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被告席—第一次法庭觀察：翁仁賢案

文／吳奕靜（廢死聯盟志工）

那是個寂靜的夏日上午，快速通過第一道檢查，拎起包包找到法庭，第二道檢查關起手機、收上水壺雨傘，被看過包包裡和我的出現一樣莽撞的內容物後匆匆就定位。聽見法官主持的聲音，我已經來晚了。

這是翁仁賢案歷經多次開庭，至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的言詞辯論庭。法官首先說明，雖然一般期望被告能夠出庭，然而在刑事訴訟法中，並無規定被告必須到，同時被告也表示沒有出庭的意願，因此本次被告不到庭。

在前往法庭觀察前幾日，我曾搜尋關於翁仁賢案的新聞，時序從最開始的除夕夜縱火燒死父母親友，而後是出庭對法官咆嘯、對兄弟口出惡言、對媒體比中指……，而如今法庭上的被告席是安靜的。

辯護律師說，即使被告並沒有上訴的意願，但基於辯護律師的義務，仍然要為被告的權利進行言詞辯論。辯護律師主張，就翁仁賢的精神狀態方面，法院在一審中曾引用桃園療養院所做的初步精神鑑定，其認定翁仁賢呈現「部分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因此辯護律師曾就此提出聲請調查，要求對翁仁賢的精神狀況做進一步的鑑定及調查，檢方卻一再對此回應「無調查必要」而沒有其他的解釋；甚至在二審判決中引用在具結程序上混淆了鑑定人/證人定位、承認自己是單就訪談所得提出自身觀察的沈教授之陳述，做為判定翁仁賢精神狀態與教化可能性的依據。這些都構成刑事訴訟法上判決違背法令的上訴事由。

至此，檢方的回應是：「若要按照辯護律師的要求樣樣做到，準備程序就忙不完。」、「判決書應該要寫成一部小說了。」認為精神鑑定與翁仁賢所犯下的罪刑並無重大關聯。

法庭固然不是寫小說的地方。然而一個人的生命是如何走向歪斜，是以什麼心思犯下滔天大罪，是否不值得這個社會任何一點點追問？小說是虛構的，以各式書寫技巧展露人性面向的一門專業藝術；社會卻是真實的，以荒謬的現實映照人間的貪嗔痴怨。我們永遠不可能真正的理解一個人，在法庭中也只能透過已發生的事實、當事人所說過的話抽絲剝繭，認識事件原初的樣貌，即使人是依情境而決定行動的存在，要談理解是非常遙遠的，但試圖去挖掘當事人內心的聲音是否就無關乎犯罪？而真實，也就包含「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疑問。

辯護律師又提到，在先前合議庭的準備程序中，法官曾不只一次就裁量科處多少刑期的事項，要求被告翁仁賢對刑罰罰則提出意見；甚至曾當庭朗讀其家人的來信，要求被告表達「對已承認的事實，有什麼意見？」並提出懷疑，這是否符合法官應是公平、公正、無偏頗的角色？

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法院審理死刑案件，應嚴格遵循正當法律程序。然而無論是在精神上，翁仁賢是否有落在自閉症類群的光譜上無法被釐清、教化可能性也缺乏相關調查，甚至在就審能力上，被告徹底反對辯護人的反應也未曾被考量。而在裁量是否處以死刑的過程中，準備程序與量刑似乎都被前審法官事先心證，這是否合乎於正當法律程序呢？我們無法釐清被告在社會化過程中的具體挫折是如何形成，辯護律師說。

檢方回應道，殺害親友乃是泯滅天良的行為，應要考慮家屬所承擔的痛苦，求其生而不可得，否則將如何確保社會中其他的生命得到有效的保障。

生命是可以被比較的嗎？將一個生命消除，會不會有助於其他生命的保障？當傷害既已造成，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當下我的內心充斥著更多的疑問。事實上，在我來到法庭觀察之前，曾經輾轉聽過一個說法「在刑事法庭的實踐中，被告是主體。」這是為了查明事實，做最審慎的評估。也因此，對許多受害者來說，一次次的開庭與重複敘述會使人難受至極。 

最後法官請家屬各自表達意見，我看見出庭的家屬背影緩慢而崎嶇，訴說著期望求處死刑的話語，和始終沉默的被告席。我並不知道對至親縱火是什麼樣的心情，亦無法了解要求對至親求處死刑的感受，有時只是發現天秤的兩端本質上就不可能是全然的平衡，即使所做的一切是為了一個公平、公正的判決，它使人經歷不斷揭開與回看傷疤，是必然的沉痛。與其將傷害訴諸比較，毋寧說在這場重大深遠的傷害裡，沒有人能趕得及一場最原初的真誠的談話。本次的言詞辯論到此結束，這次翁仁賢是不在場的。

我仍感到遺憾的是，在那些他曾咆嘯與表現輕蔑的場所裡、曾鑄下大錯的舊家三合院裡，至親之間曾有過多少是沒有真正表達過的隻字片語，在那場大火中一併消失，而那些片刻他是否於他的人生也真實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