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廢死價值而相聚—記2023亞洲青年廢死工作坊
文／楊小豌（廢死聯盟專案助理）
五月底廢死聯盟與亞洲反死刑網絡、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世界反死刑聯盟等單位，舉辦兩天的亞洲青年廢死工作坊（Abolitionist Asia Youth Workshop）。這兩天在台灣舉辦的工作坊中，有來自亞洲各地的廢死運動青年，包含泰國、緬甸、印尼、澳洲、印度、馬來西亞等，有人本身是律師、國會助理、Youtuber（網路影音工作者）、NGO（非政府組織）工作者、記者等等。兩天活動的重點任務包含讓參與者之間能分享和了解各自國家當前在死刑議題的現況、以及連帶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彼此的倡議或救援經驗，也藉由這一次的面對面串連，期待這個世代的青年們在未來的人權運動中也能繼續成為彼此的夥伴，給予實質或精神上的相互支持鼓勵。
作為一個大學一畢業就走入這個「惡名昭彰」的邪惡組織TAEDP（廢死聯盟英文縮寫）工作兩年的社會新鮮人而言，這一場青年工作坊帶給我的視野和挑戰是非常精彩豐富的。包含看見大多數都來自英文非母語系國家的人們，因為平時生活或工作上就會面臨到來自各個地區、各個語言的族群因而更習慣能講出一口流利自在的英文之外；更重要的是，聽見那些我們透過網路資料永遠搜尋不到的真實資訊與經驗，世上還有許多國家的人權運動者頂著艱困危險的政治環境條件，為受冤屈或不公義的人們努力奔走，他們很年輕，卻是堅定無畏、有創意、有組織力、有行動力的。
各國死刑現況分享
印尼有四百座以上的島嶼，光搜集資料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預估每年有超過上千位遭到執行，當中有高比例死刑犯犯行都是毒品走私，相關數據因為都是國家機密，一般大眾取得資訊不易。和印尼一樣，會對販毒者依法判以死刑還有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新加坡在2022年重新啟動死刑執行，11個被執行的死刑犯全都是毒品案件。而新加坡名義上雖然作為民主國家，實質上則是一黨政權。執政黨對人民的控制滲透到日常各層面，包含主流媒體的掌控，所以廢死運動者沒辦法仰賴在地媒體來對死刑提出不同討論觀點，更需要用自己的方式來傳播多元訊息。因此新加坡記者夥伴Kirsten（韓莉穎）發行自己的電子報，目前有四千位訂閱者。她深刻地分享道，或許社群媒體一定有某種流行的產製內容能吸引到最多的關注，但我們不是媒體人，而是運動者，需要持續自問和思考還有哪些人或社群還沒被觸及到，有時需要多方運用各種形式來傳播。同時策略上他們也更傾向以個人身份發表，如此一來一方面控制風險、避免後續衍伸麻煩時波及到集體，一方面大眾在聽故事時對於「個人」更感到好奇。因此他們除了進行線上倡議，也會透過實體行動來觸及其他受眾，比如說志工會直接到出租公寓逐戶敲門，和有願意互動的人們談論死刑，或詢問民眾是否願意簽署公開請願書，來呼籲政府暫停死刑執行。
在這些討論中，讓我非常有感的是，談論死刑這個話題時往往不只是在討論一種司法制度，而是一種政治氛圍。例如在新加坡，人們被禁止接見死刑犯，而抗議或公開發表演說也是非法行為，曾有人只不過被媒體拍到在活動現場出現15秒，就要被關15天，等於一秒要關一天。
緬甸在軍方政變之前其實沒有那麼多死刑執行的情況，這兩年隨著政治局勢惡化，停止了近四十年的死刑執行又再度重啟，首當其衝的就是民主運動人士，而人權律師也只能私下會見當事人並提供協助。在威權體制下，對死刑不了解的民眾往往也害怕談論這個議題，也更容易隨著主流媒體的聲音繼續污名和誤解相關人權運動。
個案研討集思廣益
在工作坊中，我們也透過閱讀一些實際發生過的案件，集思廣益討論該如何救援這樣的案件。
其中一個案件改編自去（2022）年的真實案例，當事人在2010年因為涉及走私42.27公克的海洛因入境新加坡，被法院判處死刑，由於智商只有69，低於正常人85到115的數值，也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在21歲案發那年急著想籌錢來讓父親動心臟手術，受到朋友威脅「帶東西」回去，才發生此案件。判決確定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有民眾聚集抗議，聯合國也有人為他請願，希望政府考量到他的身心障礙因素而予以特赦或緩刑，然而法院還是認為沒有足夠證據證實他在濫用毒品時精神失常，因此駁回所有上訴，最終當事人還是被送上絞刑台。
在分組討論中，來自印尼的律師、來自馬來西亞的Youtuber和議會工作者、來自台灣的NGO工作者，從各自的經驗思考了策略的操作以及應有的優先順序，在這樣的案件中，如何確實督促法院作出合適的心理評鑑、以及幫助律師能了解怎麼閱讀心理鑑定報告，以求在法庭上能做到有效辯護，並透過社群媒體等行動集結法院外的社會關注來施壓。透過實際案例的分析、小組討論，確實能讓我們練習從不同角度思考，並且共同激盪出更多的運動策略。
臺灣經驗的分享與鼓勵
在兩天的工作坊中，廢死聯盟邀請到曾經關押在看守所16年的前死刑犯徐自強來和各國的人權運動青年分享與鼓勵，他說案件纏訟21年來，他一直在喊「我沒做，我是被冤枉的」，因為這場冤案，做為丈夫和父親的他，失去的是無法從頭來過的親情和家庭生活，但是謝謝大家始終沒放棄，他今天才能在這裡，如果要試著鼓勵投身廢死運動的大家，他說：「或許自己如今能坐在這裡，就是一種鼓勵吧！」分享時他也提到，2005年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帶著一些外國人（編按：國際人權聯盟FIDH成員）申請進入北所，參訪結束後隔年，國際人權聯盟發表台灣死刑報告，提到當時台灣死刑犯24小時戴著腳鐐是嚴重侵害人權的作為，接著監察院也進行調查，後來終於廢除這項對死刑犯身心健康危害極大的作法。這都是徐自強切身經歷過的變化。
此外，現任台北市議員的苗博雅也受邀前來幫大家打氣。阿苗曾經擔任廢死聯盟的志工，後來在廢死聯盟擔任法務工作，並參與死刑冤案鄭性澤的救援行動。她和大家分享到，作為一個從來不像大多數政治人物一樣選擇迴避或模糊對死刑存廢立場的回應之政治人物，她感受到在推動政治改變過程仍然有不得不妥協的時候，但她還是想鼓勵自己和大家：「保持你奇怪的想法，並讓它變得可行！」
工作坊上，我們把正在救援的死刑冤案：王信福、邱和順的人形立牌帶來與大家同在，我們和來自各國的參與者分享到，在台灣我們如何透過到各地播放《審判王信福》影片、進行模擬法庭等方式，來和學生、社區民眾討論此冤案與司法制度。儘管台灣早已簽署兩公約並承諾逐步廢除死刑，目前仍然有38位定讞死刑犯等待著不可知的未來，「待死現象」是台灣死刑犯現況中普遍但尚未受到政府與社會關注的面向，也是廢死聯盟目前透過研究訪談計畫正在深入了解的主題。
儘管台灣目前仍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備受壓迫，但對於人權價值的重視和實踐，牽起了我們和許多國家的互動關係，這也讓我感受到，台灣周邊如馬來西亞等國家原來有不少青年如此關切和羨慕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羨慕台灣能有自己的總統大選和獨立運作的議會，甚至會特地飛來台灣觀察和報導。雖然死刑尚未廢除，司法和獄政制度仍須改進，但人權運動一路走來已經為現在的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基礎與土壤，全世界也在看著我們。作為台灣的青年社運工作者，我們應該珍惜這些成果，並且往目標繼續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