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奕靜

訪談當天，坐在眼前李明洳律師還有些不自在，但她的應對已經很熟練。現任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專職律師，也曾在德臻律師事務所八個月的時間，處理家事、性侵的案件。1993年出生的她，自稱是不小心考上法律系，卻也一路認真順利考上律師。

在德臻事務所實習、受雇八個月的時間，明洳曾跟著郭怡青律師著手新北市中和縱火案被告李國輝的辯護工作一段時間，這是她第一次接觸重大刑案的辯護工作。除了法庭上經常面對要幫被告向法官爭取通譯的情況外，李國輝開庭時不穩定的狀態也經常讓她感受到重大刑案充滿張力的法庭現場。過程中明洳也曾親身走訪事發的那條巷子，試想一個三十初歲的緬甸籍華人從故鄉來到台灣工作，必須接受狹小逼仄的生活空間、難以喘息的工作時長、肩上扛著的家庭重量......而又是如何發生了憾事。面對這麼多衝擊的「第一次」，每當自己開完庭、寫完狀，安穩地回到家，難免還是會質疑自己「真的能同理對方的處境嗎？」明白自身同理的極限，反而讓她更顯謹慎。

眾望所歸

回顧求學生涯，國中就讀名校的明洳，考上台中女中時，在社會科學資源相對優渥的環境下，她有機會和兩位同學共同進行「黨報跟民間報紙對台美斷交前後文本分析」的小論文研究，喜歡著社會科學彷彿理所當然。啟蒙並非一時一刻，比起汲取知識、認識社會議題，也許更像是找到益友良知。時間來到分別路口的大學考試，明洳原本想要推甄台大政治系，最後卻讀了台大法律系。「當你考上法律系的時候，不會有人不希望你去念法律系。」或許那更像是掩上保護色的逃跑，朋友們則走向社工系、社會系的路。

人生最有清楚記憶的死亡

時代的邁進不曾理會社會中個人的小小軌跡，人們的青春歲月因而無法避免地鑲嵌著社會運動。大二那年，曾共同經歷啟蒙的高中同學選擇離開這個世界。「不知道能不能這麼說，聽過很多人的經歷，我常覺得自己很僥倖，人生路上避開很多不順利走到現在，她是我目前人生中最有清楚記憶的死亡。」那是政府強拆士林王家的期間，哪怕並不是風風火火的日子裡，但朋友一向關注也參與這個議題。因為關心議題，朋友間原本就隱約知道彼此的狀況，卻沒有想到會是在那個時間點。對於自殺者遺族而言，從試圖追問到接受是漫漫長路。明洳說，她現在可以理解有些事就是沒有為什麼，只是從那之後她總會想，如果是朋友會怎麼做選擇，她也會想更靠近那些「有爭議的選擇」一些。三一八反服貿運動因而成為她第一次上街頭的機緣。也是在參與三一八運動後見到法務部長羅瑩雪當年於4月29日執行杜氏兄弟等人的死刑，「那個時間很難讓人信服這個死刑沒有政治動機。」明洳說。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她開始意識到死刑是個不合理的制度。進入司改會工作，明洳也參與三二四行政院驅離事件的辯護律師團，訴訟持續至今未能達到對國家究責的目的，更深刻感受恣意的國家暴力。

法律與社工的相遇

法律系作為一種「逃跑」、面臨朋友的離去，明洳對社會科學的熱忱未曾被澆熄，她依然去旁聽政治系、社會系的課程，研究所也選擇了社工專業。「社工是一個世界觀的養成」明洳說。從大三加入法律服務社，同學們注意到她人格特質中溫順的一面，她便自然而然被期待去處理一些較難溝通當事人。但明洳有著批判的眼光：「法律系的教育裡頭沒有教導我怎麼跟人互動，那是放任人格特質發展的情況，但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塊。」社工所是她在意個人處境，同時也在意社會結構的一種探尋，而所學是為了找到自己面對社會議題的方式，與熱心助人或者有愛心的刻板印象無關。

不是很感同身受別人的社工人

「我不是很感同身受的社工人。」明洳直言不諱。也許並非不願感同身受，而是承認在自身的生命歷程與專業訓練中，依然有太多經驗是自己無從得知的感受。她比喻，倡議廢死時總有人認為支持廢除死刑只是因為不曾有親友遇害，或者不了解大眾的日常生活，但明洳選擇由此出發，進入司改會工作。司改會的工作也經常讓她感受到受人尊敬的前輩或同儕往往有著明快的決斷力「不是有個問題是，你想要受人尊敬還是討人喜歡？司改會裡大多數人可能都是前者，但如果要問我本質上的想法，我其實是後者，因此，如何果決地價值判斷這件事我還在練習。」明洳說。

如果不是律師...

如果沒有成為律師的話，明洳說：「我應該會去考家事調查官或觀護人，在相對體制內的組織以另一種方式參與議題。」巧妙的是，在她考國考的那一年，家事調查官考試並沒有開缺。平時明洳喜歡參加一些「與自己無關」的聚會，隱身在朋友之中，也定期安排諮商照顧自己或嘗試運動。影視作品她推薦韓劇《秘密森林》第二季，其中女性角色之間的情誼也會讓她思考自己能否在職位上成為一個好的前輩，一如她曾受到的支持。

「當我很順遂長大的同時，其實很多人在那條危險的道路上。」明洳說。因為明白光的倒影，社會議題的路上她總會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