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正義的鋼索上 — 法官如何判決重大刑案？
走在正義的鋼索上
— 法官如何判決重大刑案？
編按：本文是陳地瓜法官受邀至哲學星期五演講的講稿，經陳法官及哲學星期五＠高雄同意後，刊登於廢死聯盟網站。
時間：2015年10月16日星期五
主講：陳地瓜法官（台南地院法官，地瓜為他在網路上行走的藝名）
主辦：新浜碼頭藝術學會、哲學星期五＠高雄志工團
本來以為只是來談死刑的，但劉燕玉的廣告文寫得太好了（其實範圍也太大了XD），為了怕人家說她廣告不實，於是我決定順著她的廣告文，先做廣泛性的報告60-90分鐘，然後讓大家告訴我想知道哪些事情，再接續報告....誠實地報告。
最後防線
一、首先，我要提一下我所認知東西方文化底蘊中，就刑事審判部分的差別。在西方，他們觀念裡比較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所以他們不會完全相信政府。在東方的華人社會，總是期待司法是「維護正義的手段」，是比較信賴政府，期待包青天的那種。但我們刑事訴訟法架構，其實是朝向西方思維而設計，所以先天上，我們的司法是往多數人期待的另一個方向伸展。就好像我們希望絲瓜的藤蔓往棚架中心長，結果她一直攀爬到隔壁仇人的牆壁一樣。
例如：日月光案的二審判決若是認為檢方舉證不足，在西方社會的輿論市場主流意見可能會怪行政部門蒐證不力。而在台灣，或許會有「明明就是他們偷排廢水的，大家都知道，就只有法官不知道，鬼島無誤」或「檢方蒐證不足，那你法官自己不會去查！？米虫！」這種意見，而且還會獲得很多的讚。
二、其實，「最後防線」是司法部門承載不起的期待，因為國家機關的架構上，大部分的經費和人力是放在行政部門，而非司法。台大有位教授在演講中介紹，以防止工業污染河川為例，最上游的機制是立法，如果立法者像歐洲國家一樣讓排放廢水污染河川處罰鉅額的罰鍰，鉅額到一被抓到就可能面臨倒閉破產的程度，我猜這個情形可能會獲得大幅改善或解決。而我們台灣，一個企業若要弄個符合標準廢水處理廠，可能要花個100萬。但在104年修法前，只能處罰3萬到30萬元的罰鍰（修正後罰3萬到300萬），若你是業者，你要不要賭賭看？而後的行政稽查是否能落實、能有效防止，則是中段的的防止機制，發現業者違法之後，是不是能詳細取樣採證來說服法院，又是中後段的任務（到這邊為止，都是行政部門應該做的）。
一位任職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告訴我：在行政法領域，行政罰法18條有加重處罰的機制，在他辦案的經驗中，如果能排除刑案被關的因素，大企業及人民畏懼的是行政罰，罰到你腳軟。此外，為行政機關說句話，不負責的政府用極少的人在管制及蒐證。河川巡守人祗二個，如何面對砂石業者? 嚇都嚇死了，如果還敢取締，那真是不怕死的英雄，但他們面對比法官更惡劣的環境，上有長官，外有民代加黑道，很卑微的。到最後起訴進了法院，若能證明業者犯罪或違法，法院的判斷就會大快人心。萬一不能證明.... 在西方社會大眾會怪政府採證不力，在東方社會大家會怪法院包庇惡棍！
三、接下來我要請大家思考：
Ｑ1代表司法權的法院是不是應該和行政權聯手呢？如果要，那要司法權做什麼？都讓資源充沛的行政權去做效果不是更好？
Ｑ2那要不要希望法院在面對惡棍時，稍微放寬一下證據的標準來有效懲奸鋤惡？如果要，大家要不要想一下江國慶？那法官心裡在想些什麼？
四、我曾經承辦一個環境案件，是關於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說明書）是不是故意做不實登載的案子。收案之初，對於證據是不是充足，我是有疑慮的。我那時的想法是，即便環保團體說的事後影響我非常認同，但若證據不夠，我還是要做出環保期待相反的判斷。這個案子很好笑，宣判之後，環保團體在法院門口拉了一個「感謝司法正義」。我從窗戶看到之後，跟我那時的庭長講，他們的袋子裡一定有另一個「司法包庇財團」之類的布條沒機會拿出來用。
我對冤案的看法
一、首先，我要說的是：冤案是無法避免的。以我為例，我相信我一定也曾經冤枉過人家，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件而已。有誰能夠告訴我，世界上在哪裡存在「不會犯錯的機制」？我的高中同學是某私立大學輪機系系主任，我問他，天底下有沒有哪個輪機系統可能確保不會發生錯誤？他搖頭。我接著問他，靠程式、電子訊號和齒輪組合的系統都無法保證不會出錯，你們為什麼相信法官不會誤判人家死刑？他聳聳肩，仍然說他反對廢除死刑。我猜，他怕他自己或他深愛的人變成極端犯罪的被害人（有人說這叫隱藏性被害人），所以他寧可冒著他自己或他深愛的人變成冤案被害人的風險。因為相對風險比較小…
二、剛開始面對死刑個案議題時，坊間有一種說法我是完全不相信也嗤之以鼻的「法官不在意冤枉人」、「法官完全不理會被告的生死」。我心裡想，刑事庭法官最怕的就是冤枉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冤枉人！
結果我把這個看法和幾位非常資深而且正派的老法官，他們竟然說「我們這圈子有啦，但應該是極少數，就跟都更有不顧居民死活的一樣」。他們的回答雖然讓我吃驚，但我相信。於是，我就必須承認我們真的有該死的法官。
三、以下是我這幾年觀察、體會和想像，我認為我的圈子有以下的情況：
1. 首先，我必須跟大家承認，在二十多年前，我們的法官風氣真的不好。我記得我第一年在花蓮地院服務時，那時候新上任的司法院長施啟揚來法院視察，我們的院長在作報告時，強調了「花蓮地院沒有操守的問題」兩次。那時候我很菜，晚上餐敘時，我藉酒壯膽問了一下院長「這不是很起碼的要求嗎？院長你為什麼要一再強調？」。我們家院長慈祥地看著我呵呵笑說「年輕人，你看得還不夠多啦」。二十年後，我調到台南高分院三年，聽了更多更不堪的過往，才知道我們以前真的很糟糕。
2. 當然，當時絕不是全部的法官都在貪污（大部分不貪污的人都在民庭），也不會絕大多數的刑庭法官都會收錢。那些不收錢潔身自愛的法官當然不願意被誤會成貪污的法官。然而，在風氣敗壞的時代，「收錢」常常和「無罪」及「緩刑」掛在一起。於是，在稍有嫌疑的案子，要讓乾淨的法官判無罪，就變成是困難的了。於是，我們的圈子出了不少「乾淨的酷吏」，他們用苛酷來證明或強調自己的清廉。至於會收錢的法官，當然更不會為了沒收到錢的案子讓自己再被側目。一直到今天，那個時代成長的老法官，對於證據五五波的刑案，還是有很多不敢判無罪不敢結案的。我個人認為這個文化和風氣，的確影響了很多被質疑的案子的判斷結果。
3. 另外，我是在80年6月到82年12月間受訓，那時候叫「司法官訓練所」（台大有位教授對這個名字一直不以為然，他認為只有警犬用訓練的，法官的養成應該用的動詞叫研習），現在叫「司法院官學院」。在整個受訓的期間，無論是檢方的還是院方的講座，都一再有意無意地貫輸我們一個觀念：「法院也是治安機關的一環」或「法官也擔負了維持治安的責任」。各位或許會覺得「這有什麼不對？」、「本來就是呀！」那麼我請各位想想，如果有警察在維持治安、檢察官在維持治安夠不夠？還要加上法官一起來嗎？那麼要不要乾脆直接讓檢察官判刑就好了？如果所有的角色都在維護治安，那誰來就「防止冤枉」作把關呢？
4. 前一陣子，我有一天在我的FB上po了這一段話「生怕奸佞之徒逃脫刑責VS.生怕無辜的人冤枉獲罪。這兩種法官我都當過。金見笑」，有位擔任法官十年的律師就回應「無罪推定是王道，法官最怕自認包青天，兩年淺薄心得」，然後我就問他「在這兩年之前，你沒有心得？」，他說「沒有，因為從司法官訓練所就被教育如何將被告定罪，如何將被告問死讓判決更好寫，讓上級審找不到撤銷理由，工作的理所當然，沾沾自喜，何來檢討心得」。我想，這個對話過程說明了我們養成教育出了問題，我們不應該把法官和檢察官放在同一個籠子裡養。
5. 在我年輕的時候，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十個曾經在警察局或偵查中自白犯罪的被告，大概有六個會主張刑求抗辯。連只承認小部分或輕罪，否認大部分或重罪的被告也聲稱他被刑求。甚至原先在法官面前也自白的被告，開了三四次庭之後也來主張被刑求。比例多到讓法官潛意識裡根本不相信或反感此種抗辯。在很多老法官心中，刑求抗辯根本是被告死裡求生的技倆。於是各種光怪陸離的駁斥刑求抗辯的撇步就出現在各種判決裡，例如「經移送單位函覆略稱並無刑求情事」、「經負責詢問之司法警察到庭陳稱並無刑求情事」，或「被告並未舉以實其說」、「無法證明有刑求情形」等等。
6. 其實，在大部分的刑庭法官來說，我們每天面對的都是有犯罪但跟我們說謊話的人，連尿液一再鑑定呈現嗎啡陽性反應的他也否認，然後再驗DNA，驗出來確認是被告的尿液之後，嘿，他承認了。性侵案件的被告也是這樣，被害人身體採集體液驗出被告DNA之前，被告根本否認曾經性交，等DNA報告出爐之後，變成承認性交但主張你情我願，不是強制，再等被害人拿出手機錄音檔之後，才承認強迫被害人。法官泡在這種景況久而久之，對於刑事被告的辯解，常常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甚至潛意識裡的不相信。
7. 我想，造成冤獄的成因很多，以上我講的是法官圈的文化因子，我認為可能不完全，但我深信這些原因影響了法官審判的心態。多年前，有一位比我晚八年出道，乾淨、認真的資淺女法官在和我的一個討論中，脫口而出了一句話「那我就會變成無罪率很高的法官了，我不要」，我才知道，你常常判無罪，你會被認為是異類…。
四、我怎麼看待被救援的冤案？
首先，我認為死刑或冤案救援組織的存在，是一個國家的文明指標（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的法官都如此認為）。我的想法是，其實那些案子都是有不利於被告的證據，問題在於這些證據能不能確保不造成冤獄？如果不能，我認為應該要判無罪，因為這就是無罪推定原則。在蘇建和案最後無罪確定之前，法官和檢察官間就這個問題的討論方法是「案子究竟是不是他們做的？」，我後來認為這樣討論不對，我們應該問「這樣子判，會不會害到無辜的人？」。所以我樂見判刑確定的案子被提出來救援、檢討、聲請再審，因為我根本不相信我們的體制不會冤枉人家。但你要我說「他們一定是無辜的」，其實我是存疑的。但我堅信無辜的生命和青春不應該被錯誤埋葬，我寧願冒著讓壞人走在路上的風險。
但是，我們的國人願意嗎？
如何面對重大案件
一、法官和檢察官不太一樣，法官不喜歡出名，絕大部分的法官不想遇到社會矚目的案件。當然也有那種磨劍十年，靜待著天意降臨（分到可以對社會表示意見）的法官。舉例而言，我很期待辦到那位把蔣介石銅像拉倒的案子（沒有分到），我也很高興我們這一庭辦到成大光復校區案。不過，當我知道鄭捷案發生在台北的時候，我是鬆了一口氣的，像個俗辣！
二、台灣社會有一個現象，就是刑事案件莫名其妙地超級相信媒體的報導。簡單的講，就是不加取捨地相信行政機關給媒體發佈出去的訊息。然後鍵盤評論家就會大量出現。你說這些情形會不會造成法官心中的壓力？當然會。我們雖然是恐龍，但我們還是住在台灣呀。其實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合理的法官，就應該知道他做了什麼樣的決定，會受到如何的肯定或幹譙。以鄭捷案為例，法官應該清楚，他判了死刑，大部分的公民不會罵他，只剩下一兩個律師和廢死聯盟虛弱地表示遺憾。若他們沒有判死刑，只判無期徒刑，法官就應該能預測，他將會被鋪天蓋地的批評，甚至網路上會有人詛咒法官的家人和小孩。因為這不是困難的預期，所以我認為如果無法分辯可能面對的社會評價，應該是腦力不及格的法官。
三、接下來就是如履薄冰地進行審理，小心翼翼地依照教科書版的程序進行，因為任何的錯誤，都會變成焦點，所以我有點好奇那位審理謝依涵的二審法官，竟然會送被告與死刑有關的小說（他為什麼不送檢察官廢死聯盟的期刊？）；那位「殺警案」的審判長，竟然會叫被告寫悔過書（意思是已經判有罪了秀？）。這不是討罵挨嗎？接下來，決定事實、決定結論。在決定的過程中，如果你的決定「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那恭喜你，你不會挨罵，甚至可能「被欣慰」。如果你的決定「悖於社會的法律情感」，那也恭喜你，等著被報紙、電子媒體、名嘴甚至法官群體的幹譙吧！那些名嘴的助理甚至會把你以前的糗事挖出來再數落你一次。
四、是有法官在決定結論前，選擇接受「社會的期待」啦（或稱屈服）。我常講以前的法官要對抗的，是黨國不分的體制，以及行政上級的干預與關說。現在的法官要對抗的，則是輿論。
五、以我自己的經驗為例，我所屬的合議承審了台南曾文欽割喉案。當我們作出無期徒刑的決定時，合議庭三位法官都知道我們會面臨排山倒海的批評。但我個人沒有預測到的，竟是法官論壇沒有一篇貼文肯定我們，全部都是批評…（可能是有我沒有看到）。我相信一定有法官認同我們的，但沒有貼文，沒有任何一篇匿名的貼文支持我們的決定。
如何回應社會的批評
一、2010年7月，高本院的陳榮和法官在辦公室被扣搜到200萬元，看到這則新聞，我就跟同事講「從今天起，我們要過十年的唾面自乾的日子」。因為坊間「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傳聞第一次得到證明。結果同年9月，台灣就爆出白玫瑰運動。自此之後，台灣社會對司法的評論越來越不堪。前幾天，我看到一個司法院做的信任度報告，信任度向下徒降的時間，恰好就是2010年。我想，絕大部分的法官對於社會對於我們的蔑視，除了感到傷心無力外，還有憂慮。這麼講吧，在三權分立的體制，司法權是一種光桿權力，她要發生影響力，靠的是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否則，法院的判決其實只是一張白紙，無三小路用。一個大部分民眾不尊重司法權的社會，絕不會是個成熟穩定的社會。此外，當法官不被尊重之後，我們要如何要求他們自重？但我們的表現夠好嗎？不夠啦，有時候我在法官論壇上看到法官把廢死聯盟、民間司改會和平冤協會當作仇人的態度，我還真的覺得我們不配得到人民的尊重。
二、這麼說吧，法官作出判斷，接受各界的批評，應該是職務的一部分。以我而言，社會要如何批評我的判決，其實我在宣判之前就猜出八九分了，沒有猜到的一二分，就是讓我們反思的素材。但經驗上，常常要半年之後才會有思考後的收獲。我必須要這樣講，任何法官的決定，都未必是最好或最正確的，最好或最正確的決定是什麼，只有天曉得。我們只能盡力去思考去尋找。那其他法官如何看待社會的批判呢？坦白說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去問，因為我看到聽到的都不是反省的聲音…
結語
最後，因為今天來演講我超級緊張，於是我把講稿先傳給一位比我資深的法官看，以下是她的評語，我想用來當今天的結語： 「破題放在東西文化差異，有點出我們的鋼索不一樣，西方的是鋼索，我們的是草繩。何以故？下面鋪陳的法官操守， 養成教育，與科員心態加上媒體與我國輿情讓這條繩子變草繩，讓法官走在草繩上很難找到平衡點，因為，更擔心墜落，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