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照亮了夜，身為被害人～台灣紀行
夜照亮了夜，身為被害人～台灣紀行
方潔 / 台灣大學法律系
原文出處：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10月17日開始，美國謀殺案受害者家屬人權促進會(MVFHR)第三度來台灣進行為期一週的巡迴演講，這次請到的來賓有MVFHR的創立者Renny Cushing先生以及幫助被害者家屬爭取法律扶助的律師Kate Lowenstein女士。拍攝美國少年死囚，也曾經進入過台灣監獄拍攝刑場和死囚的日裔攝影師Toshi Kazama先生第五次拜訪台灣。
與往年不同的，這次來自日本的反對死刑被害者保護團體OCEAN的創辦者原田正治先生也來到台灣，一同分享身為被害者的生命經驗和對死刑的看法。此外，台灣的被害者家屬林作逸先生也出席台北場的演講。犯罪被害者和加害者的輔導師王臨風先生則以自己的經驗和專業告訴我們被害者在社會中的無助。
死刑的討論，從過去斷斷續續的因為個案討論死刑制度正當性，到從去年開始密集又激烈的公眾辯論。MVFHR從2007年就開始持續來台演講，在他們慷慨的分享中，從一開始我們疑問的焦點在被害者權益是否和死刑劃上等號，到逐漸了解被害者需求的多元。目前，對於被害者，無論是支持死刑或反對死刑，所有人都具有犯罪被害人家屬的保護不周全的共識。
然後現在是進一步的問題：我們必須開始思考，對於被害人，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身為生活在被害者身邊的一般大眾，身為無法避免做為一個事不關己的媒體接受者的我們，我們是否在消費被害者的痛苦？我們對犯罪被害者的關懷如果不總是跟死刑連結在一起，也大概就是與判重刑畫上等號。
懷著這樣的疑問，我參加了台北的座談會，滿滿的3個半小時內容豐富的演說，帶給我許多反思。
政府忽視的聲音
日本被害者保護團體Ocean的創立者原田正治先生，努力克服中風初癒的身體不便，為觀眾娓娓道來自己的親身經驗。在他的故事裡，國家懲罰了犯罪人之後，就缺席了，被害者似乎沒有在審判或其他任何國家政策被考慮到。
1983年，原田先生年僅30歲的弟弟突然去世，一開始聽到的消息是在開車時精神不濟而發生意外，沒想到一年多後得知是雇主長谷川的預謀殺人。從此，原田先生的生命有了重大的轉變，憤怒和悲傷佔據心頭。如果可以的話，他希望可以親手揍長谷川一頓，盡情的咒罵他。一審時，他對檢察官說希望兇手可以被處以極刑，也是基於這樣悲痛但無處發洩的心情。
雖然同樣懷著悲傷，家人間的想法也不一致。相較於原田先生積極參與審判，妻子和母親比較不希望碰觸這件事情，靜靜的療傷，親人死於非命加上媒體及街坊鄰居的矚目已經使他們筋疲力竭。家人間想法的矛盾造成原田先生有一陣子必須依賴酒精。
然而在審判過程中，在法庭上看著兩造來往的攻防，直到被告被判處死刑，原田先生的痛苦和憤怒沒有獲得一絲絲的解消。審判庭甚至沒有辦法回答原田先生心中最急切的疑問：案子當天的真相是什麼，弟弟是如何去世的？
加害人長谷川在逮捕之後逐漸皈依宗教，成為基督徒。數年來定期寫懺悔信寄給原田先生。一開始原田先生信都沒拆封就直接丟棄。直到十年後，原田先生才開始讀信和回信，並且思考著「是要讓生活就這樣下去，還是給自己一個機會試著去了解看看現在長谷川的想法」。原田先生決定親自去監獄漸加害者一面。見面前原田先生並非對過去已經稍微釋懷，反而是為了有機會可以直接罵加害者，沒想到實際上見到長谷川時，對方表現出非常高興能夠見到原田先生的樣子，看到笑容滿面的他，一時也生氣不起來。在會面中，長谷川當面表達他對殺害原田先生弟弟的歉意，也告訴原田先生事件當天發生的一切事情。信件中一次又一次的鄭重謝罪，果然還是不如當面的道歉。原田先生並沒有原諒長谷川，但是在會面的過程中，長期以來的孤獨、悲傷，一些心靈上的傷口不可思議的減輕了。
這些陳年傷口，從來沒有因為法院或來自社會的力量被撫慰過。
原田先生開始不希望長谷川就這麼被執行死刑，他還有很多事情希望能夠長談，也開始思考：「死刑到底是什麼， 又是為了誰而存在的呢？」
原田先生和長谷川三審的辯護律師見面，接受律師的建議，寫了一封信給最高法院，希望在自己完全了解這個案子之前能夠繼續和長谷川會面，在此之前不要執行死刑。
然而，長谷川的死刑仍然確定了。在日本的行政規定中，為了穩定囚情，死囚的會面被嚴格限制。原田先生為此求見法務部長，沒想到法務部長卻說這是典獄長的權限，對此他無能為力。(不過後來，因為原田先生是被害者家屬的身分，獄方還是特別允許了四次會面。)原田先生感到很奇怪，真正使死囚平靜難道不是讓他有機會懺悔，而身為被害者的他也希望可以藉由和加害者見面了解真相的過程中療傷，為什麼這全部都沒有成為政府考量之處呢？法院判決死刑以及政府執行死刑時，常常以「考量被害者的感情」為理由，可是被害者的感情真有這麼簡單？但原田先生認為自己只有在審判初期因為情緒還很混亂所以提出了要求執行死刑，後來不斷的提出延緩長谷川死刑的要求，卻沒有被接受。原田先生不希望長谷川被執行死刑，多次向法務部遞請願書，也和法務部長見面。但死刑最後還是執行了
有觀眾詢問原田先生，「為什麼您覺得審判沒有辦法給你安慰，而是要自己去見兇手？」原田先生認為審判的攻防並沒有真正保障的被害者的需求，並且療癒是逐漸完成的，不會因為死刑或某個事件就馬上達成。對原田先生來說，死刑執行並不會給被害者家屬任何實際的幫助，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
這個社會不懂得如何安慰人
因為同樣一個加害者接連失去母親和父親的林作逸先生告訴我們，幾乎沒有人曾經因為父母遭受不幸的事情來關心過他。好像有點難想像，因為這個案件曾被媒體大肆報導，可是又好像可以預期得到一般人的反應。
擁有豐富輔導犯罪被害者和加害者經驗的王臨風先生，說出了身為旁觀者的我們略帶慚愧的無力感。「這個社會不懂得安慰人。我們不知道如何面對(別人所遭遇到的)死亡的傷痛。」
被害者家屬的心中的痛不容易被察覺，更難撫平，也更容易因外界的無知被二次傷害。
林作逸先生談到自己身邊一個朋友某次很偶然的對他說到：「我們認識這麼久了，好像從來沒有被你請過客。」朋友不清楚他住在育幼院生活的往事，輪流請客這種似乎理所當然的人際交往，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是種負擔。人們生命中的過去，有些沉重有些無法言說，有些人選擇沉默的裡由是因為不希望這些事情影響到正常的生活，不希望因此被另眼看待。
更有的時候，被害者家屬選擇沉默因為「會很害怕，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看待的」林作逸先生這麼說。
父親死於有精神疾病學生攻擊的Kate Lowenstein女士和林作逸先生都不約而同的提到社會對被害者的期待。也許，在這個傳媒發達的社會，犯罪事件成為新聞播報的重點之一，犯罪無可避免的娛樂化，觀眾在接受訊息時也暗自期待一個擁有起承轉合的精采故事。「人們想要在媒體上看到快速的對立，接著很快的和解。」
然而被害者的傷痛是旁人難以想像的深刻以及複雜。自我療癒的過程無法藉由特定事件就達成，需要無法預計的時間以及更友善的空間。
「我們該如何和被害者相處？」面對這個問題，Kate Lowenstein女士是這樣回答的。
「在謀殺案發生之後，這個社會給被害者家屬非常多訊息。首先，人們會希望看到被害人有多麼生氣和傷心。接著，大家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你還會這麼的生氣?』你應該會生氣，但你為什麼還什麼生氣？」
「因此，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能夠讓被害者自主的去感覺自己感覺所有的事情。如果不是被害者家屬，很難了解到這份傷痛有多深，又會持續多久。所以請不要試著去想像我們的傷痛，一但試著去假想，就會開始評價被害者傷痛的程度。 我們(MVFHR的成員們)從來不會論斷其他的被害者，無論他們支持死刑或反對死刑都同樣的尊重他們。」
Kate Lowenstein女士所說的話讓我印象深刻，也讓我想起現場有一聽眾問對來賓個人而言，會希望加害者得到何種懲罰，例如如果他成了被害者家屬，對他而言最好的方式是讓他有機會可以親自揍加害人一頓。Renny Cushing先生的回應是，「如果你目前並不是任何犯罪事件的被害者，那麼我真心希望你永遠都沒有機會可以變成被害者」。失去至親的痛苦，永遠無法以比附援引去感受。如果同理心是有幫助的，那也不是假設性的想像自己失去親人的反應。
脆弱的加害者，充滿力量的被害者
來自紐約的日裔攝影師Toshi Kazama先生的攝影主題常常是身陷囹圄的年輕死囚，他們的家人，以及被害者家屬。Toshi用照片帶出一個一個的故事，被害者和加害者界線模糊起來，評價一個人為單純的惡棍變得很困難。
照片中的少女因為男友和第三者一夜情，而將男友不忠的對象用難以想像的方式虐殺了。少女有一個毒癮的母親，而這個母親在接受完Toshi拍攝後，就興高采烈的和男友熱烈討論等一下要去街上找毒品，對女兒的事不放在心上。Toshi告訴我們，如果有任何人可以給她無條件的愛，也許她不會抓著這份青澀戀情就以為是永遠，認為失去男友的愛情就像是失去了一切。在法庭上，她也許被描述為冷血野蠻的殺人兇手。有多少人願意看到，她還是一個徬徨的，不懂得如何愛與被愛的孩子。
被害人通常在媒體上或一般印象裡，好像都是比較被動脆弱的一方。可是Toshi卻讓我們發現被害者家屬另外一面。Toshi曾有機會進入臺北看守所拍攝死囚徐自強，他也替徐自強的母親拍過照片。
記憶中我總是看到徐媽媽悲傷的樣子。
前年和今年暑假我數次到法院旁聽徐自強的審判，都會看到徐媽媽早早的坐在旁聽席。在審判中她常常看起來憂心忡忡。每回審判結束後徐自強要被帶離法庭，也看到徐媽媽匆匆趕上去對徐自強作一些簡短的叮嚀和關心。我更無法忘記2009年徐自強再一次被宣判死刑的時候，徐媽媽絕望的哭喊，沒有任何人的安慰能減輕她的傷痛。
當投影片播放出Toshi所拍攝的徐媽媽時，我看到照片中徐媽媽的表情是那麼的平和而堅定，幾乎讓我有些，因為我從來沒有機會看到微笑的徐媽媽，以至於我忘記她該是一名多麼堅強的母親，15年來一直支持著自己的孩子。
生命是療傷的旅程
MVFHR是美國的被害者保護團體，可是他們的工作範圍擴展到世界各地。除了歷年的台灣演講行程，他們也曾去過韓國、日本，蒙古等國家交流。他們的演說總是很精彩，可是打動人心的往往不是他們本身的口才，而是他們一字一句中對逝者的思念。
創立者Renny Cushing先生的父親，20年前在家門口遭槍擊而過世。
觀眾詢問他是如何撐過這段艱難時間的，Renny Cushing是這樣回答的。
「對我來說最困難的，是我必須接受我無法改變過去。當我父親去世時，我每天起床都會想著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讓他回來。但我逐漸了解到我沒有辦法改變過去，只能掌握未來而我的父親希望我有一個完整的人生。」
Kate Lowenstein女士目前是一名律師也是MVFHR的工作人員。她的父親曾是美國的國會議員，被他患有精神疾病學生謀殺。她的父親去世時只有51歲，他還有許多未竟之業，而她還有好多事情希望與父親一同經歷。就像Renny Cushng先生、原田先生，以及林作逸先生一樣，Kate Lowenstein失去的痛和對家人思念從沒停止過。
每一次的演講，就意味著他們要將親人的故事再揭露一次。我們對被害者心中的痛苦無能為力，可是他們卻無私的將這些揉合著創傷、思念和愛情的回憶分享給我們。
這場演講，我們向他們學習到很多。我們開始從「臆測」被害者家屬的需求，到發現對他人痛苦深度廣度的無知，看到被害者多元的樣貌，也看到社會對被害者單向強硬的期待（展現憤怒，在某個時間點原諒）還有獨斷的評價(若不支持死刑就是已經忘記悲慘死去的親人、時間過了如果還沒走出傷痛就是一種懦弱等等)。
建立一個完善的被害人保障制度也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但是和被害人家屬身處於同一個社會的我們，至少我們應該努力讓社會成為一個讓受傷的人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
延伸閱讀：
『夜照亮了夜，身為被害人～2011 MVFHR, Ocean Speech Tour in Taiwan』系列演講，由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整理的文字暨影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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