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型正義─專訪吳豪人
「死」型正義─專訪吳豪人
採訪撰稿/葉宇軒（廢話電子報記者）
攝自奧許維茲集中營。
死刑，當它做為政治的手段，活躍於政治舞台，會是怎樣一幅光景？
古往今來無數政權興替中，我們已經看得太多：誅除、肅清、屠戮、殘殺──對當權者而言，政敵、百姓、異議者乃至前朝遺民，在飽含政治算計的「依法行政」裡頭，取他們的性命，不過是一句話、甚至一個眼神的功夫。「死刑」的存在，正為了許多心懷不軌的執政者，開啟一扇方便之門，而我們引頸期盼透過完備法制能夠捍衛的正義，蕩然無存。
若說死刑與政治的關係，早是法政治學由來已久的命題，那麼「轉型正義與死刑，有什麼關係？」這恐怕就令不少人費解。因此，我們特別請教精研法學及人權思想的輔仁大學法律系吳豪人副教授，以平易近人的語言，淺顯易懂的舉例，和我們一同探究其間隱而不顯，其實唇亡齒寒的幽微關聯。
天上掉下來的「挪威傳奇」？
幾年前挪威極右翼的無差別殺人案，對台灣的廢死及反廢死陣營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案件。挪威政府沒有因此恢復死刑，時常被廢死方用以宣傳其理念，對於反廢死方來說，挪威政府恐怕一夕間成為任用最多精神病患的政府單位。但是，吳豪人有話想說：「很多人其實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這麼快樂、幸福、進步的北歐國家，有沒有轉型正義？」
時光回溯到二戰前後。當時，挪威被納粹占領，國內欣賞納粹主義者，也組織了納粹政黨，經由德國人的扶植奪得政權，在許多挪威人民眼裡，全是成群的「挪奸」，戰後，這些以挪威軍人與政治家維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為首、曾為納粹效命且為數眾多的挪威人，全數遭到監禁，面臨一系列嚴峻的審判。該魁儡政權的閣員幾乎全被判處死刑──畢竟二戰慘況記憶猶新，舉國悲憤。然而，其中有一人例外：魁儡政權的文化部長。
毫無差池的，這位文化部長一二審迎來了兩張死刑判決，戲劇化的翻轉，緣出本無關事證、在其他判例中幾乎是走過場的第三審：法律審。
在挪威的訴訟制度中，第三審並未強制被告出庭，然而被告若希望出庭，也未加禁止，於是，這位前文化部長便持之以恆的，每次開庭皆列席在場。每天每天，在合議庭的法官面前，他或坐或站，等待著判決。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穿著一套與眾人相似的西裝，既疲憊、悲傷又驚慌，很普通很普通的樣子。他具有律師資格，曾經做過律師，我們很容易想像他若未在戰中「失節」，現在庭中侷促不安的很可能會是另一個人，而他很可能正是那個被告的律師。每天每天，他準時出現，按耐著等待。最後，合議庭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竟出人意表地判了無期徒刑，而沒有判死刑。
怎麼會這樣呢？
其中一位法官如此回憶：
「我實在沒有辦法在他身上看到那些，我們期待要看到的……那些怪物、怪獸、瘋狂的、殘暴的，擁有一顆邪惡的心的那些。全部沒有。」
「我一直看一直看，都只看到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普通的人而已……」
「我們致力於清除這些骯髒的邪惡的東西，剛開始我們殺了好多好多人，叛徒、罪人，我們好氣好氣，但是殺到後來累了、疲倦了，氣也消了，再仔細一看，這些人跟我們有什麼不同呢？就真的非除掉不可嗎？他們跟我們有什麼差別？」
突然之間，手於是軟下去了。
「相對的，我又想到另一件事。」吳豪人喝了一口水，接著談起同時期的另一段歷史。
「二戰時，挪威居住許多挪威籍的猶太裔，納粹入侵以後，便把這些人都給帶走了。但是人數太多，公車、火車都不夠，怎麼辦才好呢？於是納粹政府便徵用一台一台計程車，一車一車載猶太人去港口搭船，轉運集中營。大家都知道這些人一旦離開，就回不來了。然而多數挪威人對此毫無反應。二戰結束後，紐倫堡大審期間，挪威人才像是突然驚覺：儘管他們對於被納粹佔領耿耿於懷，甚至大動肝火殺了許多「挪奸」，但是，面對納粹迫害猶太人這個更巨大的邪惡，他們當時毫無作為，甚至失憶至今。」
──若我們真是那麼可敬的民族，我們不能接受外國的統治，我們甚至嚴厲懲罰那些我們之中的叛徒，那我們為何可以眼睜睜看著這些無辜的生命在眼前被帶走，而不做任何表示？
「挪威人不是天生就比較文明。沒有那回事。」所有進步的思想，都是經過反省的：經過激情，也經過暴力。
當時紐倫堡大審的判決，幾乎無一例外地，全是死刑、死刑、死刑，彷彿我們要根除邪惡可怕的納粹思想，只能透過這樣澈底的趕盡殺絕──而這與納粹想透過種族清洗摒除「骯髒的猶太人」，其邏輯不正完全一致嗎？
最後，我們其實會發現，納粹分子絕非怪物。事實上，他們的存在完完全全棲息於人性一個可能的部分，我們急急忙忙想除掉那些「怪物」，不過是想藉此證明一件事：我的身上，沒有那種怪物。我們完全無法理解他們、我們跟他完完全全不同。
我們想證明這件事。然而，當真如此？
竊鉤者誅，竊國者……
轉型正義之所以存在，代表的正是在轉型之前，我們所面對的都是極為龐大的不義。不是一條兩條人命，而可能是數萬、數十萬條人命的滔天巨惡，它不但是有效率的、組織化的，更將許多人變成共犯，每個人負責一個殺人的環節。
「刑法的理論上，這些全是『共同正犯』，應同罪論處。」就納粹黨的暴行而言，不只那些執行死刑的軍兵、官員，理論上來說，整個國家的德國人，除非能證明自己曾抵抗納粹政權，否則依法都該判處死刑──但這顯然不實際，也太過殘酷。而且，經歷了這些極大的不義，往往舉國百廢待興，「依律當斬」的，全都是寶貴的勞動力，有人甚至是某些領域的菁英，除了死刑，他們的贖罪還有沒有其他可能？但他們又是這麼恐怖的罪人……
回答這個兩難的，是魁儡政權的文化部長所暴露的關鍵事實：那些我們以為三頭六臂的邪惡，都只是再平凡不過的人。於是我們伸出的手指，便再沒有辦法伸直。
如果我們身上都不帶有任何一點「怪物」的影子，我們又如何在別人的身上，看到怪物？就如漢娜鄂蘭對艾希曼的側寫──她再沒有看過比他更平凡更無聊的人了，但他卻負責了那六百萬條生命的消逝。那樣的瘋狂並非來自於艾希曼本身，而是整個世界的歇斯底里，正好在他手下集約的發生。那我們又該如何罪咎其身？
轉型正義的核心，是「不再發生(never again)」，是要去追問那些龐大到我們幾乎難以想像的罪惡，真正的原因，而非處決首謀，便天真的認為事件告終，never again。那些罪惡至少是有很多人幫上一把、有人合作、有人默許、有人甚至不敢反對，才讓一切失控至此。
死刑的邏輯是以暴制暴，然而，在轉型正義的視角下，最可以看見它的荒謬：以暴制暴的前提，必然是有一方的暴力，已經輸給了另外一方，比如死刑犯，其暴力已經先輸給了國家，於是國家才能夠好好的懲罰他們。然而，當死刑的暴力輸給了我們想它對抗的對象，又該怎麼辦？
如果今天犯錯的人，無人能動、無人敢動─比如蔣介石，比如現在正直挺挺安座高位的某些官員─我們也只能摸摸鼻子告訴自己，啊，這是天災。豈不謬哉？
死刑的意義，承平時或許難以透析，但劇變一旦發生，便顯得前所未有的無力──殺一人兩人被判死刑，但殺上一兩百萬人，你就突然之間，奪得了政權。
那麼，死刑給我們的教訓，不過就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正義：轉型與死刑
「說自己不清楚死刑與轉型正義的關係的人，若非太謙虛，就是太看輕死刑了吧！」
終戰至今，對於人、對於正義、對於未來，真正在思考的，不是美俄那些「贏了」的國家，而是「被放過」的那群，比如德國，比如挪威。吳豪人說，徒具形式的轉型正義，對於台灣人的正義觀傷害極深：我們總是不相信遙遠的正義，而心急於摧毀眼前的「危機」；不願意嘗試共同弭平創傷的歷程，而預先否決更生修復的可能。
但是，死刑面對我們能夠想見的、最猖獗的邪惡，卻完完全全，無可奈何……
我突然想起，訪問吳豪人老師那天，正好是鄭捷案一審判決，結果宣讀的日子。
春意希微，天氣微陰。前方還有很長的路，必須相偕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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