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奕靜

編按：台灣引進移工三十多年，移工背負著自己的理想或者家庭的期待來台工作，甚至結婚、生活，也可能不小心觸法、犯罪。在世界人權日的時刻，廢話電子報訪問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簡稱TIWA）研究員陳秀蓮，認識移工來台的處境，為何會犯下重大刑案；而犯下重大刑案的他們，後來又如何了？

台灣從1990年代基於擴大的勞力需求與經濟發展，向海外招募移工，三十多年過去，一個個背負著高額仲介費用與債務，謹守著家庭期待與自身理想的身影來了又去，有的人幸運用青春勞力換取溫飽，有的人卻墜落無底深淵。

斷翅的飛翔

TIWA和廢死聯盟之間最早的交集是2007年發生在高雄的愛彌亞案，菲律賓籍的英語教師愛彌亞在經濟與生活壓力下殺害了補習班仲介。在那個IPhone第一代甫推出的年代，要聯絡到愛彌亞的家屬並不容易，她的家人沒有電腦、平板可以跟律師進行視訊，大部分時候透過愛彌亞當時的伴侶協助電話、簡訊聯繫。官司在教會的菲律賓籍通譯、TIWA和律師協助下度過，然而法庭對於一個異國人的理解有多少，我們不可得而知。愛彌亞無期徒刑定讞，伴侶回國後卻自殺了。目前愛彌亞在監獄中的生活與家人的連結可以說是斷裂的，唯有高雄教會的菲律賓籍修女、神父會偶爾前往探視。

勞資爭議？勞力剝削？

時序來到2013年，一艘名為特宏興368號的船上，船長與輪機長遭到殺害，船上共九位印尼籍漁工，其中八位被以殺人罪起訴。船隻回到台灣，等待著九位漁工的是無盡的謾罵，關於為什麼發生這起殺人案—「其實我覺得對台灣整體社會來說它就是一個不存在的事情。」秀蓮說。聽到新聞的當下秀蓮先是覺得船的名稱很熟悉，回頭調資料才發現，在案發的三、四年前，TIWA曾經手處理多起特宏興368號勞資糾紛的案子。原來這艘船隻是「家族企業」，哥哥開船、妹妹擔任漁工仲介，平日漁工除了大半年在海上的工作，下船後還得到親戚開設的海鮮餐廳幫忙。當年那些「勞資糾紛」多是收到漁工被罵髒話、打頭、拿魚鉤或魚刀背面打人、漁工吃不飽、薪水不足等問題，又因為申訴內容是明確的違法事由，那些移工也就轉走了。然而一轉再轉，沒有太大改變的環境，依舊沒能扭轉他們的命運。

司法通譯

特宏興案發生時，法庭沒有完善的司法通譯制度，尋找通譯經常會透過移工母國駐台辦事處，但卻發生翻譯不完全的情況。秀蓮舉例，法庭上法官可能問個案：「你為什麼殺他？」個案回答：「因為他經常辱罵、打自己，後來才拿起旁邊的刀殺他。」但辦事處找來的翻譯可能翻成：「個案拿刀殺他。」略過對案件因果關係與責任相關的細節。尤其在重大刑案中，個案的犯意、事件的發生經過往往影響法官的論罪、量刑。

「法院對東南亞案件的歧視很幽微，可能會說通譯是專業，非司法通譯難免會有偏頗等理由來推託。」翻譯專業與被告理解的解釋方式始終存在距離，甚至整個法庭可能連辯護律師也只是以自己的角度出發在詮釋被告。秀蓮曾帶著教會菲律賓籍神職人員一起旁聽，知道翻譯忽略了部分字句，但法官不見得願意接受，他們只得在旁聽席冒著被趕出法庭的風險，爭取把沒有被翻譯到的部分放入開庭記錄中。所幸近年來司法通譯制度的建立，儘管翻譯品質不穩定，至少能夠依據相關規定來保障被告最基本在法院中的溝通，但實務上依然經常遇到移工只會說在地方言而不諳該國國語，在台灣又缺乏翻譯的情況。 

你就是罪人，大於所有其他權利的探討

司法通譯的重要，從李國輝案中可見一斑。來自緬甸的被告李國輝在法庭進行審判時將雙手放在胸前交叉，這個動作在母國緬甸是表示尊敬，然而在台灣如未經解釋，可能被認為不敬。被告因為聽不懂翻譯而選擇拒答最終影響法官心證的情況也時有所聞。國家文化的隔閡之外，犯下重罪的移工往往也有自我放棄的傾向。秀蓮表示：「大部分犯案的人都知道自己犯錯，也都非常後悔，連帶產生一種對人生的放棄。因為他們都是拋家棄子來台灣的，借了大筆的錢、家裡背債，不是為了個人，是為了支持整個家庭未來有更好的發展。但在這個發展中沒有辦法好好進行、犯下滔天大罪，可能連家鄉都回不去，自己被判十年或二十年還有多大的差別？」那些十多年前曾發生在湯英伸身上的事情彷彿未曾消減，只是轉移對象。

犯罪的移工在台灣可能毫無親友，或者即便有朋友，語言程度要到監所探視也有困難，無人聞問的監禁歲月旋即展開。受刑人依規定照樣要負擔生活必需品的費用，當他們負擔不起時，以勞務換取生活的社會處境又會再次以更赤裸的方式重現在獄中。而監所中想要聯繫母國的家人必須電話排隊，若每個人一個月有兩次打電話的機會，也不會知道什麼時候能輪到自己。母國的通訊設備情況不穩定，打電話家人親友也未必能接到。秀蓮經常在處理的協助事項是幫忙在所內的犯罪移工聯絡家人：「有些可能是要先打到村長家，告知他們這幾天他會打電話，請他家人在村長家等，每次就等那三分鐘的電話。」

當在談這個不公平的事情的時候，前提是你是什麼人

無人聞問的孤獨或電話排隊的難耐也許能熬過去，那麼宗教信仰的不同呢？就目前所知，台灣監所教化大多以宗教為主，但選項通常只有基督教或佛教，有些移工可能信奉伊斯蘭教，為避免飯菜中出現的豬肉可以改成吃素，但齋戒月期間卻還是要依照監所時間進食。幾次會面監所中的移工告訴秀蓮自己現在改信奉基督教，她只能苦笑以對。語言的困難使得他們無從與室友對話，遑論寫出中文來申請監所的音樂點播或者購書寄信。

台灣人可能會說「我沒有歧視你，你受到不公平對待是因為犯錯。」秀蓮比喻，同樣是酒駕，一個法國人跟一個菲律賓人在台灣的處境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從辦事處的應對就天差地遠。談及死刑案件與犯罪移工處境的類似性，秀蓮認為只去談犯罪本身是很徒勞的。國家不准人民殺人，但以國家之名殺人就可以？這是很難以讓人信服的事。若不去理解是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才導致重大犯罪的發生，而只做懲罰，那就是便宜行事，犯罪也只會一再重現。

「每當傷害發生時，國家就覺得判死刑無所謂。那麼國家之於人民到底是什麼？在過程中國家有做過什麼改變現況嗎？對移工或死刑犯的標籤，某種程度上國家其實都在利用這些標籤逃避他們應負的責任。」秀蓮表示。

秀蓮笑稱辦公室的同仁經常想著要不要去進修法律專業或心理諮商，都是基於龐大的業務需要。近期她也和朋友討論要在心理諮商系統中的發展一套雙語模式，訓練出最基本透過翻譯能夠進行的諮商方式，可以跟有意願的心理師合作。而台灣引進移工三十多年，這些無盡的追趕還在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