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死刑問題是安全問題

如果死刑問題是安全問題

文／范揚弦（輔大法律學系博士班）

死刑被認為是安全保障

就台灣法律中的死刑是否應該繼續保留，以及現階段是否應該繼續執行死刑，大多持續圍繞在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我們會把生命權交給國家嗎？」、「殺了人的國民是我們的夥伴？還是敵人？應該怎麼對待他？」或者，對於罪與刑之間的比例性問題：「殺人者死，那有比殺人更邪惡的罪行發生的時候，該怎麼辦？」這類問題之所以會引起激烈的爭辯，是因為死刑被認為是處理犯罪／安全問題的終極手段，但它同時也「一看就知道」是一種「殺人行為」。

平心而論，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有一天受害，更不希望孩子有一天會動手殺人，但在這個殺人事件層出不窮的社會中，而且同時是一個會發生誤判和誤殺的社會之中（天知道究竟有多少冤錯假案被執行死刑？！），把問題的核心圍繞在「死刑」這種致命武器的炮口應該對著誰以及它應該如何啟動的層面上，不定期地、無聲地讓槍響起，然後說這是為了安全。

安全保障的三個層次：自我保護、社會保護、刑罰

如果我覺得自己身處於不安全的環境下，我會提高警覺，尋找護身物品，隨時準備應付突發狀況，並且把握所有能夠離開此處的機會。其實，在平常我也練防身術，學習怎麼樣讓雜誌、車鑰匙、抱枕、高跟鞋或其他日常用品變成足以保護自己的武器，並且懂得在散步時如何「走路」會比較不容易成為歹徒下手的目標，甚至嘗試以「防禦性」的眼光看待身邊的行人或其他物品，這並不僅僅只是夜深了不要走暗巷那麼簡單而已。

但無可否認的，事情有時就是會往我們所不希望的方向發展──比如被持有刀械的搶犯選為目標，或者更危及一點，他手上的是「槍」，那這麼一來，不論高矮胖瘦，身為讀書人，我所能做的最明智決定大概就把皮夾「扔得遠遠的」，再趁他去撿皮夾時趕快落跑，或者，情況也可以普通一點，只要對方人數比較多，我就處於大大的劣勢，更別說這種情形本來就是以不要受到傷害為最高指導原則，flight or fight，在無可選擇之前萬萬不可冒險。

遇見超出個人能力所及範圍的情形在實務上毫不罕見，因此，軍警或其他社會安全系統確實也有其存在必要。當然，眾所皆知，悲劇也真的會發生，殺人事件屢見不鮮，而到了這一步，實行犯罪行為的那個人，被要求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也就是死刑。所以可以這麼說，若一個人想保護自己免於傷害，那安全責任可以分為個人自我保護（他之於自己）、社會保護（國家系統之於他），以及懲罰（犯罪行為人之於他）等三個層次。

只關注懲罰會讓悲劇重蹈覆轍

問題在於：人們對於安全問題總是「只」看重最後一個層次。教育、社福、經濟、監獄、法律、警察、檢調……在我們的社會上已有如此繁雜的、用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制度，但殺人事件與死刑犯的前仆後繼，所顯示的不僅是安全保障不斷失敗，更說明制度中一定有可以修正的地方，然而，少數是無法讓這個政府有所反省的，這必須由多數來做，那為什麼要讓國家政府這麼輕輕鬆鬆就沒事了？為什麼要讓那些享有保障、掌握權力、坐領公家薪水，卻未盡制度修正義務的傢伙們繼續無所作為，單單看著人們互相爭執、謾罵呢？

親愛的朋友，廢死這麼一小群人，了不起就是讓壞蛋在監獄裡多活幾年而已，法務部已經用事實證明台灣是會執行死刑的，但放任這個有問題的社會制度繼續創造出「新的殺人壞蛋，殺害無辜的善良百姓」，那才真的是拿我們每個人的命去賭啊！

社會保護才是安全問題的核心

當我們將焦點移轉到社會保護（國家系統）的層次，才能真正看清「總是沒救到人」的政府有何失職之處，進而要求政府面對安全保障不斷嚴重失敗的事實，使其無法再藉著「依法行政」、「民意不支持」兩個理由，漠視制度已存在問題，並且不尋找、改進制度的瑕疵，逃避它的責任。也唯有如此，才能提升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你我他的安全性，而不是像現在那樣把風險集中，待問題發生／有人死了，再將其割除／執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