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廢話電子報第91期》

【廢聲廢影】書、電影、音樂、戲劇；所有藝術，都是生命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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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專訪陳以文

因法國文豪雨果於1829年出版的小說《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啟發，而編寫的同名舞台劇即將於一月再次登台演出。很幸運地，我們獲得機會採訪同時擔任此劇「編劇、藝術總監、主演」的陳以文。

閱讀雨果的原著小說及同名劇本後，最引人好奇的無非是他受與台灣時空背景不同的小說啟發而重新創作為劇本並搬上舞台的主要原因。打破我們原先所有猜想，他的原因其實很單純：表演的慾望。一個表演藝術工作者最單純的初衷摻入不簡單的構想，編寫一齣不簡單的戲劇。

「那時想用表演來創作，詮釋一些我認為值得被呈現的人物，我覺得『受困監獄』這樣的人物可能有它可以被表達跟詮釋的地方。那時，我想到朋友吳坤墉曾經跟我聊過一個關於『受困監獄』的故事。於是我詢問坤墉，而他興奮地告訴我他正好想重新翻譯那本小說，雨果的《死刑犯的最後一天》。事隔九年後我想到這件事時，他剛好想翻譯這本書。」於是陳以文看了小說後萌起了編寫舞台劇的念頭。但是，劇本跟小說的本質不同，傳達的方式也因此必須改變。

「小說就像死刑犯的日記一樣在寫他的心情，但劇本如果照那樣的方式，就會變成台上一個死刑犯一直在講他內心的獨白。雖然忠於雨果的原作，但是就戲劇上的呈現來說，我會判斷那樣很囉唆、不討人喜歡。我不希望觀眾對台上的人物反感，我希望觀眾持平看待他。」

而對於小說中未曾提到，卻於劇本內具體描述的罪行，陳以文的解釋相當貼心：「你在看小說的時候，會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會有一個問號沒有得到答案。我不希望我的觀眾有那樣的閱讀感受，我不希望問號那麼大。」並且，「死刑犯的確殺了人，那不是冤獄，但是你會知道他是在那種情況下殺了人。好像跟你我都很近，你我都可能某一天很抓狂，只是你有沒有再遇到一連串的事情讓你爆發。」他在編寫時不僅適當滿足了觀眾的好奇心，也讓我們開始思考，或許社會眼中「十惡不赦」的殺人犯，和一般的人並沒有那麼不同。在劇本的角色設定時，他也留下一位老囚犯的角色希望讓觀眾明白，有一種死刑犯是從童年就注定走上這個角色，一步步沿著軌道變壞，事實上，他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那麼壞。

原著小說中死刑犯朝思暮想、唯一掛念的小女兒前來探訪父親時父女倆的互動更是張力極強、令人動容與印象深刻，然而在劇本中，陳以文修改了這一段，改為由死刑犯的老母親用手機播放女兒的影片給他看，同樣地，也是基於戲劇與小說的差異。「歷史上還沒有一齣舞台劇，可以讓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在台上好好演戲。」透過這樣巧妙的安排，不但成功保留死刑犯與女兒的情感，也排除了年幼演員在舞台上失控、表現不如預期的可能。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在舞台劇中，死刑犯與老母親的對話，幾乎都是台語台詞，若非台語族群的觀眾聽不懂，是否有任何解決、應對的方式？陳以文也承認這是一個難以拿捏、取捨的狀況。「裡面的人物用台語對話，有它的真實感。」雖然先前的演出真的有碰過有人沒聽懂的例子，但是「我不想為了讓人聽懂，而讓角色講國語、變得不真實。老媽媽的台詞並不多，觀眾看到的就是一個很關心兒子的媽媽。」

而在準備演出的過程中，「受困監獄」、「面臨死亡倒數」這樣的經驗並不是人人都有，也不容易想像、猜測，陳以文於是透過與徐自強對談的方式，將未曾有過的經驗內化，藉由蒐集經驗去強化感受。

「阿強給我幾個很強的衝擊——有很多自由受限制的情緒反應，不是你自己想像得到的。例如，他在牢裡的時候，最期望的事情，可能只是希望和家人朋友同桌吃飯，或窗外下著大雨時從鐵欄杆內衝出去淋雨。有自由的人可能沒有察覺、想都不曾想過，但對於徐自強在受困環境裡不經意嚮往的很多事情，不去探索是不易得知的。在徐自強身上，『活在當下』近乎是血液裡的根植，引導著他的生活。」

在這樣揣摩死刑犯的過程中，不論是資料的閱讀、與徐自強的對談，或是真正站上舞台演出，陳以文對於生命的感受也產生了不一樣的態度。「對生命我能夠更看得開，並明白生命原本可稱為有意義和沒有意義的事情。意義在生死瞬間是能夠被重新解讀的，除此之外，也更在乎活在當下，人在規劃未來的時候，當下的愉快便在過程中流失了，而這些規劃可能是不會發生、沒有意義的。」

在歷時約一個半小時的訪談中，我們向陳以文探求創作、演出過程中的種種，甚至還聊起了雨果當年寫作時可能的想法。訪談中，我們看見了他對於藝術創作的熱情、認真、專業及一位藝術工作者對於生命的關懷，藉由自身熟悉的領域，他將原本嚴肅的社會議題透過另一形式來呈現，使大眾能夠更切實感受死刑犯的遭遇和生命走到末日的心情，進而啟發思考。我想，雨果創作此本小說的精神，藉由陳以文戲劇的形式在現代延續，另一條與社會對話的道路也得以於焉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