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共同反死刑，建立廢死新策略—亞洲廢除死刑策略研討會及台灣紀行

文／Emilie Fournier（ECPM媒體專員）

中譯／鄺芷澄、何銘萱，校對／梁組盈、吳佳臻，編輯／吳佳臻、羅禮涵

編按：本文原以法文/英文寫作，為求華文閱讀順暢及資訊正確，在不違背作者原意狀況下，部份內文已進行編譯。原文請參考 ECPM IN ASIA: BUILDING NEW STRATEGIES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2023年5月26日和27日，法國「共同反死刑（ECPM）」組織、亞洲反死刑網絡（ADPAN）和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合辦了亞洲廢除死刑策略研討會（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Asia: What Are the Strategies at Hand?），參與者來自孟加拉、印度、印尼、伊朗、日本、馬來西亞、緬甸、巴基斯坦、菲律賓、巴布亞新幾內亞、新加坡、泰國、越南、澳洲、法國、義大利、台灣等，超過17個國家、將近百人來到捍衛人權與民主楷模國家的首都—台北，參與此次盛會。  

亞洲的死刑制度現況

雖然全球三分之二的國家在法律或實務上已廢除死刑，但亞洲大多數的國家卻還保留死刑制度，並且持續有執行死刑的紀錄，但實際上並非一直如此。在研討會開幕典禮上，「共同反死刑」的執行長Raphaël Chenuil-Hazan提醒大家，亞洲廢除死刑的趨勢在唐朝就已經出現了。現今，政府將死刑視為鞏固政治權力的工具，忽略國際協議，甚至以打擊毒品為名擴大可判死刑的毒品犯罪類別。

• 在政治鎮壓浪潮中，死刑再度復甦

2021年，亞洲至少有462人被執行死刑（不包括中國），超過1,175人被判死刑（中國、伊朗、北韓、阿曼、卡達、敘利亞和泰國的數字未揭露）。2022年，更是有大量的死刑執行發生在伊朗（至少582人）、新加坡（11人）和緬甸（2人），其中緬甸更在暫停執行三十四年之後，重啟執行，而新加坡則在暫停執行三年後一口氣處決11名死囚，其中一名是身心障礙者，這無疑違反了國際法。

• 正向發展，邁向廢死

就在本研討會舉辦的一個月前，2023年4月，馬來西亞政府立法通過將11項犯罪—包括謀殺和恐怖主義的強制性死刑（唯一死刑）改為其他刑罰，該法亦賦予法官更多考慮減刑的裁量權。過去兩年，已經有兩個國家邁向廢死。首先，針對所有罪行都廢除死刑的有哈薩克（2021）及巴布亞新幾內亞（2022）；斯里蘭卡則於2021年禁止對青少年罪犯判處死刑。 

部份國家在廢除死刑也略有進展，例如印尼新刑法規定，在死刑定讞或減刑之前可以有十年暫緩執行期，但該法並不適用所有被判死刑的人；在印度，雖然最高法院呼籲針對死刑量刑及判決進行改革，但2022年卻是二十年以來下級法院做出最多死刑判決的一年；2022年10月，巴基斯坦通過了新的刑法，將安全部隊、執法機構對人民施加的酷刑定為刑事犯罪，這會直接衝擊到對死刑的使用。

人權捍衛者的交流

為期兩天的研討會讓所有廢死運動者有機會針對死刑議題交換意見，針對跟政府機關、民間社團和社會大眾之間互動的最佳策略進行討論。 

• 亞洲廢死議題的交錯性  

研討會第一天，透過廢死支持者如國會議員、國家人權機構、倡議工作者和前死囚等與會者的討論，我們很遺憾地發現，廢死的目標如同站在各種人權議題的十字路口。亞洲各國經常使用死刑來對付性暴力、移民和打擊毒品等犯罪，同時也使性別、種族和宗教少數成為政治操縱工具。 

關於亞洲國家廢除死刑的策略討論，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SUHAKAM）委員長Dato’ Hasnal Rezua Merican Bin Habib Merican 提到，死刑是英國帶來的殖民遺毒，馬來西亞1957年獨立後，這個殖民遺毒仍然存在，他強調：「死刑是一個政治工具，死刑能否廢除，取決於政府有無決心將其列入政治改革的議程…… 我們需要立即採取強而有力的行動，在法律上明確廢除死刑，因為我們不知道有朝一日誰可能掌握權力。」  

研討會期間還舉辦了新聞和媒體交流工作坊，目的是將這場廢死運動擴展到新的領域，讓公民社會有更多交流與對話，並實質參與這場社會變革。 

• 坎坷的廢死之路

2022年，死刑的使用在亞洲尤其令人擔憂。研討會第二天則觸及廢死工作者和死刑犯辯護律師經常面臨的各種困難與挑戰，在某些國家，律師讓政府備感威脅，譬如新加坡的Ravi律師，因為幫當事人爭取權利而被禁止執業五年，但他仍然不畏強權，繼續為死囚辯護；在印尼法律扶助組織LBH Masyarakat個案工作者Yosua Octavian指出，並非所有的律師都支持廢除死刑，有些律師因為擔心報復而不敢接案；印尼「失蹤與暴力受害者協會（KontraS）」的副主任Pretty Tioria Sirait也指出，某些律師會與警方合作，絲毫不顧當事人作為被告的權益。雖然印尼律師有義務接公益辯護案件，但律師不履行義務也不會被處罰。 

在專制政府不透明的控管下，收集死刑案件的資訊對廢死工作而言是重大阻礙。例如，緬甸自軍事獨裁政權上台以來，死刑相關數據的查核變得非常困難，因為死刑犯家屬會擔心親人名字被公開，此外，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打壓和虛假資訊的猖獗也是阻礙廢死工作的重要原因。

年輕世代反死刑 

兩天的亞洲研討會結束之後，緊接著登場的是由廢死聯盟和亞洲反死刑網絡（ADPAN）合辦的青年工作坊。「亞洲廢死青年工作坊（Abolitionist Asia Youth Workshop）」邀請新世代廢死工作者與專家共聚一堂，討論廢死運動的各種挑戰與機會。工作坊內容包括：世界反死刑聯盟執行長Aurélie Plaçais介紹現有的國際機制、為下一個世界反死刑日（今年10月10日）活動進行討論與規劃、台灣前死囚徐自強感人且鏗鏘有力的證言，以及來自新加坡推動社會與司法改革的組織Transformative Justice Collective的記者韓俐穎（Kirsten Han）提供有關新聞策略的培訓。 

工作坊的另一個亮點是參觀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導覽者陳欽生是一名前政治犯，他被判處12年監禁。我們除了了解他的生命故事，也明白台灣當時的戒嚴法導致人們無法互信、排斥政治犯，陳欽生至今仍不知道被定罪的確切原因。在蔣介石近40年的白色恐怖統治下，約有3,000至4,000人被處決。 

參訪台中看守所及刑場

廢死聯盟安排亞洲廢死青年工作坊和「共同反死刑」成員參訪台中看守所，該所關押了超過1,600名收容人，其中有4人是死刑定讞的收容人。死刑定讞與待審或待判決的收容人會住同一個舍房，兩者的處遇大致相同。 

台中看守所看起來維護得很好，我們可從遠處向在工作的收容人打招呼。參觀可監看所有舍房的中央控制台區之後，我們穿過走廊，兩旁盎然的綠意和層層上鎖的牢房形成鮮明對比。一般收容人在最多八平方公尺（約不到2.5坪）的空間中，3至4人擠在一起；死囚通常與輕罪的收容人共用一個舍房，一房兩人。房間後方有一個馬桶和一個盥洗用的水盆，廁所沒有簾子或牆壁遮蔽，隱私沒有保障，這是剝奪收容人的人性尊嚴。舍房內有一個桌面，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塊板子，靠著牆壁摺疊起來；悶熱的台灣夏季，只能在堅硬的混凝土地板打盹。參訪途中，我們遇到一個參加繪畫課程的死囚，他已經被監禁了18年，他害羞地對我們微笑並說了幾句話，他的國畫作品展示在牆上。 

更往裡走，在台中看守所通往台中監獄方向的一堵牆，有一道所謂的「生死之門」，平常緊閉著，當有人要被送往永眠之地時，這道門才會打開。這扇巨大的金屬門隔開了生與死、隔開了死囚和其他收容人。以往，國家決定要消滅的人往往定讞之後很快就會被執行，因此不用麻煩地把死囚從看守所轉移到監獄，但現在死刑定讞後他們通常會被關押在看守所多年，不會立刻執行。 

我們參觀了執行死刑的場地。死刑執行場是半開放的空間（有鐵皮屋頂），死囚有最後一次機會在此向檢察官提出訴求或案情細節。由於他們僅在行刑前兩到三個小時才會被告知，因此剩下的時間只夠洗澡和選擇要穿的衣服。到最後，死囚可留下遺言並吃下最後一餐，通常即將被處決的人可以喝酒和抽煙。 

直到死囚被押送到執行場前，家屬都不會被告知行刑的消息。因此家人無法與死囚說再見，他們只有在靠近行刑前的一點點時間被通知要找葬儀社來運走死囚的遺體。雖然死囚在看守所監禁期間會客沒有太多限制，但每次親友的探訪都可能是最後一次。 

槍決之前，死囚會被注射麻醉劑，然後他會失去意識，接著被帶到執行場中央一個鋪著棉被的小沙丘上，面朝下趴著。死刑執行方式為死刑執行者（通常為高檢署法警）以不超過兩公尺的近距離，瞄準心臟從死囚背後射擊，接著法醫會宣布死亡。如果射擊失敗，則會開第二槍以確保死囚死亡，執行過程都會有監獄人員全程戒護。執行場入口牆邊供奉著地藏王菩薩，這是最後敬拜的機會，刑場遠端，則是運送他遺體的一道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