是陳進福以錢財相誘，兩人有不倫關係；陳進福聯合她謀害妻子，她因為將要結婚，想斬斷這個不倫關係，所以將計就計，殺死陳進福妻子之後，一併除掉陳進福。

張芳馨，二〇一八年定讞。張芳馨一家（她與先生及兩個孩子）與小姑同住，但姑嫂關係不佳，經常因為生活摩擦而爭吵。法院認為，張芳馨有一天在爭吵中以啞鈴重擊小姑，然後將她的頭浸入水中窒息死亡。張芳馨將屍體放進小姑的房間，以水泥封住氣味，直到被發現。張芳馨完全承認犯行。

王麗芳，二〇一九年定讞。王麗芳原籍印尼，來台結婚後已定居多年。法院認為她與先生、女兒家庭生活不睦，長期被先生責罵、輕視，而在爭吵之後，趁先生與女兒在熟睡中加以殺害。王麗芳承認犯行，但辯解是因為長期受到先生家暴才行兇。

都因家庭或感情因素而殺害親人

從這個簡單的回顧可以看到，五個案件的犯案原因或背景，都是家庭或感情因素而殺害親人，她們的殺人行為是在家庭的框架裡發生的，所以媒體描述案件時，也經常用家庭角色來定義這個女性殺人犯：林于如是驚世「媳婦」，蔡京京是孽「女」，張芳馨是惡「嫂」，王麗芳是外籍「配偶」、狠心的「妻子」與「母親」。謝依涵乍看之下是例外，不過，依她的說法，她是因為即將結婚，而感覺到迫切地需要終結她與陳進福的「不倫」關係；也就是說，殺人行為是謝依涵進入家庭所必須做的努力：為了賦予自己的情感關係一個正式的、合法的婚姻外殼，她必須擺脫一個非正式的、違反婚姻架構的關係。

她們的殺人行為，也確實與她們的家庭位置緊緊聯繫在一起，不論是法院的認定，還是她們的自述。林于如與王麗芳都主張，自己在夫妻關係裡受到暴力對待，而兩人也確實都有長期的精神疾病。林于如本來在酒店上班，結婚以後，先生就不准她出去上班，也不准她與以前的朋友聯絡[2]。林于如夫妻與公婆同住，而根據《關鍵評論網》記者採訪林于如的律師表示，林于如的公公對婆婆長期施暴，林于如的先生也毆打林于如；婆媳兩人被打了以後，會一起去找家庭醫師看診，醫師便開給兩個人止痛藥。於是林于如漸漸對止痛藥成癮，各種症狀慢慢累積成重度憂鬱症[3]。

但是家庭暴力是不容易取得實證的，一方面，施暴者有充分的機會對同住的家人施加暴力而不被發現，另一方面，女人結婚後與公婆同住、成為「媳婦」角色時，她的生活環境被丈夫的人際網絡環繞，也就是說，所有見證施暴現場或暴力痕跡的人，都是與施暴者較親近的人。在林于如的案例裡，律師要求傳喚家庭醫師出庭作證，而且林于如的姐姐也知道林于如被家暴的事情，但是法院拒絕聽取他們的證言。不調查當然查無實證，於是林于如在判決裡被描繪成沉迷賭博、為錢殺人的壞女人。

法院不信王麗芳卻盡信她公公

王麗芳因為結婚而長住台灣，離開了印尼的家鄉與家人，無論物理距離、旅行所需時間與金錢，都使得她幾乎不可能獲得原生家庭的支持。為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她必須放棄印尼國籍，於是法律上，她甚至與故土已經斷絕關係。她來台灣形同「破釜沉舟」，過河卒子再無退路。王麗芳在公公開的旅館工作，丈夫是她的上司；在家裡，先生會打她，公婆也會動手打她。

法院傳王麗芳的公公出庭，公公否認打王麗芳，只說他們夫妻幾年前會吵架，最近一兩年很少吵了。各執一詞，誰說的算？法院相信王麗芳的公公，不相信王麗芳。王麗芳在台灣有一個唯一的親人，是她的阿姨希媞，法院傳她出庭。希媞證實，王麗芳說先生常常打她。不過沒有說公婆打她。結果法院竟然因此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希媞說有家暴，不見得有家暴。第二，希媞沒說公婆打人，所以公婆一定沒打人！

王麗芳在旅館的同事也知道家暴的事情，但是她想，他們一定不敢作證，因為公公是旅館的擁有者。王麗芳雖然有工作，但是連工作的人脈也是施暴者的支配領域，她插翅難飛。

即使家暴舉證不易，但是盤點一下王麗芳提出的證據還不少，包括草屯療養院刑事鑑定報告書：「兩人爭吵時，先生甚至有將被告趕出家門，或是家暴的情況（徒手毆打被告，抓被告的頭去撞牆，導致流血、瘀青，頻率約每月一次）」。不過和希媞的證言一樣，法院認為他們都是聽王麗芳說的，不能盡信。可是王麗芳公公的話就一夫當關，可以盡信。

王麗芳的孤絕處境比其他人多一重：她在一個不熟悉的國度，用不熟悉的語言交談，她不熟悉那個社會的制度，那個社會也不熟悉她。她的精神異常症狀有一長串：幻聽、妄想、自笑、無端與人爭執，曾經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妄想症與憂鬱症，病情相當嚴重，但是她不清楚，因為「醫生說我好像有憂鬱症吧，他們說的我聽不懂；醫生是和我先生、公公講，他們說什麼我不知道。」施暴者同時也是她對外的代理人，至少在醫療系統眼中是如此。

王麗芳的家暴沒有驗傷單或者警局報案這些更為正式的紀錄，因為她當然不可能透過代理人去申訴她的代理人。法官總結寫道，「況被告自承未驗傷等語（見偵1277卷第40頁），本案亦確實查無任何醫院診斷書可資證明被告受傷一節，故而，被告辯稱公婆、先生（即被害人吳○峰）常常打伊等語，或因其個人主觀精神症狀、情緒感受而將偶爾夫妻間糾紛放大，或係係想像之情節，顯難遽信，殊不足取[4]。」法院用她的精神疾病去抵銷她的家暴，於是王麗芳就成了狠心殺夫殺女的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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