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們」到「我們」—《後來的我們》死刑犯作品展側記
文/廖禾安(廢死聯盟實習生)
這個7月,《後來的我們》作品展在台北剝皮寮展出了分別來自11位死刑犯、1位無期徒刑定讞、2位案件還在進行中的被告、1位平反者以及1位老師共23幅書畫作品。期待以藝術的形式,讓大眾看到死刑犯作為犯人以外,身為「人」的其他面貌,帶動關於犯罪與人權的更多討論。
7月18號,炎熱的星期六上午,《後來的我們》開幕記者會準時拉開序幕。站在一幅幅垂掛的書畫前,策展人林欣怡(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介紹了《後來的我們》展覽名稱的由來。如果直觀地看待這次的展覽,我們可以聯想到這是一個關於「後來的他們」的作品展,展出了「他們」在進到監所、看守所後所創作出來的書畫作品;「他們」在五年、十年、甚至數十年以來改變的軌跡。但作為策展人,欣怡更期待的是,這個展覽能讓參觀的人思考「他們」與「我們」的距離,換一個角度想,這些書法畫作是「他們」所表述傳達的「我們」,而不只是「後來的我們」,社會上的我們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身為社會中充滿能動性的一員,如果更主動地伸出雙手,創造後來改變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
作品展正式開幕後,從2003年就持續在台中監所內從事書畫教學的國畫老師王瑋中,與因冤案在死牢裡待了14年才終獲平反的鄭性澤,帶著我們走過一幅一幅的畫作,並解釋每一幅作品的背景與由來。展覽的書畫中有典雅莊重的書法、山水與神像繪畫;也有色彩鮮豔、筆觸大膽、充滿童趣的創作。
在第一展場最底部展示的是融合工筆畫與西畫技巧而生的《歐洲捷克布拉格城市的春天》,背景古典西洋的建築呼應著前景水墨風格的植被尤其奪人眼目。鄭性澤看到這幅畫後,又再次回憶起當初提議舉辦作品展的動機。曾去到美國參加無辜者年會的阿澤,在會場看到平反者各個具有才華,有很多藝術和創作的作品在會場展示,而回想到台灣的受刑人大多把畫作寄回家,沒有公開展覽的機會。他想,如果同學們的作品也能被展覽,或許就能讓大眾看到受刑人的生命不只有停留在犯案當時新聞媒體呈現的模樣,而像畫作所呈現的一般,有改變的可能性、有多元的樣貌,即使未必討喜。
「畫這些作品是不容易的。」一位就讀設計相關科系的學生在看完展覽後說道。他說他在這些作品裡看到也感受到了受刑人的反省,而不是像很多人想像中的,受刑人只是藉由抄抄經文逃避情感。也有其他的觀展者表示自己雖然原本就有接觸死刑存廢的議題,也透過理論去理解正反兩方的論述,因此認同廢除死刑的理念,但有機會從展覽看到受刑人的生命樣貌與他們改變、轉化的過程,情感上還是很受觸動。
另外一組觀展者也分享了各自來參觀這次展覽的原因。其中一位提到自己在今年的台北電影節中看了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因此開始思考死刑與監禁的意義是什麼。今天的展覽也讓他再次回想這個問題,想要更進一步去探究除了死刑與監禁的處罰之外,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社會上的問題。另外一位則分享自己過去參加辯論比賽的經驗,他在辯論場上曾被詢問牢房中「兩人共用1.368坪」到底是什麼概念?當時答不上來,今天親自體驗展場中的監所房間模擬空間,才終於感受到那難以置信的狹小,也讓他開始思考把人禁錮在這樣的空間裡能帶來什麼改變嗎?
如同前面所述,在台北的展場除了展出書畫外,也展出還原監所房間佈置的空間還有死囚與志工通信的書信投影。1.368坪的空間還原以及真實的書信紀錄,吸引了很多人駐足感受。在這邊,現場的導覽員與觀展者有不少有趣的對話和互動。或許是親身體驗到狹小空間的壓迫感,又透過文字看見受刑人作為「人」有血肉情感的一面,許多人停下腳步開始和工作人員討論起:監禁的意義?監所當前的問題?監所可以怎麼樣改革?死刑到底該不該保留?等等的問題。
改變總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人的改變是,社會的改變也是。《後來的我們》作品展展現了繪畫技藝學習的從無到有,你是否會相信人的改變與重塑也具有萬般的可能性?導覽手冊裡節錄了王瑋中老師在訪談中所說:「人不會是分分秒秒的好,也不會是分分秒秒的壞」。犯案的當下,在牢房生活的當下,提筆寫信的當下,完成一幅作品的當下。《後來的我們》是否帶你看見「他們」動態的樣貌、轉變的歷程,以及「我們」能繼續思考的事情、創造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