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差別攻擊事件的篩選談起
從無差別攻擊事件的篩選談起
文/陳亭亘(諮商心理師)
討論公共政策前,讓我們談談「銅鋰鋅」的限制
同理心,或現在被戲稱的「銅鋰鋅」,時常引導出一種概念,也就是「有同理心就等於該原諒」,導出一種類似「有同理心」=「不追究行為」的概念,然而,這其實是對「同理心」的曲解。
「同理心」指的是理解對方所處的脈絡、所經歷的心境、理解對方的狀態;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不管怎樣都接納他的行為」,因為這是錯誤且不該發生的事,理解對方的處境,跟接納對方的行動是兩件事,也因此網路上時常譏笑「同理心」為「銅鋰鋅」,諷刺這種將同理跟接納行動混為一談的狀況。
那麼,究竟是什麼讓「同理心」一詞這麼熱門?主因在於,我們時常在討論各種公共政策時習慣性地排除「非我族類」(以自己的現況思考公共政策,而非跳出自身框架思考公共政策對各種不同群體造成的衝擊,反而往往導致公共政策成為各種利益團體的鬥爭之地)。
因此,為了讓人們能「超越自己的現況」、「跳出自身框架」思考議題,故而有許多人提倡「同理心」,希望讓人們可以靠近彼此、靠近不同的生命經驗與處境,好想得更深刻;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同理」等於「對方所做的都不需負責」。
針對無差別殺人/攻擊事件的幾個反思
我個人很喜歡《姐姐的守護者》的作者朱蒂‧皮考特的書,在她的小說中時常以「多主角自述」的方式進行,在這種方式之下,我們時常發現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而不同的主角站的角度不同、需求也不同,因此導致故事裡那些難以調停的衝突,但或許,他們都各自成理。而這,其實就是面對公共議題時的難處,我們時常誤以為有一個選項可以通往全部都好,卻很少發現選項帶來的負面影響。
因此,以柯市長針對社會疏離份子進行「篩檢」以確保安全一事來說,有幾個重要的選擇,好讓我們判斷這樣的政策是否真的是我們渴望與想要的。
(1) 篩檢與過度診斷的一體兩面:
假使以心理測驗或公共衛生對診斷的敏感度角度來討論,任何「測驗」、「檢驗」都存在誤差,當期待能辨識「每一個潛在有社會攻擊可能的個體」,則可能辨識出許多「假陽性 (實際上不見得會進行社會攻擊,卻被辨識為有攻擊意圖的人)」。
透過「診斷」似乎可以有效地讓「有攻擊可能」的人被辨識出來,對社會群體而言似乎是好事;然而,那些「沒有攻擊卻被辨識為有攻擊可能」的人又該怎麼自處跟處理?面對「不確定什麼時候會發生的社會攻擊」進行篩檢,除非他真的動手了,不然你無法辨識他「真的會攻擊」,但一旦他被篩選為「有攻擊可能的人」,則整個社會都會認為「他可能會攻擊」,進而導致疏離、歧視、及缺少支持,而這反過頭來加深了他成為一個「攻擊社會」的人。
當我們確定自己不論如何不會被這套測驗系統辨識為「有社會攻擊可能」的人的時候,不管這套系統「如何辨識可能攻擊」的人,都與我們無關;不管他究竟是「真的本來就有社會攻擊意圖」或是因為「歧視導致社會攻擊意圖」那都不是我們需要在乎的,因為這些人被篩選、隔離了就好。問題是,假使我們會被測驗辨識為「有社會攻擊」的人呢?那時候,我們希望自己獲得這樣的待遇嗎?
(2) 用關懷與陪伴,取代分類與批判:
我時常認為,歸結到底,是我們的文化對於「風險控制」有一種近乎偏執的需求,且期待權威者、家長、政府等「負責確保我們的安全」,而我們則以「放棄自主思考及服從指示」來換取這樣的保護。
這種狀況導致政府單位努力地加強各種社會控制,以確保不會有各種違反大家期待的事情發生,也導致我們面對「風險」時,顯得難以面對、處理、調適,而往往淪為指責。
然而,面對這些「風險」時,應該從幾個部分理解:(一)針對風險的心理建設:理解風險無所不在,對已發生的問題不採取追究責怪的態度;(二)針對風險發生的原因系統性檢討:不管有什麼制度、規範,問題就是發生了,那麼一定有理由,理解並修改之;(三)針對人類與人性多一些理解:受限於華人的文化傳統,時常要求「符合角色規範」的行為處事方針,面對不符合角色規範的錯誤,我們時常採取大肆撻伐與攻擊,且基於各種工具性的理由,對人們進行分類與批判,好維持社會整體的運作。
然而,當目前社會的許多議題正逐漸浮現之時,如果我們繼續透過分類與批判好繼續維持運轉,事實上是讓已經疏離的份子更疏離、被汙名化、難以有正向的連結與支持;倒不如用關懷與陪伴來取代之,不是讓疏離份子徹底被社會辨認並排除,而是透過日常生活裡「每一個人多雞婆一點」,將疏離分子轉為不疏離、能積極參與社會、感到自尊自信,似乎才是解答。否則,我們將一直不停創造各種分類、並反覆割裂彼此、汙名化並將彼此從這個社會裡排除;而非創造一個能讓彼此都感到支持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