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著看見家暴加害者所受的性別之苦：以李宏基案為例

試著看見家暴加害者所受的性別之苦：以李宏基案為例
 

文/陳亭亘
攝影/周芳聖(廢話電子報編輯)

家暴及殺害兒童無疑是嚴重的刑事案件，然而面對這樣的悲劇，假使從事後諸葛的角度重新檢視現行系統，或許我們能發現對此一家庭暴力「加害者」（現制度內改稱相對人）的服務/約束，是否有發揮作用，若無，是否系統應加以因應調整，以避免更多類似案件的後續發生？

李宏基家暴殺人一案，依據判決書自述：婚後應妻子要求搬到岳家，並於岳家工作，後因工作不熟悉、進修導致時間很緊、錢也不夠，妻子不說話或是一直抱怨，於是人變得很煩躁，情緒上來就會暴怒打妻子、小孩，同時懷疑妻子有外遇，因而核有保護令一三款，後因拿小孩性命要脅妻子不成被判入監服刑，刑中輔導顯無成效，反而加深其對妻子之恨意及攜子自盡念頭，遂導致最終於孩子幼稚園前爭奪孩子、殺死妻子、後以汽車內二氧化碳與女兒共同輕生之舉。

未能幫助到家庭暴力「加害者」的系統，可能衍生更嚴重的犯行

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及兒童權利公約已經推行多年，從判決不難看出這兩個先行的價值已於法界生根，站在人權進展的角度上實應欣喜；然而，透過判決不難看見現行的家庭暴力防治系統在時代的演進下，確已產生限制，從當年的鄧如雯殺夫案誕生的婦女及家庭暴力防治系統，基於保護婦女及兒少人權，避免持續受到侵害，因此「恢復家庭」、「促進彼此理解」、「澄清誤會」的功能較弱，同時系統偏重受害者服務、增能，也因此缺少增進加害者對此的理解、協助，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庭暴力加害者通常有困難理解「法何以入家門」、「我做錯了什麼」、「錯的明明是別人，卻整個系統都懲罰我」，因而衍生對整個系統的憤怒，或將此憤怒轉到特定的個人身上，衍生更嚴重的犯行。

同時，因為家庭暴力系統將他們標定為「加害者」，這往往會導致他們一方面難以接受「加害者身分」、二來難以求助，但他們其實亦可能是冷暴力及性別刻板印象受害者，不知如何面對自己在婚姻關係裡的挫敗、失落、工作上的不如意、妻子的冷淡或埋怨，男性受困於性別刻板印象不能輕易求助、輕易示弱的問題，也往往導致整個家庭暴力防治系統更往女性傾斜，缺乏對男性或加害者的理解，導致惡性循環，其中一個實例即是監所提供之輔導課程不符需求，不僅無法達成讓其轉換視角的目的，反而激化其對前妻(獄中已裁定離婚)的不滿，此一輔導機制實應檢討以回應設計初衷，達到積極促進加害者認知成長、情緒及暴力控制之目標。

令人慶幸的是，家庭暴力系統已經逐漸注意到這件事情，並由保護服務司的預算分配領導，增加對家庭暴力加害者提供支持協助，然而，這件事情仍需要公眾、及受害者及家庭暴力服務者們更多的理解，協助加害者並不是不公平的一件事，而是彌平傷口、促進和諧與情緒平復、終止後續更嚴重案件產生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懲罰的量尺：求死就給死，社會要的是懺悔或只是消滅有問題的人？

基於判決書內資料及上訴資料指出，李宏基曾因自己的情緒失控求診於精神科，並於精神科獲得躁鬱症、或憂鬱症的相關診斷，並持續性地有無望感、因而希望帶孩子們共赴黃泉，同時，因其死意甚堅，於刑事案件請求精神鑑定期間亦拒絕配合、並表示自己若出獄一定會對前妻家不利，以便獲得死刑判決。

筆者認為李宏基之死意甚堅實應繼續深究，而非如同判決書本文所寫的「死者與我皆無憾焉」，便認為死刑對他是合適的判決。

一個不珍惜生命的價值的人，被施以剝奪生命的刑罰，對他是否真的是懲罰？在性別刻板印象的框架下，他不正是因為認為自己被剝奪了完整的家、剝奪了孩子，因此生無可戀，故而走極端犯下嚴重的犯行，對他處以剝奪生命的死刑，他又能理解自己究竟犯下什麼錯嗎？

或許，這反映一個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的社會文化裡，究竟對「犯罪者」有怎樣的想像，我們要的是「每個人都不會犯錯」、「奉公守法」、「排除所有犯錯的人」，或是我們期待「個體能體會到自己所犯的錯誤」、「體認到他其實也擁有選擇，但他沒有珍惜」？

翻開新聞，我們真應該繼續鼓勵男性吞下一切，直到殺人或是自殺嗎？因為家暴保護令衝撞總統府的張德正，違反保護令而自焚、燒炭、槍決自己的男性新聞層出不窮。我們對男性、對家庭暴力、對生活壓力導致的精神狀況下的犯罪，是否能透過李宏基一案有其他的視角，好讓我們調整這個系統，避免繼續產生下一個李宏基？還是，我們依然要選擇認為「犯罪都是個人的問題」、「是他個人心智薄弱」，樂觀且單純的相信我們身旁的男性都能扛起這所有的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