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個回到人性需求的司法系統： 理解其困難、促成其改變

期待一個回到人性需求的司法系統：
理解其困難、促成其改變

文／陳亭亘（諮商心理師）

圖片來源：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透過《街報》上看到《監獄如果是為了改變人(上)、(下)》這兩篇訪談林文蔚的採訪文章，內心有許多感觸。

身為一個諮商心理師，我對於司法與刑罰感覺一直是矛盾而糾結的，因為我一直期待「罰」應該是基於理解了對方處境以後「不得不」的選擇，但實務上很難有這樣的空間操作，一來並非每個法官或是獄卒都有心理或輔導相關背景，二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經驗的侷限，導致困難理解彼此，特別是那些「跟自己不同」的彼此。在這樣的限制下，當權力握在我們手上的時候，不要濫用，而且要試著貼近對方，談何容易？

我花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才發現一直以來視為真理的「犯罪是個人的選擇，因此個人必須承擔」這件事其實沒有這麼單純，特別是「犯罪」以及「司法系統提供的協助」的落差，往往讓我對這個體系感到挫折，也總是遺憾於這個體系難以發揮他宣稱的功能。

我時常感覺「司法」體系像一位剛正不阿的嚴父，以各種「行為」為標的，評判、訓誡、懲罰，以希望受刑人或青少年能受到威嚇、震懾，體會到國家的力量與自己的錯誤，並因此改正自己的行為，但行為背後的成因為何？個人究竟有什麼委屈、什麼樣的背景、什麼樣的需要、什麼樣的渴望、什麼樣的困境，這些都不見得能夠被討論、理解，也不見得能夠因為「懲罰」而修正，但嚴父只管喝止行為不管成因。

這樣的結果，正如網路文章所寫的「怎麼判斷一個人犯罪」，答以「有沒有被抓到」。

身為心理師，偶爾是鑲嵌在司法系統內的心理師時，我時常感到尷尬。因為我們擁有與法律人員非常不同的「人觀」與「如何引發改變」的信仰，所以我們可能試著貼近當事人的主觀經驗，理解之所以這麼做的理由(但並不涉及認為這樣做是合理或合法的)，並積極引導案主思考長持以往的生活方式是否是自己渴望的，來促成改變；但這樣的過程在司法體系裡應該沒有空間，偶有合作，也可能是期待透過心理師取得更多不願意配合的案主資訊、事證，作為法律審判之用，對案主行為的理由、渴望都不見得在乎，是否能引導案主反思這樣的行為合適度或改變，也可能沒有人在乎，似乎只要審判、刑罰，他們就會自己慢慢體會，慢慢想開，慢慢改變。

司法體系只有「嚴父」，卻不包含輔導與理解的「慈母」。因此受刑人或青少年學會「不要被抓到」而不是「我有自己的渴望與需要」、「我的渴望與需要不見得是錯的」、「如何順應自己的渴望，又符合社會規範」才是重點；我期待司法系統不僅僅提供規範的再理解，同時很重要的事情是協助受刑人、或觀護青少年一個重新檢視自己內心的渴望、是否人生還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過去的經驗如何讓自己走到這裡、假使不改變的未來是自己期待的嗎等等的探索、整理與討論。

回到「身為一個人」的渴望，希望被認同、被鼓勵、被肯定、被承認、有歸屬感等等，回到人性的根源，然後重新檢視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或選擇。而不是僅僅只是從上而下，強力地外加一個權威的聲音，告訴他們「我不管你想要什麼，反正這個行為不行」。

當需求未被澄清，就只能順著本能與衝動行事；當需求需要被滿足，卻不知道更好的替代方案，不管這個行為多麼「不行」，人們仍然可能做這樣的選擇。

特別是在一般生活隔離的收容方式，反而讓他們在失去家庭、友人的支持系統，更難以回到理論上期待的改正或重新適應社會，缺乏其他日常生活一般社會大眾的選擇與刺激，反而讓他們更容易接觸到的是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並就此交流，拉K會包尿布之類的因為沒看過沒聽過有人這樣，所以繼續過這樣的生活。

而現行司法內含的「輔導教化」體系，似乎也加深了這個問題，多數的「輔導」為了衝成效，多採由上而下的「宣導」式教化，你們個別的困難是什麼我不管，反正不要顯現出不服從的樣子就好，只要懂得怎麼裝乖，找你當小幫手、自由多一點、好康多一點機會多著是。但這段期間內，他們的內心究竟發生了什麼轉變？其實沒有人知道。

特別是「扮演一個乖巧的受刑人/青少年」演習慣以後，對於各種可能的協助資源都會設下心防，讓資源更難進入、更難了解實情、更難因人因境的協助他們，在缺乏協助的情況下，要單憑個人一己之力離開既有的社交、生活、習慣圈，談何容易？

「我們希望他變好，能融入社會；但，他有什麼困難，我不想知道。」

我時常期待，我們的司法、刑罰與教化體系有朝一日，能更貼近人，不僅僅是上對下的「糾正」還包含提供過去社會經驗裡未有的矯正性經驗，讓人們可以重新覺察、重新選擇、重新負責、重新開始。不是預設對方是「一個心性頑劣的犯人」，而可能只是一個與我們差異不大、卻機會有限的「人」。

「我們希望他變好，能融入社會；但，他有什麼困難，我不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