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也算影評：我看「死刑終結者：巴丹戴爾」

李建良（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台大法律學院副教授）

一個以死刑對抗恐怖份子的民主國家，其本身也就是恐怖份子

巴丹戴爾(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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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要在今年10月舉辦【殺人影展2～死刑生產線】，請我替其中的一部片子寫影評，我不是這方面的專業，有些遲疑。因為喜歡看電影，廢除死刑又是我關心的議題，心想不妨一試，也就答應下來。看了影片，雜亂寫了一些個人觀點，也算是一篇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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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終結者(Un Abolitionniste)」（又譯「廢除死刑者」）是一部法國的紀錄片，導演瓊埃爾．卡梅特(Joël Calmettes)用一張張的照片，配上當事人自言式的旁白，再加上背景音效，刻畫出一位法律人致力廢除死刑的心路歷程和奮鬥經過。短短的52分鐘，只有靜止的畫面，沒有聲嘶力竭，卻娓娓道出一段動人的故事，也給足了觀眾思考的時間與空間。

     影片先從一段彩色記錄片的鏡頭開始（唯一持續25秒的動作片段），1981年9月17日，羅貝爾．巴丹戴爾(Robert Badinter)以司法部長的身分向國民會議(Assemblée Nationale) ――法國國會的下議院，提出廢除死刑的法案，他說：「我謹代表共和國政府，請求國民會議廢除法國的死刑。」接著，鏡頭切換，畫面中擺著一台放映機，投射出一張張的黑白幻燈片。隨著音樂的揚起，這位讓法國躋身「零死刑國家」的律師慢慢開始他的自述。黑白（片）起，彩色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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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丹戴爾是俄裔猶太人，法國籍，大學教師、律師、政治家（社會黨）兼作家，著作等身。與本片同（2000）年出版的《為廢除死刑而戰(L’Abolition)》一書（台灣有中譯本），便是他致力廢除死刑的回憶錄。

     1948年，巴丹戴爾在巴黎完成法律學業後，曾負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1951年開始執業律師。1966年，受聘為大學教授。在台灣，這應該算是法律人成功的起步吧！

     1972年是巴丹戴爾的人生轉捩點，當時他受託擔任刑事被告波坦斯(Roger Bontems)的辯護律師，見證了司法的顢頇與死刑的殘酷。波坦斯在越獄的時候與另一同夥布菲(Claude Buffet)殺死兩名人質。事後證明，波坦斯並未動手殺人，但仍被判處死刑。行刑前，巴丹戴爾入監探望，波坦斯向他致謝，他深感羞恥。

     波坦斯被送上斷頭臺的時候，巴丹戴爾親臨刑場，他形容當時的斷頭臺，在黎明曙光映照下，就像是把人當祭品的祭壇。他更發現在場的每個人，包括典獄長還有其他的律師，面容扭曲、形如鬼魅，活脫都是一張「殺手（兇手）的臉」！

     事後，巴丹戴爾一再地自問，為什麼會這樣？何以能夠忍受一個殺人的司法制度？從此，他誓言廢除死刑，多次為死刑犯辯護，「死刑終結者」(Monsieur Abolition)的尊號，不脛而走。

     1977年，巴丹戴爾為一名謀殺女童的被告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辯護，當時被告的犯行，事證俱全，人人皆曰可殺，但巴丹戴爾仍干冒眾怒，力言反對處以死刑。同樣是在波坦斯被判死刑的法庭上，他對著陪審團說：「斷頭臺可以做的事，就是把人切成兩半，別無他用。」

     「你們今天就可以用判決廢除死刑。」「如果你們今天判了被告死刑，二十年後你們如何告訴你們的子孫，他們又如何的看待你們？」

     結果出爐了，陪審團成員們眼睛盯著被告（不同於波坦斯案的無視被告）作出宣判，亨利獲判無期徒刑。判決一出，社會譁然，有人警告巴丹戴爾走著瞧，有人揚言要殺掉他和他的女兒…。他不改其志，堅定地繼續為廢除死刑而辯護，一個接著一個。不過，他也注意到，當他為一個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辯護成功後，其他法院陪審團判處死刑的數目，反而有增加的現象。他逐漸憬悟，最終的解決之道，唯有尋求民主管道，訴諸立法機關，修法廢除死刑。

     1981年，左派的密特朗競選總統，承諾廢除死刑。競選期間，巴丹戴爾曾大力支持，勝選後，巴丹戴爾被任命為司法部長。1981年9月18日，巴丹戴爾對國民會議作了一場動人的演講，獲得共鳴，四分之三國會議員投票同意廢除死刑。除了社會黨外，當時反對黨的成員，包括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內，都投下贊成票。1981年9月30日，敵視左派的參議院也批准了廢除死刑案，大功告成，拍板定案。在和平、清脆的鳥鳴聲中，影片徐徐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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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去過法國，不諳法語，對法國司法制度也只略知皮毛，但看片的時候，透過英文字幕，看著一張張照片，聽著主人翁時而平穩、時而抑揚的語調，竟也恍若身歷其境，一幕幕就像發生在身邊的場景。

     這部片敘說的是不分國界、地域、語文的故事，是任何社會都會面臨的處境，那種在面對不合人性的制度時，要判定如何才對的痛苦過程。片中描述一些法國司法實務的片段，包括法官的冷漠、判決的荒謬、死刑的殘酷、激憤的群情，讓人好像也看到台灣司法及社會的一些側面。不同的是，在法國已經成為過去式的死刑（2007年2月19日，經由巴丹戴爾的提案，法國憲法中更增訂禁止死刑的條款：「任何人不得被判處死刑。」），在台灣依舊存在，起訴、公審、判決、執行，仍然是進行式……，一種儀式性的殺人活動？！

     巴丹戴爾身為被告辯護律師，忠實地執行他的工作，當辯護失敗時，卻有做錯事的感覺，為甚麼他要有罪惡感？是因為沒能解救當事人的生命？還是死刑本身違反了另一個更高的價值體系？當有人揚言要幹掉巴丹戴爾的時候（這種聲音在台灣並不陌生），代表的又什麼意義？

     如果任何人都不能殺人，為什麼就可以殺掉殺人的人？誰有權殺人？對於一個沒有動手殺人的人，為什麼要判他∕她死刑？因為他∕沒有殺人，所以不能判他∕她死刑，…

     那麼，親手殺死幼童的人呢？

     如何還給死者一個公道？有沒有考慮到他∕她父母或親人的感受？在民意調查多數贊成維持死刑時，何以民意機關還可以修法廢除死刑？廢除死刑既要假手於民意機關，又如何突破反多數困境？

     類似的對話與問題，我們並不陌生。死刑的選擇，對每個台灣人來說，應該是困難而且痛苦的，包括我在內。死刑的存廢問題，觸及的不僅僅只是制度，而是它背後所潛藏的正義思辨、道德抉擇與良心問題。更艱難的還有，如何克服人類與生俱來（各種不同型態）的報復情結。這些都是必須深刻思索的課題，也是每個人一輩子無法逃避的人生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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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紀錄片的主軸，描繪的當然是主人翁推動廢除死刑的原因及過程。但故事是從20世紀初說起，導演特別安排巴丹戴爾交代他的生平，讓觀眾知道，他的父母原是俄國的猶太人，後來流亡到法國，父親曾經參加俄國十月革命，離開俄國的原因是「厭惡殺戮」。二次大戰期間，德國入侵巴黎。1943年，他的父親因猶太人身分被送往波蘭的集中營，一去不回。整段敘述時間約長達17分鐘，占了全片的三分之一強。顯然，這樣的情節安排和比重，不會沒有意義。

     觀眾應該會留意到，片頭一開始，巴丹戴爾說的是：「有一天，我的同事問我，為什麼你在為被告辯護的時候，總是會提到被告童年或青少年時期的總總，就算是與案情無關？」巴丹戴爾的回答是：「因為你總該談談這個日後成為罪犯的孩童，才會想到他曾經就是這個孩子。」

     這段對話，後來又出現一次，就在巴丹戴爾為許多被告辯護成功之後，轉向尋求立法解決之前。然後，巴丹戴爾悠悠自問：是不是有一把神秘的鑰匙，我必須轉動，以解開我心底深藏的痛苦？

     如果把上段對話套用到這部片和巴丹戴爾身上，我們可以換成：「為什麼這部片會提到巴丹戴爾的童年總總，就算與劇情無甚關係？」

     「因為總該談談這個日後成為罪犯辯護律師的孩童，才會想到他曾經就是這個孩子。」容我大膽的說，巴丹戴爾（或者說導演）追敘童年經驗，表明他的猶太人身分，還有父親被毒殺的往事，意在表達心跡，之所以毅然地主張廢除死刑，不單是表面上1972年為波坦斯辯護的挫敗，而是隱藏在內心深處對父親枉死的情結，可能還有對猶太人宿命的耿耿痛楚，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與力量，可能正是來自這段童年經驗。

     再容我引伸，一個罪犯的產生，一個犯罪行為的發生，必然也會有其「成長史」或「製造史」，而非只是單純的偶發事件或突發奇想。因此，當我們要剝奪一個罪犯的生命時，除了出於報復心外，當然要想到為什麼要出此下策，但更須思索的是：何以致此？孰令致之？如何處置一個殺人犯，或者如何防止再犯，固然重要，但探究殺人的源由（不單單動機），可能更為重要。一宗殺人案件的發生，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單純的殺人行為，但它可能是錯雜條件交互碰撞影響下的產物，可能是各種主客觀因素聚合產生化學變化的結果。一個令人髮指的惡行，可能種因於過去，也可能是「被害人成了加害人」，這些不必然都能從被告的童年經驗中找到答案，但至少必須去找。在此我無意越俎妄談犯罪理論，只是想點出死刑的存廢爭議，絕非只是0與1的是非題，而是一道道「誰才是真正加害人」的多選題。

     寫到這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則聖經故事。有人帶著一位被發現通姦的婦人來到耶穌面前，問道：「這婦人在行淫的時後被逮！摩西在律法上說，要用石頭把這樣的婦人打死，您說該怎麼辦？」耶穌回答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這個故事，應該不會有人不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們每天都在拿「石頭」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