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台灣死刑判決報告》發表會記實
《2016台灣死刑判決報告》發表會記實
文/閻新羽（廢話電子報編輯）
在今年3月30日當天，廢死聯盟舉辦了「2016台灣死刑判決報告─10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析」的發表會，在當天夜裡，圍繞著「司法精神鑑定」這個主題，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分享。
發表會由廢死聯盟法務主任林慈偉說明報告的內容，參與報告撰寫的盧孟君及盧于聖也分享了他們的經驗。而為了讓討論更加的充實，當天也特別邀請了兩位嘉賓─楊添圍醫師與黃致豪律師，楊醫師目前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的院長，對於司法精神鑑定這塊也有許多相關的實務經驗；而黃致豪律師亦擁有心理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台大心理系攻讀博士班，也有很多重大刑事案件辯護的經驗。以下特別針對兩位對於判決報告的意見，做出進一步的整理：
「兩公約精神障礙者不得判死？」
楊添圍醫師首先指出在兩公約的條文當中，並無直接寫明精神障礙者不得處以死刑，精神障礙者不得處以死刑是在兩公約國際獨立專家審查的「結論性意見」當中出現的，若直接引述兩公約以此為不得判死的理由，可能會有危險。
「精神障礙及其他心智缺陷的定義是什麼？」
楊添圍醫師接著表示，我國刑法19條中的精神障礙及其他心智缺陷乃是一個法律上的名詞，和精神醫學上的精神疾病的定義是有所不同的，比方來說；大多數的國家認為人格問題（如：反社會人格）或是如酒精、藥物的自主使用者是依然要負起刑責的。
而什麼樣的精神疾病是法律上的精神障礙及其他心智缺陷？精神疾病到何種「程度」可以減免刑責？這個標準與分際是相當模糊不清的，而且在另一方面，這個標準與分際又和「強制住院」息息相關，假若，減免刑責的標準變得更加寬鬆，那是否會造成一些「有某些精神疾病者（如：反社會人格）」，遭到強制住院，反而對人權的保障更加不彰？
「醫師究竟可不可以回答終極（法律上，某人是否應負擔刑事責任）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楊醫師表示，這個問題在精神醫學界亦也有很多的爭議。同時楊醫師也指出，根據我國學者對於刑法的解釋，無論醫師在鑑定結論上怎麼寫，對於結論的採納、判定與否，法官皆擁有自己判斷的空間，這是不會被醫師的結論報告所剝奪的。
但楊醫師也提到，在實務上，假若鑑定人不寫結論，那很有可能會導致，所有的鑑定案件、包括很小的案件，鑑定人都必須要出庭，進而造成沒有人想要接鑑定案件的情形。
「目前法律規定鑑定為機關鑑定，鑑定人不用具名，從而導致說被告的交互詰問權利不沒有受到保護？」
楊醫師說自己並不贊成機關鑑定，在鑑定報告上，他也一定會具名。而他也認為，交互詰問是非常重要的，在重大案件中鑑定人出席交互詰問是必要的，交互詰問會是保障鑑定品質的關鍵，但他也發現到，在交互詰問當中，有時候會看到法官不清楚該問鑑定人什麼問題，鑑定人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的狀況，因此，應該要把精神鑑定的內涵，和法律與社會大眾講清楚，換句話說，判決書上可以清楚地載明交互詰問的過程，這樣才有可能會進步。
在楊醫師的發言結束之後，黃律師也進一步的對鑑定與交互詰問的問題做補充。
黃律師首先表示，事前具結是必要的，鑑定的公正性是最重要的，而現在機關鑑定的狀況，讓鑑定人不用事前具結，會難保鑑定的公正性。在現在許多最高法院的判決之中，開始使用「專家證人」這個字眼，但是去尋找法律的條文時，會發現並找不到「專家證人」這四個字，法律裡面只有規定「鑑定」。
鑑定的定義，依照林鈺雄老師的理論：是指受過專業訓練的專家，鑑定人有的能力是這個案件當中所需要的，他今天來幫助負擔事實認定的法官，他是一個中立的輔佐人，並不在乎兩造的勝敗輸贏。
在台灣的刑事訴訟法，是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各有抄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部分，如：證據法則、傳聞法則、交互詰問是英美法系，但是台灣的鑑定人，卻完全不是英美法系的概念。
我們對鑑定人的定義，隱含了對於鑑定人「完全中立」的美好想像。而這裡面其實牽扯到了對於「法官的職責」概念的理解，黃律師表示，他對於法官的職責是「發現真實」這點是有所疑慮的，他個人並不相信職權主義，這來自於他對於「真相的疑問」，他認為事情一旦發生過後，法律上的事實，將永遠無法拼湊客觀的真相。就如同法官學院這幾年的調查：法官在法官學院的培訓當中最想學的什麼，許多法官都表示，他們最想學但是卻學不到的就是「認定事實」。
而在案件的過程當中，可能有些法官會有依賴鑑定人的狀況，也有一些鑑定人會做出類似法官的角色，但黃律師認為，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點是，律師的職責是須竭力的為自己的被告辯護，但有一些律師沒有能力最初有效的交互詰問，因此無法竭力的為其當事人辯護。
因此，黃律師提出了一個鑑定分析的層級架構（見於《2016台灣死刑判決報告─10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析》之附錄），希望可以藉此建立共通的語言，透過此告訴各方，怎麼樣的科學證據，對於法院是有用的、可以被接受的證據。
「什麼是教化可能性？」
黃律師表示，他個人認為從心理學的腳步來看「教化可能性」並不存在，在心理學裡面，應該是用說「矯治」，指一個人復歸社會的可能性。
黃律師接著說，其實「教化可能性」是一個來自日本的概念，是日本的法官試圖去為被告尋找一個「求生的理由」，但沒想到去被反過來，成為一個殺人的工具。在心理學中，教化、悔意都是很模糊，沒什麼人知道的概念，而當它成為一個死刑的標準時，那著個「標準」同時也會變得模糊不清。
「有沒有可能法官與鑑定人共謀，以得出法官想要的結果？」
楊醫師和黃律師同時表示，這個不可能，發生的機率微乎其微。
黃律師說，法官在與鑑定人溝通上很小心，通常是由書記官連絡，而鑑定人也沒有動機去與法官揣摩法官的想法。頂多有看到的是，檢察官說：「這個案件我要求處死刑，請鑑定人快一點。」但並不會干涉鑑定人。
楊醫師則是說，只有在如教化可能性的鑑定上，法院會知道有幾個機構不做這個鑑定（如台北市立醫院松德院區不做）。但是說，共謀，那不可能。
「若精障被告，不處以死刑，那要處以何種配套或如何治療？」
針對這個問題，楊醫師表示，治療並非是這裡討論的重點，因為（刑責）來自於一個刑法的基本概念，一個人要知道為何國家要處罰他，所以刑罰並不僅只於應報，但是，一個人因為疾病或心智狀態，不了解自己為何犯罪，不知為何受處罰？這才是因精神障礙而無罪或減刑的理由。比方，智能障礙，並非疾病，也無法治療，但是，仍應減刑或無罪。而治療本身，反而和現在的醫療技術有比較大的關係，如過去20年來台灣對於治療某些精神疾病進步很多。
黃律師接著說，首先，死刑不應該是一種刑法，因為死刑代表了否定人的價值。第二，我們應該要如何幫助精障者？也就是說，如何在違反精神障礙者的人性尊嚴下，保障精神障礙者的人性尊嚴？比方來說，我們為了精障者好，所以把他關起來，這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概念。
所以對於（配套）這個問題，黃律師認為他目前也不知道什麼樣是最好的，短期來看，台灣可以設立如：美、德的刑事精神處遇機構，但是設立之後呢？這就會是最佳的答案嗎？很多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機構的環境是相當糟糕的。
精障者在正常人的眼光下，變成一個怎樣的客體／主體？一般人是怎麼去看待精障者？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律師有可能會為了讓自己的被告不被處以死刑，而採用精障這個理由嗎？」
針對最後一個問題，黃律師回答，對他而言，保持法庭的誠信是與保護當事人同等的價值，當判斷有足夠的證據，沒有立場不提；但沒證據時，並不會題，要看律師的手上有甚麼資料而定。
閱讀影像：
2016台灣死刑判決報告：10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析 Part 1
2016台灣死刑判決報告：10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析 Part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