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奕靜（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我才跟劇組的美術設計人員說，我有一種闖禍的感覺。」娟芬說。

「這就是一個轉譯的過程。」錢翔表示。

《審判王信福》僅用三天時間拍攝完畢，且多數演員皆為素人，而劇組團隊事前對於冤案、冤案平反者演員們認識並不多，也因此激盪出不少火花。從兩位導演的視角來看，《審判王信福》又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

劇本先行

《審判王信福》是一部劇本先行的電影。錢翔說明，有許多橋段與設計都是在劇本階段就已經大致抵定，因此整體來說可以這麼比喻，身兼編劇與導演的娟芬是「腦」，而劇組團隊就是「手」。對娟芬而言，《審判王信福》整個劇場如何將文字、理念的人事物實踐在片場中十分具有魔力，她曾和劇組的美術人員說，自己有種闖禍的感覺。因為寫下了什麼，都變成具體的影像呈現，不僅只是細節，還要符合時代脈絡。兩人談到劇中的法庭場景，其實就充滿空間的政治學。三位法官是坐在檯上的，遠離律師、被告以及檢察官，而高度又要架幾公分才合適？這些問題都會影響觀眾對於階級、權力關係的感知。一旦涉及影像，那早已不僅只是冤案事實陳述也不再只關乎電影美感。

兩個世界

正因為是兩個不同領域的合作，即便是作為「手」的團隊，也會在上述的準備、考究道具以及拍攝期間學到一些法律相關的知識、甚至對冤獄有所認識。「那是有趣的，平常可能不太會碰觸到這樣較深的司法相關議題，它本身就是收穫，不然可能一輩子跟這些事情牽不上關係。」錢翔說道。他認為「我們都是翻譯者」，娟芬將法院的卷宗、判決翻譯成使人更容易理解的文字，而自己和劇組團隊負責把娟芬的文字翻譯成為影像，這是一個轉譯的過程。過程中每個人會從原初的東西得到一些什麼，那些在原本領域中自己所不知道的，都會產生化學作用。

演員的表現是讓娟芬最驚喜的，原先劇本機械式的問答，經由演員們的設想，帶了新的詮釋到劇本中，為這個劇本添加了一些藝術的元素，使劇本更加鮮活。尤其飾演檢察官的馬世芳，舉重若輕地就演出檢察官的不耐、倦怠。片場中但凡只要坐上那個檢察官的位置，他就是一位檢察官，大家走來走去他也不理。即使是素人，幾乎每一位演員都做足了功課。「顧玉玲的演技也非常出色，素人演員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她演一個跟她平常很不一樣的角色，平常可能是到哪裡都很有自信也自在的人，去飾演一個相對緊張的、擔憂的角色。有些很細節的處理很讓人驚豔，比如劇中有一個畫面是張清梅作為證人出庭時，王信福的反應。飾演王信福的徐自強看著證人席，演出那個不肉麻但柔情似水的眼神。」娟芬說。

錢翔：拍電影像玩碟仙，也像炒菜

談到電影製作過程，錢翔謙虛地表示從來不覺得是導演要做什麼，「很像是玩碟仙，三、四個人手放那個碟子上，指出各自預測的方向或能量的角力，但它就會往沒有人指的方向走，它會自己往那個方向走去。」不同於其他創作，寫作可能是文字與作者之間，但影像是一種集體創作，個人創作的部分相對容易被刷淡。而電影本身在這些角力下會有機性地產生一些自身的東西。

《審判王信福》充滿倡議的意圖，邀請觀眾迫近司法的真實現況。而原初便是在當時在任的藝科中心主任王盈勛與藝科中心的同仁、顧玉玲以及兩位導演的討論中誕生，包含法官的角色要找三位冤案平反者也是事先就確定。拍攝前又經過三到四次劇組團隊與錢翔開會進行分鏡的設計，也是因為這樣的過程以及素人演員們的無償貢獻才得以完成。

錢翔也說：「拍電影像炒菜，假如中間有哪項因素換了，可能就不會是原來的樣貌。」因此，如何以現有的材料組成期待的東西才是比較重要的。娟芬也有感於跟剪接師的討論，也許原先記得某個鏡頭是好的，但最後以呈現的結果來看，剪接師的選擇總是更適切。

治癒的力量

娟芬則說：「經歷整個拍攝，很震撼當一個東西變成影像時，它的威力會遠遠超過我們原來所設想的。鄭性澤也說，他坐在法官席上，會不斷想起以前的事情。」除了為戲安排的心理戲，素人演員們心中也有更多感觸持續發酵著。錢翔補充黃致豪律師在片場曾提及的，但也許戲劇會帶來某些治癒的力量。事實上與真實人生互相呼應的劇本也經常在其他電影中上演，這也是《審判王信福》的巧思，對於認識冤案的人可說是彩蛋無窮，而對於不認識冤案的人，也能夠快速地認知、感受到法庭的模樣與節奏。

正義有沒有更溫柔的方式？

也許我們在尋找的主要是：正義有沒有更溫柔的方式？談及死刑，娟芬多年前經歷思辨，寫下《殺戮的艱難》，至今也依然參與在司法領域的倡議中。錢翔陷入深思，拉長了的歷史時間、空間，他認為國家的心態也許一直更傾向於擁有權力時，就遵循經濟學法則便宜行事，例如死刑，就像拍死一隻蚊子也不會產生憐憫之心那樣。而當我們試圖將權力拉往人民自身、拉往人權的價值觀時，往往我們在對抗的還是古老的那個世紀，固守舊有的價值觀如同幽靈，揮之不去。而可以確定的只有，我們不會選擇忽略那些「活在古老世紀的人們」。錢翔的自我定位則比較像是旁觀者或者閱讀者。

僅差幾歲的兩位導演，在讀書年代正好碰上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娟芬選擇深研議題，以寫作參與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至今；而錢翔當時作為學生、工作人員，揹著錄音機、攝影機就跟著井迎瑞、李泳泉、吳乙峰這些現在的大師們出去四處拍。對他而言，當時的景況是前所未見的，這些訓練也並非事先啟蒙思想，而是時代來了，便接收了，後來才漸漸去思考國家、主權、意識形態等問題。

《審判王信福》的前身其實是模擬法庭，救援中的其他冤案也許可以期待找到新證據做科學鑑定，但王信福案沒辦法。此案所用證據多為證人口述，然這些供述證據卻前後不一，甚至兩位關鍵證人中，一位已經遭國家執行槍決，另一位則隱匿蹤跡，難以追查；凶槍上亦無驗出指紋，於是才選擇以影像呈現。也許是劇本特性使然，《審判王信福》不以吼叫的姿態傳達訊息，反而凸顯其荒謬性，力道也自然產生。即使作為一部法庭戲，《審判王信福》未必完美，但在各種條件下，《審判王信福》走出它自己的路，也期待大家能夠共同關注王信福案，共同牽出王信福的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