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送達的遺書》：9封遲來的掛號，台灣簽收。─專訪本書策畫葉虹靈
《無法送達的遺書》：9封遲來的掛號，台灣簽收。
──專訪本書策畫葉虹靈
採訪撰稿/葉宇軒（廢話電子報記者）
在台灣，二月份的社運關鍵字，非「轉型正義」莫屬。
從民國36年2月28日開始，經過白色恐怖時期，直到民國76年解嚴前，撤守台灣的國民政府妄用極刑，無論是異議人士或者無辜民眾，皆在以自保為首要目的的黨國政治中，成為槍下亡魂。其間受難人數粗估多達上萬人，堪稱臺灣史上規模最大、情事最嚴重、延續時間最長的國家暴力。威權統治的時代，這段歷史在情治單位的施壓以及種種自我審查下，遭到噤聲，直到近十幾年來才廣泛被談論、研究，進而獲得平反的可能。
這個國家，今天有了好消息。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以下簡稱真促會)在今年(2015)初，以白色恐怖年間，受政治迫害而死的人犯所留遺書與家書為主軸，圍繞著民主自由全面棄守的年代，政治犯與家屬的生命故事，出版了《無法送達的遺書》(衛城出版)，在新年期間的台灣書壇和各大通路掀起熱烈討論，上市不到一周即緊急二刷。本期廢話電子報特別訪問了真促會執行長、同時為本書策畫的葉虹靈，和我們聊聊這本兼具學術的嚴謹與故事的親民，話題性十足的作品！
透過文字，讓歷史對話
「我們想要把它做成一本好看的，但在歷史細節上又很嚴謹的白色恐怖入門書。」開門見山地，虹靈清楚說明了對這本書期待。目前市面上相關出版品不脫當事人第一人稱的口述資料，或者夾有虛構成分的文學作品，《無法送達的遺書》試圖跨越兩者的藩籬，以一種文學性高、好看又不脫離歷史脈絡的方式書寫，除了向民眾訴說這段台灣重要的歷史，本書的出版，更帶著一種或許不得不是後見之明的意圖──既包含同情理解的溫厚，也兼有擇善固執的堅定：
「在書寫過程中，我們也試圖去動搖某一種，或說某兩種？……恩，應該還是一種──因為其實都是同一種，僵固歷史認識的民族主義敘事框架。」
前四位政治犯(郭慶、黃溫恭、劉耀廷、曾錦堂)牽涉的「省工委案」及造成其後五位受難者(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江炳興)離世的「泰源監獄案」，構成本書兩條主要的時代軸線，而二者正是在台灣當代政治板塊中，被「統派」與「獨派」兩種民族主義敘事各自做為政治訴求基礎的代表案件。
或統或獨，在僵化固著的敘事中，都彷彿對案件、對死去的人們已經瞭若指掌，甚至回過頭來以當前的意識形態，去論斷當時的政治行動，而《無法送達的遺書》正是希望以受難者及其家屬為中心的書寫，以坦然呈現案件細節處那麼多無以填補的空白，去推翻、去提醒兩造的知識生產者以及閱讀受眾──「對於歷史，我們所知的都還太少。」
回返時間，瞻望歷史
在成功推動檔案局歸還遺書後，真促會便著手進行這個寫作計畫，由身為真促會理事的作家胡淑雯擔任主編，與葉虹靈一起決定了作者群──邀來的諸位寫手中，僅呂蒼一與林易澄具有相關研究背景。葉虹靈說，這也是幾經考量的決定：「借用這些人的影響力，將我們的觸角延伸至不同背景、不同類型的讀者。」
由真促會提供歷史檔案給作家，並盡可能給予能力所及的協助─包含檔案文獻調閱、歷史知識補充等─經過文獻考察、定期開會討論、實地訪問、擬定書寫策略、修改稿件等過程，方才落墨成文。
當然，由於「政治受難者家屬」這個身分在當代台灣社會曖昧複雜的多重性，約訪往往一波三折：真促會有意拜訪但不得其門而入者有之，客氣婉拒者有之，希望以電訪而不願會面者有之。尤其泰源監獄一案，因近幾年間「台灣意識」抬頭受到許多人重視、頌揚，對家中當時「拋妻棄子」甚至「帶累親友」的「革命先烈」抱有複雜情感的受難者家屬，對相關訪談更是諱莫如深，若非由「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蔡寬裕前輩引介，恐怕只能望洋興嘆……
我默默計算著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無法呈現的案件，而經歷坎坷、克服萬難完成的訪談，又常面臨相關檔案不足、耆老凋零，使得寫作者苦思冥想不知如何處理。每一個文如匹練、筆若橫江的故事，背後全承載著一份對於歷史謙卑的叩問，以及對於每位已逝者再虔誠不過的瞻仰。
當代台灣：「轉型正義」與「民族主義」的重新記憶
出版於2015年將春的日子，與其視《無法送達的遺書》在急切的申明什麼證成什麼，因而在文學與歷史的間隙中孜孜矻矻、耽求結論，毋寧更適合將之當作一個「再記憶」的嘗試，踏實的跟著故事的節奏輕哼。
迎面而來各種有關正義的提問，像是電子站牌上令人玩味的「即將進站」。作為一群遲來的旅客，我們總難以確知它究竟已經駛離，還是真的即將到來？也或者，一切不過是器械故障引起的誤會──那是一班不存在的車次，一票人無效的等待。
總是可以看見那樣的時候：人們將「轉型正義」談得震天價響，口中卻是想像中的、甚至與事實相悖離的曾經──於是，我們談的「正義」也不過是另一種「立場」的顯影。《無法送達的遺書》不談那些耳熟能詳的理念或價值，僅僅把歷史談給讀者，讓我們重新思索探求：台灣的未來、台灣的轉型正義以及民族主義，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