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元的荒謬劇

24元的荒謬劇

顧玉珍（台權會前秘書長）

初秋的太陽張牙舞爪，城市蒸騰出餿油味來，林勳卻專程請假從基隆趕來台北。

士林地院被一圈圈的車子緊緊箍住，沒有停車的縫隙。繞行三匝，看見一輛警車停在法院正門，下車的員警推搡著一名身穿紅背心的男子往門口走去，嘴裡噴濺出含混的咒罵，從背影也揣測得出推人者與被推者兩不情願的表情。我瞄了一眼身旁的林勳，「你們當初也被這樣對待嗎？」這句話我問不出口，喉嚨發緊，好熱。林勳的臉上卻無波無痕，只說：「怎麼那麼多人來法院？」我直覺回應：「你們當初也沒想到自己一輩子要走那麼多趟法院啊。」

當初，十八歲。一九九二年，少年莊林勳、蘇建和、劉秉郎就是因為一場與他們無關的命案（發生於一九九一年的汐止雙屍命案），被士林地院判處死刑。法官無視於各人的不在場證明，單憑警方刑求取得的自白就草率地敲下法槌。烏龍判決步步高升，至三審定讞。

烏龍死刑太烏龍！人權團體與社會大眾積極投入救援，經過多次更審與槍下留人，他們才終於在二00三年無罪釋放，脫離了囚禁十一年的死牢。出獄後，由於受害者家屬不放棄上訴，三人只得不斷疲於往返高等法院受審。直至二0一二年，高等法院於更三審中無罪定讞，並依《刑事妥速審判法》要求不得再上訴，才真正終結他們的死刑夢魘。

刑事訴訟雖然還其清白，民事訴訟仍未完結，即使感到無奈與不耐，他們還是得繼續當法院常客。只不過場景從地院移至高院。

「係呀，親像佇迺灶腳（好像在逛廚房）。」寡言的林勳，其實愛開玩笑，孩子似的。熟稔了，便自然流出俏皮話來。我們玩笑著，若是法院有到此一遊的打卡贈品，他們肯定得大獎。

走了二十二年的司法暗路，少年已四十，肚子微凸，以為不會再有機會來到士林地院，誰知前幾天法院竟然真的寄來「大獎」：通知他去領回24元。

24元！24元！24元！

林勳忍不住罵：「還有比司法更無賴的嗎？」

當年，警察以預設的劇本刑求逼供，又到莊林勳家非法搜索。只因找不到劇本虛擬但現實不存在的開山刀，便撬開臥室衣櫥夾板，看見幾枚硬幣，就帶回去以「贓款」交差。那毫無血跡反應，任何人家裡都可能存在的24元，呈堂後，被說是蘇建和三人殺人強姦後偷取的財物，成為自白之外的輔助證據，林勳因此被判死刑。

「我搭車去領的花費都不只24元，算了啦。」林勳原本只想當它是一場惡劣的笑話，笑過就算了。他住在基隆山上，每次來台北都倍感疲倦，車多人多消費多，煩心的事也多。何況他目前還在上課學電焊技術，只想安靜的過過簡單生活。但是，當我們聊到「那24元本來就不是你的犯罪證據，而是台灣司法草菅人命玩弄人民的證據。鐵錚錚又荒謬的證據。」林勳大笑，決定請假親自領回，存證。尤其台灣的司法機關動不動就搞丟證據，人民更要積極「保存證據」。

總算停好車。法警檢查背包後，我們依指示前往「贓物庫」，門口掛著牌子：「非因公務，請勿入內」。想到即將看到那些被司法抹黑為贓物與殺人證據的無辜的24元，我竟有些緊張了起來。沈沒的鐵達尼號即將浮出水面。

突然覺得我們好像是來「起贓」的，來此尋找當年警察從林勳家「搶走」的24元。

林勳說過，童年的臥室床邊有個小洞，他和弟弟把它當成神祕的撲滿投幣口，每有零錢就往裡面扔，聽著錢幣悶在牆裡叮叮噹噹的落地聲，雖然不知掉落何處，卻覺得有趣又充滿希望，對未來。「我們想說，反正這是祖厝，不會搬，零錢慢慢存，積少成多，等我們長大，就可以買喜歡的東西了。」兩兄弟樸素踏實的儲蓄著小小的夢想。「想買什麼？」我問他。「小男生想的很簡單，就是車子吧。」孩子似的純真笑容又乍現。

事與願違。黑洞裡的零錢來不及實現夢想，就變身為死神的手扙，被惡劣的刑警與糊塗的法官用來將他搆陷入罪。

進入贓物庫，除了一面靠牆的土色資料夾，就是四組雙併式組合桌椅，卻只有兩個工作人員。其中的女性承辦員聽明來意，便拿來一張發還扣壓領款收據，叫林勳填寫，並慎重地戴起藍色乳膠手套。我猜想，應該是避免指紋污染證物。

「請問這裡案由的部份怎麼寫？」正填寫資料的林勳指著制式表格的一欄問。我湊上去看，他的字向來好看，朗濶大方，今天卻寫得很潦草，是因為想要快點離開這個令他痛恨的法院嗎？

「就是按照法院發給你的這份公文寫啊。」她把林勳收到的那紙＜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扣押（沒收）物品處分命令＞推過來，手指的地方寫著案由：強制性交（案號xxxx）。

「可以只寫案號嗎？因為他根本沒犯強制性交罪。」看到「強制性交」四字，我升起悲憤感，不忍見林勳寫下。大概是見我態度強硬，她去電詢問「上面」，便同意了。後來，林勳卻低聲跟我說，他對那些強行施加的罪名其實已經麻木了。「麻木」是他用來心理自我防衛的木劍，旁人卻看著就心痛。

承辦人員把林勳寫妥的收據影印備份，在處分命令上蓋印「證物已發還」紅字大章，然後叫我們去收納處具領支票。

「領支票？為什麼是支票？不是證物發還嗎？既然是證物，為什麼不是原來的24元？沒有保存嗎？」

24元的支票！證物變欠款？真是太荒謬了！那你戴乳膠手套是戴心酸的嗎？

「欸......」對方尷尬地蹙眉嚅囁：「向來都是領支票處理的。」

想到＜犁記＞那位被退貨顧客羞辱的店員，我放軟了聲音：「我知道不是你的錯，是司法機關的問題。謝謝你。」

於是，林勳帶著收據前往收納處，領出那張可笑又可恨的收據。「我如果去銀行領24元，銀行會給領嗎？」荒謬至高點，林勳也促狹地開起玩笑。22年前，司法機關將不存在的24元當成死刑的罪證；如今，被平反的24元卻從贓物庫消失了，化為一張薄紙，像一則吐氣就能吹翻的笑話。法院／檢察署還嫌自己不夠難看嗎？

突然想起警方非法搜索的那一日，林勳還在警局裡慘遭刑求，莊媽媽焦急外出詢問愛子下落，獨留弟弟一人看家。十五歲的孩子，他一定嚇壞了。他不知道這兇神惡煞般的刑警從打破的衣櫥中所帶走的零錢，會害哥哥被判死刑；此後，還要承受媽媽為了援救哥哥忙到無暇他顧的孤寂失落。為了打官司，莊媽媽終究還是把祖厝也賣了。每次被通知要執行死刑，她就通知做法事的師公，帶上西裝要去領屍。幾次槍下留人後，師公抱怨：「確定了再來找我。」誰能確定呢？三名少年在不知有無明天的死牢裡意外長成青年，又在出獄後艱困重生。這些被踐踏踩爛的青春與人生，法院不會賠，也賠不起。林勳永遠無從領回。

走出法院，恍然間以為自已方才走入的是一個超現實劇場。司法機關原本應該是現代國家的理性代表，卻不斷上演荒腔走板的戲碼，比八點檔連續劇還不可思議。荒謬無上限，人民永遠猜不出正在演哪一齣，該哭還是該笑？正義女神蒙起了眼，是為了正義，還是不忍看這一齣齣被司法人員惡搞的戲？

返程的路上，林勳跟我聊起鄭性澤案。「我覺得他和我們的情形很像。一樣是沒有證據，警察、檢察官和法官卻可以編出另一套離譜的劇本，就被死刑了。」

被死刑！

林勳雖然不像建和一樣在出獄後直接加入人權團體的工作，但心底總是關心。怎麼可能不關心？死刑犯的處境與心情，他最瞭解。瞭解了，就無法別過頭，假裝不存在，假裝太平。他從少年時就夢想過著平凡而單純的人生，有妻有子，再養一條狗。每天從工地下班，有一個家可以回。然而，虛構的贓款24元足以摧毁最真實平凡的人生；而曾經存在的清清白白的24元，卻像青春一樣領不回。他努力過回自己想要的簡單生活，卻又不能不看見別人的遭遇。

雖然他們的冤案促成了＜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強化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法則，但是24元的荒謬劇仍不斷變換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身上演出。為什麼？一座監獄裡隱藏了多少荒謬劇和被蹂躝的人生？江國慶與盧正已然被錯殺，家屬只能領回一張死亡證明；林勳領到了24元的支票，他是幸還是不幸？這個社會有能力應許平凡的幸福嗎？

司法無能，天地不仁。在這個熱得擰出油的島嶼上，24元的支票顯得太過輕佻，也過於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