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替代方案公民審議：一個主持人（facilitator）的觀點

編按：本文應人本教育基金會之邀撰寫，原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350期

文/ 許恩恩（廢死聯盟「全民做伙參詳」 主持團隊）

一個公民審議計畫最重要的是思考整個計畫的目標與價值，也就是負擔所有籌備工作以及產出各個場次的團隊。「全民做伙參詳：死刑替代方案公民審議」是由立場鮮明的廢死聯盟所主辦，打破存廢與否的對立命題，轉而從替代方案的優缺點進行討論，並重視配套措施在選擇替代方案時同步思考的重要性。期望無論在死刑的光譜中站在什麼位置，都可以對此發表意見並交流不同看法。這個計畫籌備了一年，經過夥伴團體之間互相刺激整個計畫的鋪排，經過數場的培訓以及模擬，終於在今年由南部場次開跑，至今已經辦了七場。

在實際的場次中，除了主辦單位和提供資訊的角色，穿梭在討論當中第一線的靈魂人物是主持人（facilitator）。公民審議中帶領討論的主持人，視不同的討論場合需求，其姿態及功能會有些微不同。但通常會需要在討論過程中維持中立，儘管沒有人的內心是可以完全客觀中立，至少在討論中不發表自己的觀點，也不能因為自己的立場而影響協助討論的工作。因此更像是一個「協調者」，具有控制場合的能力，也必須聆聽、探詢和彙整所有討論內容。

這個計畫是由廢死聯盟所舉辦，會願意擔任主持人的人們，大多是這個議題的志願工作者。即便各自在替代方案的光譜上有不同選擇，但在死刑的立場上或許多少還是趨同。為了擔任「全民做伙參詳」計畫的主持人，志工們必須參與培訓，熟悉議題的內容以及主持技巧，並經過內部訓練，實際擔任一次主持人，操作過廢死聯盟為死刑替代方案及配套措施所打造的討論模式，才能夠正式上場主持。事實上，討論模式、主持工具及技巧，也是在無數場內部訓練中慢慢修正而成的。

回過頭看主持人所面對的一切，當眾多想法交織、甚至出現與自己價值完全相背的對立意見，能夠練習如何與這些人們互動，不是說服他們，而是讓參與者們能夠互相對焦，共存在同一個討論的場域。無論是先期籌備、內部訓練的過程或是每一場次會後的檢討會，主持人們也對於主持的工具、彙整的格式有所反思。種種為了「更好、更有效的討論」而做的努力，我認為非常珍貴。

其實，不只是主持人，廢死聯盟的工作者們也在整個活動當中摸索審議與倡議的邊界。「提供資訊」以及「說服」的差異為何？身為標籤鮮明的人該用什麼樣的語言切入這個多元意見的場域？面對挑戰和質疑時要如何說明這個計畫的價值，並能夠清楚傳遞、實踐對於不同意見者的友善姿態？這些問題都是在一場一場推進的走到不同縣市、面對不同人群的過程，才慢慢學習、調整和實踐而成。

我們曾經在不只一個場次遇到關於精神障礙者的討論。精障者被有些人認為有較高機會成為加害者，有人或採取應隔離的意見，有人或認為生物性成因無法扭轉而無教化可能。有些意見是基於對不久前發生的個案的憤怒，有些意見或許是缺少關鍵資訊而導致誤解，有些則是篤定的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

主持人遇到這樣的場景，必須從參與者的話語中判斷哪些發言內容屬於事實性的錯誤，應由專家及客觀資料釐清，哪些則是屬於價值判斷、詮釋性的內容，不應在當場反駁或糾正。綜合整理意見時，必須誠實彙整各點的意見及衝突之處，不能扭曲原意，但也要小心避免過於簡化的歸類而加深了污名的痕跡。後來我們的共識是：作為人權捍衛者的主辦單位成員，若希望在這個介於資訊與價值判斷的灰色地帶進行澄清甚至倡議，應等到審議活動結束後再來和參與者對話。

大多數人對社會運動的工作者的印象都是「強悍」，因為在稀少的資源和僅有的發言舞台上，必須在短時間中說清楚現況的問題以及團體的主張，要能夠批判並說服有權力的政治菁英們，甚至還得具有渲染力以求讓少數被壓迫的聲音被聽見。然而，也常常是在這個過程中遭受了許多的挫折和攻擊，而磨損了對同溫層外不同意見的人們溝通的能量。因此，以溝通平台為期許所進行的審議，至少在微觀的個人實踐層次，挑戰並磨練了倡議者們傾聽、協調甚至是有所忍耐的能力及能量。光是這個層次的收穫，已經展現了公民審議計畫的挑戰性和突破。

計畫走到目前為止，仍然會受到質疑：「公民審議」對於一個廢死議題的倡議而言，是不是一種耗費過多成本、幫助卻很有限的方式呢？其實，所有投入心力及資源在這個計畫當中的人們，都不只是想為死刑這個艱難的議題嘗試跨出一步，也是期待能夠創造和參與一個場域，在適合並充分的條件下，更深化「參詳」的價值。擔任主持人也好，擔任審議場合的工作人員也好，都是這個價值在個人身上的實踐。從這個角度而言，「全民做伙參詳」仍是一個倡議工作。不是對單一議題的價值進行倡議，而是對於「理解、傾聽、對話」這整個過程的價值進行倡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