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正視死亡－罪證確鑿工作坊及《台灣死刑判決報告》之所得
讓我們正視死亡－
罪證確鑿工作坊及《台灣死刑判決報告》之所得
文/盧于聖（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學生）
當我們面對死刑時，我們到底對它有多少理解？撇開繁雜的數據以及艱澀的論理不談，同時放下渴望正義伸張的情緒，要討論死刑，就要先認識真實的死刑，而不是囿於一個幻想世界中的死刑面貌，相信所有人都不會反對。因此，死刑判決的閱讀，是讓死刑從想像走入現實的起步，唯有先正視這些將人置於死地的宣告，才有資格討論死刑。
從剛開始的罪證確鑿工作坊，到後來死刑判決報告的產出，期間在廢死聯盟的辦公室裡，我一直與死刑判決對話，判決當中必須說明法院如何認定犯罪事實，用甚麼證據跟推理認定，以及法院用甚麼理由宣布被告不值得活著。張娟芬老師曾說過，一份要宣判人死亡的判決，先不論立場為何，至少要是一份完美無缺的判決，沒有講話的空間吧？但是，閱讀的過程裡，完美無缺的判決沒看到，驚訝及憤怒的情緒卻不斷出現，剝奪一個人生命的決定，法院沒辦法說服我為什麼必須這麼做，反而讓我對一個「理應嚴謹」的判決，卻「疑點叢生的現實」感到不舒服。
首先，在許多份判決當中，真正發生的「事實」到底為何，法院並不能清楚交代。認定犯罪事實的方式，必須依靠確實存在的證據，推理出當時到底發生甚麼事，因此，判決當中，必須明白指出，法院是靠著甚麼樣的證據，來認定事實，對於證據以及事實的連接，必須是緊密的，例如說，在案發現場中找到凶器，判決中必須交代凶器既能連結到被告，同時也連結到被害人。但在死刑判決當中，類似的連結很有可能是有問題的，有可能是現場根本沒有找到相關證據，就算找到，也可能根本無法與被告或被害人連結，當中連結的薄弱，隱藏在難以閱讀的判決文字中，而以法院的想像力代替，或是看似振振有詞的推論，但其實只靠著被告自白，若無自白，法院根本無法連結證據與事實。
此外，死刑判決中也存有明顯的「跨界」問題。在面對非法學領域的資料，例如現場的勘驗結果、驗屍報告、測謊及心理鑑定等等，牽涉到醫學、心理、科學領域，對於事實認定也有相當之影響，法院在判決中有時採納，有時不予採納，並沒有統一的標準，而同樣資料，可能有來自同一領域的不同意見時，法院會如何取捨，都還是一個未知數，法院會依甚麼樣的理由，其理由在其他專業領域當中到底有沒有效，都是目前死刑判決，乃至司法實務都必須面對之難題。
再來，死刑判決裡都採取了特定的視角來理解犯罪事實及被告，將被告形塑成一個「除了犯罪，其餘一片空白的人」，被告既未被還原成一個人，有其所處的社會條件（如種族、階級、生命歷程等），也不需要探究犯行背後最幽微的起因及心情，如此特定的視角，將會讓死刑判決落入一個相當矛盾的境地。死刑判決必須決定一個人是否要被社會永久排除，要考量的面向是非常多元且複雜的，先不論人能否決定其他人的生命，至少，要對一個人的心臟開槍，要先明白一個人的過去的種種，要先真正認識一個人，你如果根本不願意了解被你推入死亡的人，你沒有資格扣下板機。然而目前死刑判決的書寫，只集中在被告做了甚麼事，而忽略不談被告到底是誰，在甚麼樣的環境裡成長，生命歷程中經歷了那些事情，這些作為人必然會有的面向，判決中沒有著墨，直接將被告化約成一個罪犯，除了罪刑之外，一無所有。如果死刑判決要說服任何人，是否要奪去他人生命，最起碼，我要知道，被我奪去的生命到底是甚麼樣子，而不是被特定視角所建構出來的、不完整的「想像之人」。
我突然想到，民國74年，有一個人，在酒後與僱主發生衝突，將僱主夫婦以及他們兩歲的女兒殺死，我國的死刑判決就是這種寫法，被告就是罪人，沒了。
但判決絕對不會寫，這個人是一個從山上下來都市打拼的原住民青年，被求職介紹所欺騙，被老闆扣留身分證，被強迫在非人的環境下超時工作，想走卻走不了，在酒後一時失控，鑄下大錯；判決也不會寫，在台灣，原住民族的生命受到如何的侷限及壓抑，這是一個歷史層層積累下的族群悲劇；判決也不會寫……
這個人，叫做湯英伸。我們的死刑判決無視他是誰，然後把他殺了。
每當我閱讀死刑判決，都不禁會想到那些寫在判決之外，但卻會影響我對於一個人生命評價的事物，例如事實的疑點、例如不同領域的報告意見，例如身為一個人的複雜性及生命歷程。以上，判決都不會提，好像讓一個人去死，是一件很好判斷，很容易的事情，然而，若這些判決之外的事物都被攤在我們每一個人面前，要不要殺死一個人，就會成為一件困難，而且糾結的事情，但我國的死刑判決，卻不給我們思量空間，它呈現出一種「就是這樣」的語調，沒有拉扯，沒有對於生命及人性的深沉思緒。
不分立場，無論是否支持死刑，我都覺得，如果不了解死刑判決之現況，不了解事實認定的盲點，不去設想一個人的其他面向，不認清屬於人與法律之極限，讓那些判決之外，但應該是真正要被司法所正視，被我們所正視，我們所談論的「死刑」，都只是自以為是的想像及空話，只有正視死亡，才能真正討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