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教案暑期工作坊主題演講：思索斷頭台
廢死教案暑期工作坊主題演講：思索斷頭台
錢建榮（桃園地方法院法官）2015/7/2
這真是條奇怪的法律，它只管自己造成的謀殺，
卻永遠不知道它阻止了甚麼謀殺。
～卡謬(Albert Camus) 思索斷頭台
模擬憲法法庭在5月26日宣判死刑法律違憲，不到三天，高等法院在5月29日上午，更一審再次宣判八里雙屍命案的被告謝依涵死刑，有人說這像是打了模憲法庭的臉：模擬就是假的！但就在死刑判決的同日下午，北投文化國小就發生八歲小妹妹被殘忍割喉殺害的案件。這才是最狠的打臉：死刑真的能嚇阻殺人犯罪嗎？
媒體報導小妹妹解剖發現有胃痙攣，法醫認定死前處於極度驚恐狀態。兇手龔重安坦承因為失業不想活又沒有勇氣自殺，所以隨機找小朋友下手，他聲稱要當鄭捷第二。與鄭捷一樣，都想藉由國家的死刑來達成「自殺」的目的。正如卡謬說的：「罪犯想要的不只是犯罪，他還要隨之而來的不幸，甚至是極大的不幸。當罪犯的這種詭異慾望膨脹起來、進而支配了他的行動時，死亡威脅不但無法阻止他犯罪，反而還讓它他更瘋狂。於是他把殺人當成了某種尋死的方式」。
小妹妹莫名其妙的死亡，引發社會譁然，群起激憤，甚至包圍派出所要痛毆兇手說要幫小妹妹出氣。是給自己出氣吧？憤恨社會為甚麼養出這樣的魔鬼？為甚麼不趕緊殺了魔鬼？於是一股腦兒氣全都出在反對死刑的人身上，廢死聯盟首當其衝，早見怪不怪。最弔詭的是，這個國家可從來就有死刑，而且沒有放棄執行過，從馬政府上任以來，年年執行，已經殺了26條人命。果然還嫌不夠，就在六四，中國屠殺人民的紀念日隔天，小妹妹死後一週，火速又處決了6名死刑犯，將臺灣政府屠殺人民的數字推向32人。
死刑就是國家殺人，合法殺人還是殺人，管你司法證據確鑿或根本不堪檢驗，國家就是沒有權力殺人，更不能假人民之名殺人。
不論是為了平息眾怒或試圖轉移政治焦點（上次執行是學生反服貿，這次是有人走進某人朝思夢想的白宮），民眾怪罪治安不好，沒有安全感，國家就把「庫存」的死囚拿出來解決幾個？這就是把人當工具，不把人當人，將人視為他人的客體而對待，就是違反「人性尊嚴」。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前言都表明對於人性尊嚴的肯認與保障。我大法官更多次宣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是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核心價值(釋字第485號、495號、550號、567號、585號、603號、631號、664號、689號、708號、712號解釋)。釋字567號解釋更直接表明：「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律規定，亦無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改造，皆所不許，是為不容侵犯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否定生命存在的價值，就是否定人的價值，否定人性尊嚴。人性尊嚴受絕對保障，直接剝奪人民生命的死刑，是對人性尊嚴的侵害，單憑這點死刑就是違憲的。
張娟芬在模擬憲法法庭出具的協同意見書中提到：生命是人性尊嚴的唯一載具，一人一具，不可替換。《伊索寓言》裡有一則故事說，狐狸請鸛鳥吃飯，結果狐狸自己飽餐一頓，而鸛鳥餓得半死，因為狐狸準備的是一碗湯，鸛鳥的尖嘴怎麼樣也喝不到那碗湯。載具不對，載體即無法發揮存在的意義。如果憲法保障人性尊嚴而不保障生命權，則何異於奸巧自肥的狐狸？「看得到吃不到」的憲法保障，是把人民當呆頭鵝，怎麼可能贏得人民認同？
政府迷信死刑，主要仍來自於廣大民眾對於社會安全與正義的「渴望」，簡單的說就是認為死刑能嚇阻殺人犯行一再發生；死刑比終身監禁更能預防犯罪；特別是死刑是唯一能滿足社會大眾懲罰殺人者所需要的刑罰。
鄭捷與龔重安的例子證明，死刑不僅不能嚇阻殺人，反而促成更多人被殺。人類歷史不放棄以死刑「懲罰」殺人犯，但謀殺者沒有因此消失無蹤，「殺雞不能儆猴」，或者說干猴子甚麼事？事實上，早已廢除死刑的國度，尤其是歐盟國家，兇殺案的數目沒有增加；在每年執行死刑最多的中國，這些強國人間的犯罪，不止是殺人罪，仍然居高不下。誰敢據此推論，斬釘截鐵說，死刑真的有嚇阻效力？社會上永遠都會有情緒不穩、鋌而走險，甚至是病態的人，更別說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殺人情境中的所謂正常人。「社會得承認，自己在殺人的時候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或是做甚麼，社會其實也知道，這些令人反胃的儀式非但不能嚇阻住民間輿論，反而會在民間激起犯罪，或是使其陷入慌亂不安」（卡謬）。
認為死刑比終身監禁更能預防犯罪的想法，無非是出於無知的恐懼。社會大眾不信任無期徒刑，總覺得殺人犯會再重出社會，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甚至常見「只是關幾年就假釋出獄」的誤認，卻不知我國的無期徒刑必須服刑滿二十五年始得申請假釋，假釋是否核准仍須法務部決定。換言之，只要法務部認為不符假釋要件就可以否准。某種角度，在現行假釋的操作上並非不能形成「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效果。更遑論民眾談死刑與無期徒刑的差別，好像當作是必須在「死刑」與「讓犯人逍遙法外」之間的抉擇，但實際情形是殺人犯仍必須受到長期（至少二十五年）監禁的嚴酷懲罰。有時候生比死更痛苦，也只有生才能感受到懲罰的「威力」。
許多人從應報刑的角度支持死刑作為刑罰的目的，但只能制裁卻不能預防的刑罰，他真正的名字是「報復」，不是「應報」。南非憲法法院成立後的首件判決就是宣告死刑違憲，這段理由說的好：「被害死者親友希望伸張正義的怒氣，加深了社會大眾對此類犯罪的厭惡感。這種厭惡感，很輕易的變成要求報復的聲音。但是死刑並不是社會大眾對罪行表達震怒情緒的唯一方式。我們早就脫離了古早以前，直接從字面解釋聖經上所説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年代。罪行與罪責在某種程度上必須相當，但不是說兩者一定要完全一樣。如果有人惡意傷害他人，弄瞎別人的眼睛，國家並不會將犯罪行為人的眼睛也弄瞎；如果有人犯了強姦罪，國家也不會把犯罪行為人去勢，把他送進令人屈辱的監獄。如果有人犯下殺人罪，國家也不需要冷血的殺害他，以表達國家對這種行為在道德上的震怒。對該名罪犯判處非常長時期的刑罰，是另一種表達憤怒情緒與懲罰罪犯的方式」。
南非大法官奧比．薩克思在協同意見書中也特別就死刑作為「刑罰」的效果，強調：在暴力發生很久之後，才處決一個已被綁手綁腳的人，就完全不符合使用武力的比例原則，也不能算是正當防衛。從某種角度來看，除非行刑手法殘酷，否則「致死的刑罰」本身就充滿矛盾。前半段的「致死」，讓後半段的「刑罰」沒有可執行的餘地；死囚只會被消滅，而不會被懲罰。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關在監獄裡面幾年，是一種懲罰；可是一具屍體是沒有辦法再被懲罰的，最多只能加以肢解。因此，死刑並不是憲法對個人的刑罰，而是要將低於人性的罪犯，從憲法的視界中刪除。
更別說這種報復的不義，更波及死囚的親人。被害人親屬的哀慟大多是無窮無盡的、通常也渴望復仇。被害人親友固然得以報仇雪恨，但囚犯的親人卻因此經歷了無以復加的痛苦，然而這種折磨稱不上是正義公理。一位母親或父親在幾個月當中的期待、在會客室裏與犯人講些場面話的片刻、最後則是處決的景象，這些都是對死囚親屬的折磨。但這些折磨並未被施加在加害人親友身上。無論被害人親屬感受為何，他們都不能要求一種比犯行還要過份那麼多的報復，不能希望這個報復如此殘酷的折磨那些對自己的苦痛感同身受的人。
以嚴格審查基準，我們可以確定立法者對於死刑的上述立法事實的調查，全是基於沒有根據的假設，不然就是無從明確證明。死刑作為刑罰，既不符適合性原則，更通不過最小侵害原則的必要性原則的檢驗。
一定有人會說，大法官釋字第194號、263號及476號解釋都已經宣告死刑合憲，死刑還有可能違憲嗎？。先不說釋憲實務也要與時俱進，南韓憲法法院歷經25年，5次釋憲判決，才確立通姦罪違憲就是一例。我國大法官也不是沒有推翻解釋前例的經驗。釋字第194號、263號都作成於戒嚴或甫解嚴後，解釋標的都是「絕對死刑」，我國現今的死刑法律都是「相對死刑」，至於解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合憲的釋字第476號解釋，距今也超過16年，這中間我國已簽署兩公約，並制定《兩公約施行法》，這就是開啟補充或變更解釋的鑰匙。《公政公約》第6條第6項明定：「本公約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而延緩或阻止死刑之廢除」；第7條前段禁止酷刑：「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南非憲法法院法院討論死刑的合憲性，就不從是否欠缺正當法律程序出發，因為南非憲法沒有像美國憲法第14條的類似規定：無論何州，不得制定或執行損害美國公民特權或豁免權之法律；亦不得未經「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剝奪任何人生命、自由或財產。這也是美國實務認為只要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並非不能處以死刑及執行死刑的依據。
同樣的，從我國憲法結構推知制憲者原意，發現制憲者也不贊同以正當法律程序就可以剝奪生命權的可能性。固然我國憲法不論是起草或制定當時，刑法早就施行，所以制憲者繞個彎，以「生存權」的字眼取代「生命權」（憲法第15條參見）；此外，制憲當時（1947年），早就有美國憲法第14條可以參考（1868年），但我國憲法顯然沒有類似規定，反之，除了憲法第15條明定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外，就正當法律程序的限制，是規定在人身自由，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換言之，以正當法律程序可以侵害的，只及於「人身自由」，不及非生命權。而我國憲法第8條的規定體例顯然與《公政公約》第9條（註1）類似，而《公政公約》就是將生命權（第6條）與人身自由（第9條以下）分別規範，且允許侵害的強度不同，前者絕口不提正當法律程序，後者始有正當法律程序的明文。由此可知，我國憲法與美國憲法不同，而與公政公約類似，不允許經由正當法律程序即可剝奪生命權的說法。
更別說最高法院的死刑判決真的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嗎？至今進行的言詞辯論，僅限於量刑辯論也就算了，竟從無一件提解被告到庭陳述，形成所謂「異鄉人」 （註2）的審判。在無特別規定得不提解被告陳述之下，「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行審判」且「未與被告以最後陳述之機會」，這根本構成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6款、第11款的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事由。除此之外，法官剝奪被告生命，竟然不見被告最後一面，未給予被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明顯侵害正當法律程序建構核心的「聽審權」，損其訴訟防禦權。
至於最高法院的量處死刑理由更是千篇一律，以進行言詞辯論確定死刑的三件案子為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46號（陳昱安案）、102年度台上字第2392號（林于如案）、102年度台上字第2573號（邱合成案，共犯陳志仁）。除了根本未呈現言詞辯論時，檢察官與辯護人的論述（至於從來無緣踏入法庭的被告想法或感受，更是被置諸腦後），仍難脫職權主義下，法官自說自話的窠臼外，扣除關於犯罪事實的重複描述後，第一案剩下的就是「經再三斟酌，認上訴人之行為實已達人神共憤而為天理、國法所難容，應維持原判決量刑與法則之適用，以彰顯國法尊嚴與維護法治、倫理制度」幾字；第二案則是「短時間內再以上揭手法毒殺其夫，所為國法、天理均所難容，其人性既泯，已難有教化之可能」；第三案「認其行為已達人神共憤，而為天理、國法所難容，求其生既不可得，認應量處法定最重之死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這到底是誰抄了誰的理由？最高法院寫了幾十年的量處死刑理由，還是只會這幾句形容詞？這樣的寫法，只怕得出無期徒刑，甚至有期徒刑亦無不可。
至於此處「人神共憤」的「神」在哪裏？「天理、國法」又是甚麼？最高法院最慣用的「求其生既不可得」更是諷刺，全篇判決理由有提到如何試圖求其生嗎？究竟是寫在哪裏？不如說自始就是「求其死」吧？國家殺人根本不需要理由！最高法院真要剝奪人民生命權，至少先寫出個像樣的理由吧！
眾所皆知，大法官始終逃避再次檢驗死刑合憲性。不論是人民或法官的聲請，都一再被不受理終結。我們認為，最高法院應該更積極的扮演人權護衛者的角色。取而代之，亦不為過。藉由審理死刑案件上訴的機會，將言詞辯論的層次拉高到死刑的法政策辯論，以《公政公約》第6條、第7條為主軸，勇敢指出死刑殘暴酷刑的本質，宣告死刑違反兩公約的生命權保障意旨而無效；尤有甚者，更應發揮憲法意識，質疑死刑的合憲性，由最高法院停止審判，聲請大法官解釋。
廢死沒有最佳方法，但所有廢死國家，都是先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暫停執行死刑。沒有國家如台灣，左手宣示未來廢死，右手卻不斷製造死刑及執行死刑的。尤其兩公約簽署與施行法生效後，廢死就是法律誡命國家的義務。當政府，甚至大法官都在迴避這項神聖的任務時。最高法院更應責無旁貸、義無反顧，大法官不做的，我來做。認真面對兩公約及憲法，從拒絕死刑判決做起，要求行政權停止執行死刑，更督促大法官宣告死刑違憲。只有司法權玩真的，行政、立法兩權才會真誠面對國家義務，落實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的要求。
最後，我們還要思考的是：有甚麼樣的社會就會有甚麼樣的罪犯。整個社會口口聲聲代表被害人要嚴懲殺人犯，但我們真的清白無辜嗎？社會本身對於這些殘忍甚至幾近變態的犯罪，真的完全沒有責任嗎？
註1：《公政公約》第9條：
一、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
二、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
三、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報，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場。四、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
五、任何人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註2：包括其他違法程序，請參見錢建榮，最高法院死刑量刑辯論淪為「異鄉人」的審判，全國律師，17卷7期，2013年7月，22至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