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著死刑走一圈
本文收錄於《殺戮的艱難》一書，張娟芬 著 / 行人文化實驗室
繞著死刑走一圈
1 求死人：鄧武功（註1）
第一次聽到「鄧武功」的名字，是在一個很冷的雨天。我們窩在房子裡開會，不但不覺得冷，而且還有點悶。
我面前的資料裡，列出了十三個名字。他們的案由，簡單說，都是「殺人」，複雜一點說，則是各式各樣的殺人。這十三個人的共同點，就是「最後的晚餐」在不遠處等著——他們都被判了死刑，都已經三審定讞。只要法務部長心血來潮大筆一揮，他們就將嚥下最後的晚餐——而且，餐桌上沒有耶穌基督，也沒有同伴。
但我注意到他了，不偏不倚地在清單上穩坐核心位置，在他之前有六人，在他之後也有六人。鄧武功，編號○○七，備註欄寫道：「一心求死，拒絕協助。」
我打算去見他。什麼叫做「一心求死，拒絕協助」？當年在美麗島軍法大審，一干人等面色如土，能夠談笑自若睥睨法庭的，僅有施明德一人而已。那這個鄧武功是怎樣？他什麼來歷，混成這麼大尾？
一心求死？仇家都殺完了嗎？
他遠在高雄，但我打算去見他。我想用吊兒郎噹的口氣跟他說，「喂，啊你是怎樣，發生什麼事情，你把人家殺死？啊有人要幫你，你幹嘛不要？你不要人家幫，那不如你幫我好了。我把你的故事寫出來，告訴大家歹路不倘行。」我打算用不輪轉的台語，與仿冒自「台灣霹靂火」的江湖味，來跟他講話，降低他的戒心。
但我不打算勸他。我打算很酷的說，你想死的話，我不會攔你。不過，有什麼東西是你想留下的沒有？你要我幫你帶個話給什麼人嗎？
2 憂鬱的獄卒：吳志光
吳志光腰痛得坐不下來。也好，反正他是主席，站著講話剛好。長桌坐滿了人，有諄諄長者，有火爆青年，共同點是都想要廢除死刑。
吳志光是廢死聯盟的副召集人，德國漢堡大學法學博士，現在任教於輔仁大學法律系。他反對死刑。理由很多，但所有的理由都從這個起點開始：他大學的時候，在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擔任輔導員，當兵的時候，又被分發到台東岩灣監獄。這兩個經驗對吳志光的影響很大：他看見一個人如何被標籤成「壞孩子」，也看見一個人如何一再地被監獄加工，成為「壞人」。
這麼多年來，他出國唸書，拿到學位，回國教書；他把自己養成一本死刑的百科全書。只要鍵入關鍵字「死刑」，他就會變成一只高速運轉的搜尋引擎，嘩啦嘩啦吐出一堆論辯與實證。他從來沒有忘記年輕時候看到的、體會到的：刑罰的極限性。
死刑不是萬靈丹，死刑往往阻礙了我們看見真正的問題。一個沒有死刑的社會，就像一個不依能力分班的學校，因為不可能把「壞人」與「好人」隔離，所以「好人」必得督促社會與國家好好照顧所有人，不能隨便把人貼上標籤、邊緣化、污名化。因為只要有人變成罪犯，他做的錯事，整個社會還是得一起承擔。
我舉手把我的擔憂拋給大家：「沒有死刑的話，那我們有什麼呢？在現行制度裡面，次於死刑的那個刑罰是什麼？」
這是個菜鳥問題，因為從大家回應的方式，就知道他們一定已經被問過千百遍了。死刑的替代方案，是廢除死刑運動裡常常被討論的問題，這裡面反映了我們對於人身安全的需求，以及對犯罪的恐懼。誰也不想成為犯罪的被害人，所以我們會想，如果不把壞人打死的話，總得把他關起來吧？
有人主張終生監禁不得假釋，也有人批評這種替代方案太過妥協，會造成獄政管理的大問題，因為一個囚犯倘若毫無假釋希望的被關在牢裡，天知道他會幹出什麼事情來？再黑暗的通道，也要給他一絲亮光！
台灣目前有期徒刑的上限是十五年。當初人類平均壽命是四十一、二歲，所以才會這樣規定，但現在平均壽命是七十幾歲了，不合時宜的舊規定，成為法官的難題。假設眼前這個人，你認為他應該坐牢十五年。根據現行的假釋實務，他服刑達一半年限時，就可以出來了。所以，為了讓他坐牢十五年，你應該判他三十年有期徒刑。但是依現行法律沒辦法判三十年啊，那怎麼辦？那就判無期徒刑吧。無期徒刑的假釋門檻是二十五年。萬一法官覺得這個人應該坐牢三十年，那怎麼辦？那就只好判死刑囉。
吳志光留著七分長的小平頭，從上空俯望，髮海中已經出現不規則的白色波浪。「我們認為，完全剝奪一個囚犯重新進入社會的可能，是不人道的；所以七○年代就已經確立這個原則：『終生監禁不得假釋』是違憲的。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終生監禁，可以特赦』。『終生監禁』，就是還原『無期徒刑』裡『無期』的原意，不能說只要坐牢十幾年，然後不管怎樣都放你出來。但是『可以特赦』，如果你表現良好、確有悛悔實據的話，還是有出獄的機會。也就是說，對於假釋，是給條件的，而不是給期限。達到一個標準就可以出獄，這樣犯人還是有一線希望。」正當大家頻頻點頭的時候，吳志光出其不意的說：「……這裡『我們』是指德國！」
笑翻了一屋子人以後，吳志光又指出，死刑一旦廢除以後，相關的配套措施便自然會冒出來。有死刑坐鎮的時候，刑事政策往往憊懶、因循，沒有與時俱進；等到死刑沒有了，國家就會被逼著全面檢討刑度、假釋、獄政管理等相關問題。世界各國廢除死刑的經驗都是如此，為了安撫大眾對死刑的依賴心情，配套措施必然水到渠成。
3 審判斷頭臺：巴丹戴爾
《為廢除死刑而戰》 （註2）一書，有一個十分失意感傷的開場。那是一九七二年，西歐國家中只剩下法國還沒有廢除死刑，秉持左派信念的律師巴丹戴爾，為法國的落後感到著急，更為自己的當事人——兩個越獄不成的囚犯，殺了他們所挾持的人質，所以被判死刑——感到憂心。然而消息傳來，兩個囚犯已經被送上了斷頭臺。
是的，斷頭臺，真的是斷頭臺：法國特產，十八世紀末的發明，在法國大革命的硝煙中大放異彩，成為法國的國家象徵，這刑具一用就是兩百年，法國因此有不少文獻討論人在斷了頭以後到底會怎樣。有說無頭屍身還可以走路的，有說會從棺木裡奮力爬起的，有說那頭還對自己的名字有反應的，有說眼睛還會畏懼強光而閉起的……。
巴丹戴爾心情壞透了。他仍去到任教的大學，走進課室裡去講課，學生噤若寒蟬，一點也不敢惹他。
兩年之後，他捲土重來，打贏了一件人人皆曰可殺的案子。法國的重罪法庭是有陪審團的，巴丹戴爾的訴訟策略與著名美國律師丹諾類似，他也指出此案是莫名其妙的犯罪，如果我們無法理解犯罪的真正原因，卻將他判處死刑，那死刑就不是正義，而是「一種在無知的黑暗中做出的司法祭祀。」在審理的過程裡，他想起了上一個案子的失敗，所有的死刑案、死刑犯彷彿全部重疊在一起。於是巴丹戴爾不僅為這名死刑犯辯護，還進一步把自己變成了原告，把死刑制度變成了被告，把整個訴訟變成一場對死刑的大審判。巴丹戴爾逼使陪審團慎重面對手中的決定，令他們感受死刑的沈重，終於為當事人贏得無期徒刑的判決。
隔天巴丹戴爾又走進課堂，得到學生鼓掌起立歡迎。當然這只是開始，廢除死刑的開始；雖然法國《觀點週刊》評論這個案子為「死刑之死亡」，但事實是，這只是開始，斷頭臺沒能咬住這個人，卻還等著咬住下一個人。
已經很有名的巴丹戴爾更有名了，死刑案紛紛找上他。接下來的三個死刑案，第一案很像湯英伸案，移民、低階工作、與老闆有薪資糾紛、殺了老闆夫婦。第二案很像連佐銘案，喝得爛醉莫名其妙的殺了鄰居小孩。第三案是個怪老頭，七十歲了，屢次犯下重案都逃過一死，這次又殺人，而且很欠扁的裝成上流社會的高尚人士出現在法庭上，擺出欠扁的態度，誰看了都想判他死刑，連巴丹戴爾自己都說，「我不曾為這麼討人嫌的被告辯護。」
正當大家都認為巴丹戴爾又要繼續審判死刑的時候，這位律師有新的策略，就是進行個案辯護。因為要讓檢察官出其不意，官司才會贏。第一案有癲癇，第二案精神狀態異常，第三案當然就辯說，他老了，隨便判他個十五、二十年就好了，何必動用到死刑。結果第一案贏了，沒死；第二案贏了，沒死。第三案也贏了，法官當庭宣布判處無期徒刑，巴丹戴爾轉過身來要向當事人道賀，沒想到欠扁的老先生對他微笑，說：「很好。我要上訴。」
個案的勝利並不表示死刑已經是過去式；廢除死刑是一場拉鋸戰，而斷頭臺尚未鬆口。一九七七年有個突尼斯移民被控謀殺，律師已經為他全力辯護，但還是判了死刑，執行了。誰知道他是不是最後一個。
一九八○年秋天，忽然一下子冒出四個死刑判決。巴丹戴爾深深感覺到，廢除死刑的戰場已不在法院，而在總統大選。法國左派從來是反對死刑的，數一數法國的知識界，從雨果、卡繆、沙特到傅科，無不明白地、強烈地批判死刑，想起來簡直令人無法理解這個國家怎麼可能還有死刑。但右派執政已經很久了，而即使是右派之中的法界人士，採取的也是「等待瓜熟蒂落的現實主義」——當時的法務部長說，我也反對死刑，可是，您聽聽，大多數法國民眾都贊成死刑，所以，咱們等吧，等到時機成熟再說吧。
廢除死刑的最後一擊是密特朗當選總統，左派終於執政。那是神話一般的過程啊——密特朗選前就明白地說，我是左派，我們左派要廢除死刑。他當選了，找巴丹戴爾當法務部長。巴丹戴爾贏面大，所以決定全拿：有人建議特別殘忍的罪還是保留死刑，他不要；有人建議說清楚是和平時候廢除死刑，他不要；有人建議有替代刑，他不要。他獲得總統的支持而總統獲得了民眾的支持，所以，他一步都不讓。廢除死刑就是廢除死刑。
他們為什麼敢違背大多數的民意？因為他早就亮出底牌了，那是密特朗作為左派的政治承諾。選民沒有資格抱怨，因為他選前就講了嘛，他又沒騙你，是你自己要選他的啊。
神話啊，在那裡，左派有堅實的基礎。我們沒有，我們需要「補課」。死刑專家吳志光說，世界各國的主流民意都支持死刑，他們之所以能廢除死刑，靠的是法界菁英，因為廢除死刑這件事本質上就是不能用「多數決」的。
但是法國經驗提醒我們的是，只有在一個像樣的政黨政治的框架裡，菁英意見才有發揮的空間與實現的可能。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台灣明天廢除了死刑，而後天發生了一起殺人案，那立刻又會有人呼籲要恢復死刑。那時候不管誰執政，在野的那個黨一定會見獵心喜，「民氣可用啊！」然後把整件事情詮釋成政府無能。要有一個對社會議題有立場的政黨，與一個像樣的政黨政治，才能抵擋大多數民意的壓力。在台灣的惡鬥政治中，我很難想像哪一方膽敢違抗多數民意，因為那必然是另一方大肆進攻的弱點。
區域壓力是另外一個重要因素。當時的歐洲共同體不斷向法國施壓，死刑變成一個與其他國家經貿外交來往的絆腳石。現在類似的區域壓力蔓延到東歐，要加入歐盟的前提是要廢除死刑。或遲或早，亞洲地區大概也會籠罩在這股壓力下，首當其衝的，可能是即將主辦二○○八年奧運的中國。辦奧運是個宣揚國威的公關好機會，相對的，也是所有異議份子反宣傳的好機會。中國據說一年至少處死數千人，其執行方式與確實數目均不為人知，因為他們始終拒絕國際人權聯盟（FIDH）前去了解。二○○八年的奧運前夕是一個角力的時間點，人權團體會把握時機提出要求，否則屆時場內奧運、場外抗議，大家難看；而中國可能會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換取奧運的平和進行。
如果中國果真在區域壓力下廢除了死刑，則一向以華人世界民主指標自居的台灣，將如何自處呢？諷刺的是，中國的民間力量較被壓制，所以中國政府可以比較輕鬆地採取一個違反主流民意的措施；台灣卻是民粹力量壓過一切，對台灣政府而言，不管哪一黨執政，要對抗民意都將是很大的壓力。
恐怕我們沒有辦法很便宜、很節省的繞過一般民眾的教育。在民主的進程上，在人權的普世價值上，我們年少失學，非補課不可。畢竟廢除死刑不是唯一的目的，讓大家重新省思國家的權限與生命的價值，才是目的。
4 樂在工作：林占青
許久以來，法務部對民間廢除死刑運動的回應，就是主張「漸進式」廢除死刑；官員們和氣地笑著說：「我們聽聽各界的聲音，等到時機成熟了，就可以來做。」咦，聽起來十分熟悉？這不就是巴丹戴爾說的，「等待瓜熟蒂落的現實主義」嗎？這次的「法務部逐步廢除死刑研討會」，他們準備了很精美的簡報，配了幾幅日籍攝影師風間聰的灰階照片，少年站在走廊上，地上兩方軟墊，近拍托盤與飯菜。都是尋常事物，但那蕭瑟陰沈令人明白，或者令人想像：那是少年死囚經過長廊，陽光的餘燼恰好灑進來。相機捉住那片刻，但不知道實際上少年是不是有餘裕駐足。那軟墊是死囚的終點，托盤是死囚的終餐。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死刑起源於應報主義，係以國家公權力剝奪罪犯生命權，使其永久與社會隔離，由於手段殘酷，不符刑罰亦具教化之主張，故廢除死刑已成世界潮流。」法務部的民調顯示，百分之八十的民眾支持死刑，不過，如果有其他相關配套措施，例如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重新檢討假釋門檻等等，那麼支持死刑的比率就會降低到百分之四十。簡報頁面上的背景照片一換，藍天白雲豁然開朗，「台灣是亞洲各國裡推動廢除死刑最有成果的。」「死刑執行人數逐年下降，近五年來已降至個位數，成效卓著。」國際公約我們老早就簽了，唯一死刑也多已改為相對死刑。
就在這種死刑廢除指日可待的氣氛裡，高檢署的林占青檢察官說話了。「我擔任檢察官職務已經超過二十五年，而且我現在在執行處，我是死刑的第一線執法人員。我堅決支持死刑！如果死刑廢除的話很好啊，我就不用九點出門搞到十一、二點才回家。可是我從民國九十年接這個職位，一共經手大約十幾個死刑案件，每一件我都依規定很仔細的看卷，每一個都是窮兇惡極，罪無可逭！沒有可以憫恕的，事證都很明確！至少我個人經手的十來件，每一件都是如此。所以我每一件執行完畢，回家倒頭就睡！一點也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她的聲調嚴厲，說「堅決」的時候真的很堅決，說「窮兇惡極」的時候也真的窮兇惡極。她那咬牙切齒的發音方式令我想起老牌演員陳莎莉，那種戲劇化的抑揚頓挫，好像她的劇本上寫滿了驚嘆號。
「每一個執行前我都問他，他們都認為自己該死！連他們自己都認為自己該死，那執行有什麼不對呢？我們高檢署的檢察官幾乎——我不敢說全部，但是幾乎，幾乎啦——都堅決的支持死刑！我先生也當過法官，他也判過死刑。那真的是像歐陽修所講的，『求其生而不可得』，真的是罪大惡極。我認為，把唯一死刑改成相對死刑就很夠了。」
陳莎莉檢察官的熱情高昂。「剛才說到配套措施，說提高到三十年不能假釋，這樣人道嗎？就不要說現今社會的步調這麼快，就算是回到農業社會好了，他關了三十年以後出來，能適應社會嗎？不可能！」廢死聯盟的朋友在底下回嘴：「那以後凡是判十年以上徒刑的，都一律槍斃好了。」
法務部雖說「漸進」式廢除死刑，但是去年還是批了三個死刑令。今年會不會執刑，誰也說不準。最岌岌可危的，可能是前金山高中教師曾思儒。他潛入另一位金山高中老師的住所想要行竊，沒想到那位女老師回家來，曾思儒一緊張，由偷變搶，繼而殺人滅口。在審理過程裡，每次開庭，女老師的媽媽都悲痛地昏倒；定讞以後，女老師的爸媽也不時到法務部門口舉標語抗議，督促法務部早日執刑。
報上的照片小小的，我努力辨認海報上的字眼：「轟動全國！震驚社會！的金山高中女老師命案，惡魔兇手曾思儒強盜殺人，泯滅人性，罪無可逭，搶劫屠殺被害人，手段兇殘，甚至超過了白曉燕案，為我國刑案史上前所未見者，且證據早已確鑿，兇手亦早已坦承一切罪行，兇手被判處一百個死刑都不夠，請法務部拿出道德良知，依法論法，即刻將惡魔兇手曾思儒執行死刑，勿藉故拖延，讓正義實現，以維護社會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亦給受害者及其家屬一個公道，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圖說裡指出，被殺死的女老師父母都是小學老師，因為受到這個打擊，都辦了退休。其實不用看圖說，光看照片也看得出那種……荒涼。兩對頭髮花白的男女，直楞楞地站著，那是女老師的爸媽與親戚吧？
解嚴以後我每每看見這種逼上梁山型的抗議者：他們沒有參與過八○年代後期的政治反對運動，也沒有參與過九○年代前期的社會運動；他們不知道吸引媒體鏡頭的諸多要素：文宣、口號、主題曲，人潮、旗海、行動劇。他們只是因為自己受了委屈，便樸素地站出來了。海報上寫著冗贅的訴求，自己的真跡墨寶，濺著自己的淚花。他們抓不到喊口號的節奏，近乎手足無措地出現在公共場合，不像來抗議，倒像來罰站；不是來示威，倒是來示弱。
他們展示著自己的傷痛與無力，微弱地，好像站著站著就會哭出來似的。
檢察官常常是被害人家屬希望之所寄，他們替天行道、為民申冤，陳莎莉檢察官說：「我們檢察官是第一線到現場相驗的，我們跟法官不一樣，法官可能審案子的時候，時間已經久了，感覺也就淡了，可是我們檢察官是第一時間到現場的，我們親身感受到。」
廢死聯盟也注意到，這幾年檢察官求處死刑的案例變多了。死刑這個終極刑罰，仍然被視為對被害人與被害人家屬的一個終極安慰。看著受害者的苦痛，這是我最動搖的時刻。
但是，國家刑罰可適合用來當作止痛劑？有小孩子因為幼稚園的疏失被悶死在車上，他的母親何嘗不是痛不欲生，那怎麼辦，也判娃娃車司機死刑？幾年前，一位高階警官的女兒被兩個少年殺死了，這又怎麼辦，也要把那不滿十八歲的少年判死刑嗎？
刑度應與罪行相當，而不是依受害者的痛苦程度而定。陳莎莉檢察官說，「如果被害人沒有原諒的話，我們有什麼權利可以原諒？」其實不判死刑，並不表示「原諒」兇手。如同吳志光在研討會裡的感嘆：「每個人的犯罪歷程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有的人，也許我們看不出會改過，但是我只能說，他終究是一個人！」
會議結束後，與會人士仍在現場寒暄互動，交換名片。針對廢死聯盟提出應讓死刑犯有見家屬最後一面的機會，陳莎莉檢察官說：「唉喲，你叫他們家屬來現場，到時候鬼哭神號你知道嗎！」死刑犯的最後一餐在她口中，簡直像是五星級飯店頂級主廚的精心烹調，令人不勝嚮往。末了她說：「我們很挫折！這麼窮兇惡極卻不能執刑，我們很挫折！」
我聽不出有什麼「求其生」的努力。我聽到的都是「死了好！死了好！」
對陳莎莉檢察官的感覺，隨後在一部電影裡得到精準的表達。《快門緝兇》（註3） 是一個攝影記者的故事。有一個即將被處死的死刑犯，想要留下記錄，要求將執刑的過程現場直播。獄方拒絕，他退而求其次，想請一個攝影記者來拍照。攝影記者在拍照的過程裡，發現案情有一些疑點，跑去找檢察官。結果檢察官一點也不想知道真相，激動地痛陳死刑犯是個多麼兇殘暴戾的傢伙，我們還是愈快結果他愈好！攝影記者冷冷地說：「我見過他了。但是，你更令我害怕。」
但她想必也有她的過程，她的人性。冷靜下來想一想，寬容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陳莎莉檢察官只是奉命行事執行死刑，她不偷、不搶、也沒殺人，只是強烈地、明確地表達一個不同的意見，而我已經把她當成非我族類。難怪她那麼恨死刑犯、那麼樂在工作、那麼志得意滿、那麼替天行道，畢竟那些死刑犯都還殺了人。寬容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而抹煞別人的人性、說別人「不配當人」，卻是多麼容易。
5 冷血告白：柯波帝
《柯波帝：冷血告白》（註4） 演的是美國同性戀作家楚門‧柯波帝（Truman Capote）的故事。他因為《第凡內早餐》改編成電影而走紅，在文壇與影壇都春風得意，藏不住的南方口音，近乎炫耀的男同志妖嬈作態。他從報紙上讀到一樁滅門血案，大老遠跑到堪薩斯州去了解，並且貼身採訪兩個兇手，直到他們被處死吊上了絞架。
柯波帝多麼有違倫理的在索取秘密啊。他拿自己的秘密去換，搬出自己並不光彩的出身，博取兇手的信任；他假裝他跟這些鋌而走險的兄弟們是一掛的。柯波帝說：「你不講也可以啊。但是你不講的話，大家就繼續把你們當成冷血的怪物。」這種話等同於一個溫暖的承諾，好像他在柯波帝筆下就將散發不同的光芒。
但實情是，柯波帝從一開始就打算很冷血。他想出很棒的書名叫「冷血」，得意地跑去跟警長邀功，警長冷冷地說，「『冷血』指的是他們兩個，還是你的訪談哪？」
柯波帝不敢說書名，不敢給他看，混著等待他們被處死以後就死無對證了。所以當兩位兇手邀請他前來「觀禮」時，柯波帝崩潰了，因為他愧疚。柯波帝的男朋友說他愛上人家又利用了人家；柯波帝說：「怎麼可能呢？這不是很矛盾嗎？」但是柯波帝夠怪、夠矛盾，而他男朋友夠了解他。確實就是那樣沒錯：他愛上人家又利用人家。
柯波帝軟硬兼施問出了那一夜。《為廢除死刑而戰》裡說，殺人犯都不能描述他們殺人的事情；我感覺那是很合常情的。但這最後的答案卻被柯波帝在很合適的時候問出來了。那流淚的敘述留給我們的問題是，世界上到底有沒有「冷血」這回事？驚慌。瞬間的狂暴。片刻的麻木。情緒的時差。他無法描述，不因為他不記得，而因為他不理解。
事情是他做的但他自己也不理解。他也覺得恐怖。他也覺得冷血。他但願沒有這回事。
沒辦法替他辯解說那樣殺人不算冷血。但是我見識過那種人性的黑暗，雖然手段不是暴力的，意念卻是同樣的冷血。惡與恨是在裡面的，在意志薄弱的時候，擦槍走火。如是觀之，所有傷害都是誤傷。
反過來說也對，所有傷害都是故意，內在暗藏的惡像礁石一層一層墊高，當大海搖晃，尖銳的礁石就等著劃開任何能夠流血的東西。礁石早就在了，那裡面沒有偶然。
我不能說他那樣不算冷血。我只是聽完了他的敘述以後，感覺到還可以繼續為冷血舉出許多例子，而我不知道，他是否比其他例子更為冷血。
如同沒辦法替柯波帝辯護說他那樣不算冷血。非虛構作品最困難的地方是，要犀利，但又要面對你的受訪者。躋身上流社會的柯波帝要玩弄一個中下階層混血死囚真是太容易了，施點恩惠餵他吃東西，略施薄懲轉身離開，間雜著調情，「好好想我，每五分鐘給我寫封信。」他還沒問完的時候擔心萬一執刑了怎麼辦，等他問完了他可巴不得兩人快點去死，他好出書。
但是近年愈來愈體會到，相欠債是人際關係的一種。有欠才會有連結。不能否認柯波帝的《冷血》（註5） 寫得真好，那絲絲入扣的貼近感，難道不是因為他在情感上那麼投入嗎？說起來柯波帝也付出代價了。他出版《冷血》的時候不過四十歲，沒想到那就是他的最後一本書。後來雖然還有選集與改編劇本，正值壯年的柯波帝卻再也沒有像樣的創作問世。
他沒有全身而退。或許那虧欠感繃斷了他內在的創作血路，或許鋒利的礁石開始切割內心的海水，像胃潰瘍的病人，胃酸開始侵蝕自己的胃壁，終於從裡頭開始敗壞。
到底怎麼樣定義冷血呢？電影明星阿諾史瓦辛格自從選上加州州長以後，已經簽了好幾個死刑令。我和住在加州的朋友開玩笑：「誰叫你們選『魔鬼終結者』當州長！」有一個謀殺犯在獄中關了二十幾年，傳奇似地改過向善，屢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執刑在即，但阿諾不肯動用特赦權。
阿諾是奧地利裔，入籍美國以後，仍然保有奧地利籍。他的家鄉對他不斷施壓，因為西歐各國早已廢除死刑。他們威脅要將阿諾除籍，以阿諾為名的體育場也要改名。阿諾態度強硬，主動把故鄉頒給他的榮譽公民戒指寄還，言明今後一刀兩斷。死刑如期執刑。
不久後，加州又要處死一個人。反死刑人士奔走呼籲停止執刑，因為許多研究顯示，打毒針並不人道。我的加州朋友動搖了，他說：「那個人以前用斧頭，把一個小女孩活活打死。打毒針太痛苦？那個被活活打死的女孩子，又怎麼說？」
我想，我們執行的處罰不管怎樣都無法跟犯行相比，犯人一定比我們殘忍。他們害死無辜的人。我們殺犯人，無論多麼沒道理，總還是有一點道理，至少有個正當程序。這程序再怎麼有缺失，也比犯人直接動手殺死別人好一點。電椅、槍決或毒針再怎麼殘忍，一定比罪犯 殺人的方式俐落得多，因此死刑犯所受的痛苦，一定比受害者少。
這就是我們站得住腳之處：我們不殘忍。如果失去這一點，我們亦無所立足。我們比不贏的。也不應該比贏。
對死刑的呼求，說明了我們心底羨慕殘忍。雖然我們有很多但書，我們不做；可是我們想要。道德的海水僅能淺淺地漫過礁石。死刑是我們宣洩恨意的合法管道，我們用來懲罰那些恨得太多的人。如同金賽說，花痴就是做愛做得比我多的人；冷血就是恨得比我多的人。
6 等死人：鄧武功
高雄看守所在高雄縣燕巢鄉。和所有小鄉鎮一樣，燕巢最熱鬧的地方就是一條街，但是看守所當然不會在那裡，而是被推到比較外圍，比較不礙眼的地方。我從借住的朋友家走十五分鐘到高雄火車站，往北坐兩站到楠梓，然後坐計程車到看守所。如此費時一小時。
第一天，下飛機直奔看守所，抵達的時候，會客區有點冷清，因為早上登記接見的時間只到十一點，現場剩下最後一梯等待接見的家屬。左邊櫃臺是接見登記處，右邊是寄物處，都已經拉下了鐵窗。只有中間的櫃臺還開著，是家屬購物處。購物處有一整面白色的櫃子展示著各種食品與日用品，加上櫃臺前方藍色的金屬椅子，使這個空間看起來就像醫院裡的精神科。在此出沒的人像蜘蛛一般，羞怯地找一個角落，然後一動也不動的躲著。
購物處的價格合理，大罐可樂四十五元，科學麵五元，絲薄蝶翼衛生棉七十元，水果七十元。也有一些比較時髦的東西，比如油切綠茶，或者高檔水果如富士蘋果、加州李、鳳梨釋迦。這裡最頂級的商品是八吋的生日蛋糕，四百元。
我想：「不知道鄧武功的生日是什麼時候。」然後立刻丟下這個念頭。
不必吧。
我在購物處的櫃臺抄寫價目表，忽然瞥見一個餅乾桶裡面放了好些一式一樣的紙條，料想是某一種申請單據，二話不說先偷一疊，然後若無其事躲到角落裡去，細看我究竟偷了什麼。那是「家屬寄款單」，因為會面時不許交付任何物品或金錢，所以給受刑人的錢必須填了單據交給櫃臺。一張兩千元，兩張一千元，和一張五百元。這單據是牛皮紙，紙質粗厚，我一邊懊惱，居然只偷了四張，早知道多抓一點；一邊唏噓，這個妻子來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探望丈夫，就只寄給他五百塊？
十二點十分，男所的第十梯接見，所有家屬湧入一個小門，不到一分鐘又湧出來，全部擠上櫃臺來買東西。關在牢裡咫尺天涯，受刑人的願望，得靠家屬代為完成。
根據右側的展示櫃，受刑人今天中午吃吳郭魚和什錦菜湯，昨天晚上吃咖哩雞丁、香酥白北魚與薏仁綠豆湯。根據號碼機，一個早上的會面人數大約兩百二十人。根據我所看見的，他們約八成是女性，階級屬性銘刻在衣服品味上，不見得有風塵味，但是台。根據戶外的煙灰缸，家屬們煙抽得兇，檳榔也吃得不少。
寄物處放了一個秤，就是市場裡很台的那種秤。物品限重兩公斤，櫃臺上貼著告示，「寄物請勿夾帶違禁品，以免受刑人受罰。」大部分的人寄自製的食物，湯湯水水的，所以寄物處也賣塑膠袋，一個兩塊錢。一個兔唇的女人秤了一袋食物，不幸重了點。她懊惱的走到外面去，把湯汁倒在花圃裡，十分不捨的說：「那可以澆飯耶……。」
下午的訪視從兩點開始，時間逼近時，現場可能來了近百人，瀰漫著躁動的氣氛。工作人員粗聲粗氣的叫號，櫃臺前還沒被叫到的人也不怎麼肯讓開，反正大家就擠吧，依稀記得在台北邁入文明而冷淡的紀元之前，也是差不多這樣，等待了很久的人將申請單在櫃臺上不停ㄌㄨ來ㄌㄨ去，用那窸窸窣窣的摩擦聲來催促櫃臺裡的人，快點，快點，快點。在這個地方，你絕對不會想對身邊的人說：「我去上個廁所，麻煩你幫我看一下包包。」就算背包裡有個保齡球，你也會把他帶進去。
我和所有人一起排「一般接見」，但是我的單子與證件自動被轉到隔壁櫃臺，批下來的時候批的是「電視接見」。我去寄物處交寄一本書，工作人員要我寫上受刑人的名字與編號，我便在扉頁簽名題贈。不同的工作人員，一樣的粗聲粗氣：「妳寫在哪？」
「翻開那一頁。」
「寫外面。」
我瞬即明白這是一個沒有美感的世界，拿起櫃臺上粗大的奇異筆，毫不客氣的寫在封面上，好像粗聲粗氣的喊叫著：405！鄧武功！
《為廢除死刑而戰》裡面說，殺人犯都不能描述他們的罪行，所以我看今天也就是熱身一下，告訴他廢死聯盟打算幹什麼就好了。
輪到我走進那個小門，原來是通向地下室。經過一條不見天日的長廊，來到另一道鐵門，再交驗一次申請單與證件。這是一個狹長的房間，兩排人背對背，一邊是「一般接見」，大概有十二個窗口，另一邊就是「電視接見」，大約五個座位。「電視接見」人不多，大概朋友都是排「電視接見」吧，我隔壁的是因為那位受刑人在生病。
「一般接見」的窗口有鐵門。另外一頭的受刑人也到了以後，鐵門拉起來，中間仍然有三道鐵條，以及小時候才有的那種深綠色的紗窗。「電視接見」則是面對一個十五吋的電腦螢幕，抬頭三尺有錄影機，用電話機講話，就像跟網友用網路攝影機聊天一樣。唯一的問題是錄影機從高處俯拍，每個人看起來都像大頭狗。不過，「一般接見」每人臉色發青，臉上還有三條黑線，相較之下，大頭狗也不賴。
螢幕從正中央眨了一下眼睛，鄧武功就出現了。簡單寒暄後，我問他為什麼不要幫助？他說不是不要幫助，是因為他不太會講話，希望我能找他們主任，辦理特別接見，他才好面對面跟我解釋案情。搞了半天，原來「一心求死，拒絕協助」純屬誤會；之所以溝通不良，多少是因為鄧武功覺得，「綠雲罩頂」這件事情實在太痛苦太痛苦，太難以啟齒了。
我感到有點為難，「找主任幫忙」似乎是他一廂情願、過度樂觀的期待，但是他說，「現在民主時代，我們主任都對我們好好，好照顧耶！上次他們來接見的時候問我們在這裡怎樣，我也說我們都很好啊」，然後又重申希望我去見「鍾主任」。
螢幕上是他剃得青青的頭皮和額頭，三條抬頭紋。我看著他一直幻覺聞到檳榔味。我的台語不怎麼輪轉，但這樣才好，我講話很遜，他才不會緊張。其實我覺得他好像並不怎麼緊張，也不內向或怕生，他很流暢的有問有答，口氣甚至有些急切。我向他說明聯盟會做非常上訴與特赦，他對特赦感覺洩氣，我說姑且一提啊。
我隱隱約約在緊張。我擔心他不悔悟怎麼辦？
「你還有三個小孩對不對？他們在哪裡，跟你哥哥在雲林嗎？」
「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我哥哥叫他們回去他們都不回去。他們在警訊筆錄都說我多壞你知道嗎！我就想，我為家庭犧牲這麼多，把你們養到這麼大，你們還這樣，那算了啦，乾脆放棄好了。我就教我哥哥跟他們說都不要來算了。」
「那他們生活怎麼辦？」
「那時候有分財產啊。」
「什麼財產？」
「我太太有一個保險。本來四個人分，現在他們三個人分，每個人分七十幾萬。被他們舅舅拿去了。」
我覺得我的不祥預感已經成真。他的態度或許說不上理直氣壯，但似乎自認別無選擇。他寫了自傳敘述案情，我雖然還沒看到，但似乎也在解釋他的不得已，他好像期待小孩將來懂事了、看了，就會明白他的苦衷。他還在恨。他還在對世界聲明他的恨其來有自。我問他屏東家的地址，他說：「九如鄉三塊村……三塊村……ㄟ，忘記了。我一直想把這些事情都忘記。我明天查了再告訴你。」
我走出來的時候，外面是一個有著新鮮空氣的南台灣午後，我的心情有點沈重。我想到剛才那個兔唇女子，沒有人會送家常菜給鄧武功吧，廢話，可能會做菜給他吃的那個人，已經被他殺死了。我為他擔心，他真正是家破人亡了，雖然他哥哥姊姊會來看他，但哥哥在雲林，姊姊分別在彰化與台北，大概不會太常來；而且他最希望見到的是小孩吧，但他們不想來，也可以理解。我企圖跟鄧武功說，發生這種事，小孩大概也很難面對；但我覺得他並不想聽。他比較希望別人知道他的感覺，而不太想知道別人是怎麼感覺的。
檳榔味沒有了，我恍然大悟：剛才那不是幻覺，只不過是從話筒來的，不是螢幕裡的鄧武功！
我很想看他寫的自傳。三十分鐘的會面時間實在有限，自傳或許才能比較完整的了解他的狀態。那未必是事實真相，但卻是他的心靈地圖。我決定去找鍾主任拗看看。旁邊有一棟大樓，銀色燦亮的鐵門看起來就像大門深鎖，我覺得奇怪，禮拜一還不上班？剛好有個人走進去，方知門沒鎖。向門口的年輕男生說明來意，替代役男膽小怕事全寫在臉上，但終究是幫我通報了。鍾主任在電話裡又好好盤問了一回，答應出來見我。
鍾主任高高壯壯的，手上有一大串鑰匙。他說鄧武功剛來的時候有暴力傾向，跟獄友——他們的行話是「同學」——相處時會很暴躁，而且老是想自殺。現在穩定多了。沒有什麼人來看他。我說：「我剛才看到家屬購物區有些水果什麼的，那沒有家屬來，他怎麼辦？」鍾主任說：「那就靠我幫忙。」
鄧武功在這裡已經三年多了。「那你呢？」
「我喔。我在這裡五、六年了。我手上大概走掉十個死刑犯了，說起來實在很感傷。我沒有當他們是死刑犯，沒有當他們是受刑人。他們都很喜歡我，可是我下個月要走啦，我要升官了，去中部。他們現在都很緊張，因為不知道下一個主管怎麼樣。」
他的用語令我驚訝，「我手上」是什麼意思？我問：「在死刑的執行過程裡，你扮演什麼角色？」
「心理師，諮商師，終結者。」
我目瞪口呆。我問的只不過是個形而下的問題，他竟然給我一個形而上的答案！
鍾主任解釋道：「我每天下午下去跟他們聊天。有時候下午三點多接到通知，說今天要執行——可是我剛剛才跟他講過話而已啊！很感傷。」
「下午三點就知道了？」
「只有我知道。因為我要幫他準備很多東西。我們把人從牢房裡帶出來，他們不肯出來，我要進去把他帶出來。最後一餐，他們不肯吃，我要哄他們吃。吃完了他們不肯站起來，因為一站起來，法警就接手了，我要去讓他站起來。執行的時候，典獄長要在，副典獄長、總務處的、人事室的主管都要在，全場二十幾個人；可是他們眼睛裡，就只有我而已。」
這位一線四星的警察並沒有因此就鬆懈了對我的戒心。我正待追問勸死囚出牢房的方法，他就託詞還有事情要忙，作勢起身。當我們走出會客室的時候，他喃喃自語：「你們要幫他提非常上訴喔……好啊，看能不能減成無期……唉……」我回頭準備跟他說再見，卻發現他已經站在又一扇銀色燦亮的鐵門前，轉動他那一大串鑰匙。
回程的計程車司機是個笑嘻嘻的運匠。與來的時候一樣，他們總是假設我是來做別的事——朋友在這裡上班？來開會？反正，不是探視壞人就對了。我穿得邋遢，不夠台，所以不像家屬。然而這出於好意的誤解，正說明了受刑人家屬也是受歧視的一群。這位開心阿伯每天都跑到這裡來載客，他應該看多了——我打算尋他開心。
「我剛才去看一個死刑犯。」
「啊？」後照鏡裡，阿伯的慈眉善目不見了，嚇了一跳以後，臉色陰沈許多，說話也變得謹慎。「是什麼事情？」
「殺人。」
「幾個？」
「兩個。」
阿伯沈默了一會兒，問我：「他是你什麼人？」
「不認識啊。」阿伯釋然了，對我又卸除了心防。
我告訴阿伯，我們是公益團體，來關心受刑人，問問看他們有什麼需要，因為可能也沒有其他人來探望。
阿伯說：「喔。問他們要不要捐器官？」
高雄是我回憶婦運的地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有一票以前婦運的老朋友，這麼多年過去，我們都變了。於是面對面的時候，我們都很忙：一面比較對方的現在與過去，一面從對方的瞳仁倒影中，比較自己的現在與過去。
我這些年不再積極參與婦運，但我沒忘記。我有改變，但我沒放棄。我或許是一個不一樣的女性主義者，但我還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對於一個殺妻罪犯能有多少寬容？而我又將如何回應舊日的自己？
彭婉如命案發生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殺女人的年代〉。結尾處我寫道：「在父權社會裡，男性的暴力就是女人生存的現實。從言語暴力、性騷擾、強暴到殺女人，在在表現出強烈的恨女人情結；男性暴力無所不在，而且廣受包容、見怪不怪，說明了殺女人絕非偶發事件，而是結構性的恐怖統治。彭婉如之死被某些人視為治安的警訊，可是整頓治安只是治標之法。只要父權仍在，大眾仍然勤於為男性暴力找尋藉口，勤於恐嚇女人乖一點……，那麼治安再好也不能保障婦女的人身安全與尊嚴。Diana Russell所言不假，我們活在殺女人的年代，必得踏出破天荒但必要的一步，去終結它。」
Diana Russell編了一本書，就叫做《殺女人（Femicide）》（註6） ，當年我看了深受感動。裡面提到，許多殺妻案件都發生在女人終於下定決心離婚的時候，因為男人就是不能忍受她膽敢離去。
那麼對於鄧武功，我應當為他說什麼呢？我反對他的死刑嗎？倘若我反對，那我也在為他、為男性暴力找藉口嗎？我也忘記了那個、那些被殺害的女人嗎？
但是，我怎麼能夠忘記。當我走在暗巷裡聽見後面響起腳步聲，或者過了午夜伸手攔計程車，那些我曾經僥倖忘記的，通通都會回來。
在高雄坐計程車，我不可能不想起彭婉如。而她只是諸多性暴力受難者裡，有名有姓的一位。除了彭婉如以外，還有更多無名的小水滴，在我心裡凝聚成一片烏雲。
我怎麼可能忘記。
高雄縣燕巢鄉是一個非常荒涼的小地方，有一萬戶人家，三萬居民，惡地形發達，有泥潭，泥火山，還有石灰岩形狀怪異的山峰。
燕巢本來叫做「援剿」。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以後，把他的預備部隊駐紮在這裡，而這裡反正也沒有名字，所以就叫做「援剿」了。日本殖民台灣的時候，把殺氣騰騰的「援剿」改成了輕聲細語的「燕巢」。三、四月是龍眼開花的時節，龍眼甜，花也甜，所以三、四月時，燕巢的蜜蜂都很忙碌。
一如所有荒涼小村，燕巢的名字美麗，但現實並不。燕巢是高雄地區的墳場，燕巢境內佔地九十公頃的深水山公墓是高雄最大的公墓，從市區驅車前往大約三、四十分鐘，算遠的。高雄市區內本來有覆鼎金公墓，但是在民眾反對之下，已經禁葬多年。都會區民眾不喜歡看見死亡的地標。遠在燕巢的深水山公墓吞下別人不要的，高雄地區的兩萬個墓位裡，有一萬四千個葬在深水山。許多私人墓園也都選在燕巢，其餘分佈在旗山、內門或大寮一帶。
活著的小燕子都飛走了，老了的、死了的，留下來。現任燕巢鄉長施政理念第一條就是： 「推動公墓公園化，配合民意興建納骨塔，使往生者不用遠赴他鄉，得以落葉歸根。」可見墳墓是燕巢最重要的部分。
深水山公墓，很詩意的名字。一九九一年發生在汐止的吳銘漢、葉盈蘭夫婦命案，兇手王文孝遭軍法槍決以後，家人拒絕領屍，遺體就由慈善團體葬在這裡。深水山公墓是民國七十至七十五年之間興建的，地勢陡峭。去年六一二南部地區的豪雨，深水山公墓出現了走山現象，有一家人在父親節去掃墓的時候，發現老爸爸已經「出土」了。他們氣得淚眼汪汪，指責公墓管理不力。
十幾年來，沒有人為王文孝上過墳。——到底還在不在啊，要不要去看看？跟鄧武功的生日蛋糕一樣，我也很快丟下了這個念頭。他是殺人犯，我對他的同情不能過量，否則對於被他殺死的人怎麼交代？我無法想像自己千里迢迢地跑去，即使只是為他燃一把香。
王文孝已經死掉了。我不會知道，他是怎麼把人生的積木，堆成了一個傾頹而無人聞問的土饅頭。我把來不及問王文孝的問題，拿去問鄧武功。
「我昨天有去見鍾主任你知道嗎？他有告訴你嗎？」
鄧武功笑了。「有啊，他虧我耶。」
「虧你什麼？」
「嗯……就是虧我啊。我們主任好風趣的就對啦，都會逗我們笑。」他充滿崇拜與感激的說著鍾主任。
今天的談話比昨天輕鬆，因為待會兒我就會去找鍾主任拿自傳了，鄧武功不像昨天那麼擔心，怕沒人了解他的案子。他說剛剛去自首的時候，反正也不想活了，在放棄的狀態下做筆錄、接受審判。後來在獄中，教誨師、鍾主任都一直開導他，他才比較沒那麼想死。問他他們都怎麼勸，他也說不出來，「就是……講一些道理啦」；不過，「我到目前也還是有這樣的念頭，覺得算了，反正這條路我早晚要走，家庭都破碎了，我也沒什麼好活的。」
「你現在想到你太太，你的心情是什麼？」
「就是心很『凝』，很痛苦就對了啦。我常常想到我們以前的事情，我們是戀愛結婚的啊。我當兵的時候認識的，到我們發生事情，剛好二十年。我對她這麼好……」
「那個男的呢？」
「我比較不會想到他啦。他破壞我的家庭，挑撥離間，本來就應該要死的，但是我也沒有要他死啊。那時候我太太我是真的氣得『抓不住』，真的要她死；但是那個男的我沒有要他死啊，他是後來去醫院死的啊。」
「你後來跟他的家人和解了對不對？」
「對。」
「多少錢和解的？」
「一百五十七萬。」我低頭寫下這個數字，他又自動補充：「沒付。」
「為什麼？」
「還沒付。他們去查封我的一塊地，是祖產。已經拍賣了，但是第一次流標，還會再拍賣。」
「他們和解的時候是什麼人來？」
「律師。家屬沒來。第一次開庭就和解了，我沒有律師，就我自己出庭。」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請教。你之前傷害致死的那條案，後來你有上訴。可是我看那個時間，你上訴的時候，你這個殺人案都已經定讞了，我覺得很奇怪，你這邊死刑已經定讞了，還跑去上訴那個傷害罪幹嘛？」
鄧武功看起來很困惑，彷彿在想，「哇，我沒告訴她她怎麼知道有這條？」我心裡暗暗得意。我是有做功課才來的耶，你以為我像傻瓜一樣來給你騙啊。他還不答腔，我便說：「跟黃上佑一起那個啊。」心裡又得意了一下，我連你同夥的名字都知道耶，還不快招。
我從網路上的判決查詢裡找到了他的案底。八十四年煙毒前科，九十一年妨害自由，幾個月後，就是這樁殺妻雙人命案。妨害自由的案子是他介紹雙方買賣毒品，結果買家竟然搶了賣家。賣家不甘損失，跑來向鄧武功要人，鄧武功只好陪賣家一起去向買家尋仇，砍了人家幾刀以後，就把人丟在路邊不管了。那人後來死了。鄧武功在場而沒有動手，被判妨害自由。
這起夾心餅乾案，也許是嫉妒之罪的序曲。共犯中有一個人的口供說，事成之後黃上佑「請」大家吸海洛因，謝謝大家幫忙；無人一語提及被丟在路邊流血的那個人。那景象是否讓鄧武功感受到人命輕如螻蟻的現實，於是不久之後便對前妻痛下殺手？甚至這一幫兄弟，在鄧武功「綠雲罩頂」的痛苦中，是否扮演了搧風點火的角色？
鄧武功還是滿臉困惑。他好像很用力的在回想，自己是否遺漏什麼事情。
這下我動搖了。我們兩次會面，他回答問題都很明快，剛才不是還說那男的該死嗎？這件事情也不過是妨害自由而已，幹嘛不承認？難道不是他？
「你有沒有前科？」
「沒有。有一個在嘉義的是車禍，和解了。還有一個在基隆的是我告對方，因為他開車撞到我。」
「啊？那個不是你啊？」
「？？？」
「那個鄧武功啊……有吸毒，後來又有傷害致死……」
「我沒有啊！我沒吸毒。那個不是我。嘉義那個車禍，在我的卷子裡面都有。」
％＄＃＊＆！不是他！那我對他整個人的評估都要重來。沒有序曲，沒有吸毒，沒有仲介，沒有妨害自由……我得把他重新想一遍，抹去另外那個鄧武功的身影。
這個鄧武功坦白、誠實，今天三十分鐘的談話裡，他主動說出許多對自己不利的事情，沒有遮掩迴避。例如和解金沒付；致人於死的意圖；還有昨天說什麼太太的保險「本來四個人分，現在三個人分」，好像他在肖想他那一份似的。他不狡猾。他甚至於，很老實。
等到我從鍾主任手中接過鄧武功的自傳，那才是更大的驚嚇。鄧武功是一個頭大大的、粗粗壯壯的中年男子，可是他的自傳，竟然每個字都縮得像米粒一般大小。鍾主任對我說兩句客套話，還像昨天一樣的警戒，連坐也不坐下來，一閃就不見了。
昨天的開心阿伯等在門口，招呼我上車。阿伯有計程車司機的職業敏銳，我們才剛迴轉，他就看見另外一個人，立刻喊他上車。他很年輕，穿台客花襯衫、深藍色西裝褲與拖鞋，頭剃光了，塑膠袋裡裝著一些零碎的東西，顯然剛放出來。阿伯遞煙，遞打火機，遞檳榔，熱絡得很。阿伯邀我去看燕巢名勝泥火山，所以先送他。
光頭小子在車裡抽煙。但是他剛放出來，所以我也不敢吠。阿伯跟路上別的駕駛打招呼，我說：「哇，全村的人你都認識啊。」阿伯哈哈一笑說：「認識這些不會害人的人沒關係，像你這種好人多認識一點沒關係！」這樣我才堅定了跟光頭小子搭訕的決心。我不想他在這對話裡被排斥、被當成壞人。
光頭小子有一對作夢的眼睛，嚼檳榔的牙齒，喊壞了的粗嗓子。「你要回家？」
「對。」
「你幾歲啊？你看起來很年輕。」
「二十六。」
「二十六！你看起來好像十六歲。」我說謊，但嘴甜一點準沒錯。
「十六歲的話就不會被抓進去了。」
「你是什麼事進去的？」
「顧台子。」
「啊？」
「顧台子。」
「啊？那是什麼意思，我聽無。」
阿伯看不過去拔刀相助：「賭博啦。」
光頭小子經營賭場。這次被判有期徒刑三十天可以易科罰金，本來要罰錢了事的，但是手續來不及辦，所以坐了五天牢。易科罰金一天九百，我說：「哇！」他無所謂：「我們賺得快，不怕他罰啊。」他的賭場裡什麼都有，聽得懂的是麻將，聽不懂的還有六、七樣。我說：「但是一定有人輸錢翻臉的啊，那怎麼辦？」光頭小子的台語又快又俚俗，我仍然完全聽不懂，但是他的表情與音調說的是：「誰怕誰，來拼啊！」
他家好遠，過了一個小小的鐵路平交道以後，路牌已經是橋頭鄉了。而光頭小子對監獄生活還算滿意。吃得不是頂好，但也不會餓著。每天打籃球。可以抽六支煙，跟外面一樣價錢，公平。我問有沒有檳榔，光頭小子和阿伯一起笑起來，「沒有啦，那麼好！有煙就不錯了！」
等到光頭小子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了：阿伯沒有跳表。「這樣多少？」「五百。」光頭小子打手機給「七仔」讓她準備錢。顯然阿伯心裡有兩把尺，跟他收的是「壞人價」，跟我收的是「好人價」。他載我都跳表，而去泥火山他說「隨便你啦！」
那是一棟大樓的一樓，外牆很一般的貼著二丁掛磚，鐵門拉起一半，一個睡眼惺忪的女孩子從裡頭鑽出來，拿著五張百元鈔。從小狗的眼神可以看出主人平常有沒有踢狗；他的「七仔」看著他的時候，眼裡就有那種恐懼。
我淡淡的說：「這樣關……有用嗎？」
阿伯淡淡的回：「我每天都載這種人。」
我決定明天放假一天。太多壞人壞事了，夠了。喘口氣，讀讀鄧武功的自傳。
鄧武功當兵時與黃金玲戀愛，家人反對，但兩人執意成婚。
鄧武功是雲林人，黃金玲是屏東人，都是鄉下地方。鄧武功認為去都市才有機會，遂去台中港開拖車，賺了點錢便自己當起老闆，有個小事業，也買了房子。工作時間很長，整天在外，黃金玲在家照顧三個小孩，十分懷疑鄧武功有外遇。鄧武功偶有應酬，但他說，實在是生意所需，他已經盡量早回家了。應酬的地方有粉味，但他沒有跟小姐來往，小姐也不曾找上門來。總之兩人爭執不斷，鄧武功最後決定結束這個小事業，舉家搬到屏東縣九如鄉。
那是黃金玲的娘家，她的兩個哥哥都住在那裡，大哥從事大理石的工作。他們向黃金玲的大哥租房子住，並且從頭學習大理石的切割組合工作。鄧武功感覺自己為了太太犧牲很多，昔日頭家變伙計，有殼蝸牛變無殼蝸牛。
幾年後他們在九如鄉貸款買了自己的房子，也自立門戶從事大理石業，夫妻一起工作。但是經濟波動，生意時好時壞，兩人的感情也時好時壞。後來生意沒有起色，不得已結束了大理石業，鄧武功又回去受雇於人開油罐車，黃金玲則在二哥經營的海釣場上班。
今昔對比，鄧武功覺得很挫折。早知道就留在台中港，那裡有努力了十年建立起來的人脈。現在他跌回原點，過去的努力好像都成空了，而且他陷在太太娘家的人際網絡裡，或許多少有點心理不平衡。夫妻的老問題又回來了，他每天開車十幾個小時，太太懷疑他不忠；夫妻的新問題也產生了，黃金玲現在是職業婦女，她有她自己的發展與改變，她學會了抽煙，在海釣場也有與其他男客互動的機會，鄧武功很生氣，也很嫉妒；他也懷疑太太不忠。
他們結婚得早，三個孩子都大了，長女已經開始工作賺錢。鄧武功與黃金玲的薪水加起來有八萬多，其實也很夠用。這時候黃金玲決定要去兼第二份工作。她在海釣場認識了一個客人陳欽全，是國泰皮革廠的工頭，邀請她去上大夜班。鄧武功很生氣，認為那男的一定意圖不軌，而家裡既然不缺錢，黃金玲卻執意要去，那她一定是對他也有意思了。
鄧武功的怨恨在累積，這裡面包含了許多男人的自尊。事業不順利、入贅一般的處境、戴綠帽子的疑慮，全部都記在黃金玲的帳上。鄧武功無法不去想，三更半夜的國泰皮革廠，除了門口警衛亭裡的一名警衛以外，偌大的廠房就只有黃金玲與陳慶泉兩人。陳慶泉是工頭，如果兩人整夜都不工作、沒有出貨，也不會怎樣；那麼這兩人會在幹什麼？
鄧武功不是一個好脾氣的人。他不只跟太太長期不合，三個小孩跟他也不親，在父母親的爭執裡，小孩都比較同情媽媽。長女有一次對鄧武功罵髒話，他氣得拿菜刀要殺她，被村長制止。夫妻吵架的時候，鄧武功也曾經砸毀家裡的酒櫃，用剪刀剪破太太的衣服。他累積的憤恨將以暴力形式表現，問題只在於，對誰？鄧武功企圖自殺很多次，都被家人發現阻止。
黃金玲堅持要離婚，鄧武功更深深感覺自己的失敗。家庭破碎了，好像一支投資多年的股票跌停下市了，血本無歸。他下筆簽了字，但是心裡沒有，黃金玲也沒有搬出去，生活還是照舊，一紙離婚證書並沒有帶來太多改變，反正本來就已經在吵架了，現在再吵也是一樣，而他們甚至沒有分床睡。
離婚四十天以後，鄧武功決定了。他打算明天回到雲林老家去找相熟的代書，把一塊祖產的土地便宜賣給他，拿了錢去大陸玩，花光以後，就在那裡死死算了。他收拾好衣物。浴室裡傳來嘩嘩的水聲，鄧武功打開浴室的門，對著蒸騰的熱氣裡一個熟悉卻模糊的人影說：「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妳洗澡。」
十一月的夜裡應該很寒了，鄧武功出門開車，回到家時是八號早上。他愕然發現，黃金玲已經連夜把東西搬走了。他忽然又大受刺激，立刻趕到她的娘家苦苦哀求，雖然他已經連續三天沒有闔眼了。但是黃金玲也受夠了，二十年的婚姻至此已是歹戲拖棚，她不要復合。黃金玲的大哥、大姊都在，他們說出的每一句話，鄧武功聽起來耳朵裡都有刺。這又是一個入贅似的場景，鄧武功孤掌難鳴，覺得被他們聯合起來欺負了。
他只得回家，但他心裡覺得，沒有家了。他還是沒睡，發呆，流淚，抽煙，喝酒，晚上孩子回來，他用交代後事的口吻對他們說：「你們以後就見不到爸爸了，要自己照顧自己，自己要會打算。」
他去了國泰皮革廠。
他誠實但是不可信。他敘述的是鄧武功版本的故事，但在他的刀下死去了一個黃金玲版本的故事。他說她老是為了莫名其妙的「小事」「藉故」爭吵；在黃金玲的版本裡，那一定是大事。她學會了抽煙，並且毫不在乎的在鄧家親戚面前抽，在鄧武功版本裡這是大事，但在黃金玲的版本裡可能是小事：我抽煙關你屁事。
他不可信但誠實。我對他的史觀保持警戒，但是我大致相信他所提供的具體事件細節，因為兩次訪談他都給我這樣的感覺：無所隱瞞。我問他屏東家地址、太太娘家地址，他全部都告訴我，沒有一次問我「妳要幹嘛」。
「三ㄏㄨˋ街，哪一個ㄏㄨˋ，家家戶戶的戶？」
「不是，是大ㄏㄨˋ翁的ㄏㄨˋ啦。」
「東ㄌㄧㄥˊ村，哪一個ㄌㄧㄥˊ？」
「安ㄌㄧㄥˊ的ㄌㄧㄥˊ。上面一個帽子，中間一個心……。」
在他的人生裡，我讀到性別也讀到階級。他希望黃金玲像剛認識的時候那樣純潔如白紙，他的希望破滅於黃金玲去上班而有自己的人際網絡。至於他自己的人際網絡裡面不那麼純潔的部分，例如得去有粉味的地方應酬，他則希望黃金玲能包容、了解、信任。不，他認為她「應該」要這樣，「人家說，一個能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個偉大的女人支撐著，能讓男人無後顧之憂的努力向前，而不是像她這般的吵鬧不休……」。
他們曾經一起從事大理石業，那似乎是美好時光，但是景氣起落支配了婚姻品質。景氣好，生意好，就開心，景氣不好，生意收起來，又沒好日子過了。貧賤夫妻百事哀。後來出現的情敵是個工頭，並且運用了工頭的權力來追求黃金玲。鄧武功曾經是個小老闆，現在卻是個伙計。他的嫉妒摻雜著階級的委屈，他覺得他為美人放棄了江山，但美人卻被另外一個有江山的人拐跑了。
他的自傳並不始於鄧武功，而始於鄧武功與黃金玲的相識；主軸則完全纏繞著他們兩人的關係。彷彿如果不說黃金玲，就沒辦法定義鄧武功。
這是一封太遲的情書，太早的遺書。鄧武功喃喃低語：我這麼愛她，我為她這樣，我為她那樣、又那樣；可是她卻這樣傷害我呀。他好像在一個恍神的狀態裡寫著，忘記自己已經把黃金玲殺死了。
鄧武功把心裡那一股濃烈的情感稱為「愛」。我卻看見那裡面有許許多多的階級委屈，像陳昇在「多情兄」裡唱的：「不甘願提起妳／做妳變心嫁別人／低路的男性真不幸喲／做妳去嫁別人／糟蹋咱的情／雄蓋憨是多情兄……」。「女人跑了」跟「男人低路」總是連在一起的。鄧武功似乎也如此，他把窩囊的感覺全部傾倒在黃金玲身上了。
失業了回家打太太，事業不順回家殺老婆——我們社會裡多的是這種找女人出氣的例子，卻沒聽說過女強人經商失敗要回家殺先生的。那些無法達成社會期待的女人，例如不孕或沒有生育男丁的女人，也很少殺老公出氣。男人可以把階級弱勢的氣出在女人身上，說明了他在性別上是優勢的。
但是，在那典型的父權思維裡，我亦辨認出幾件非比尋常的事。他們在台中港買的第一棟房子，登記在黃金玲名下。不久後，又舉家搬到黃金玲的娘家屏東縣九如鄉。這兩件事情，即使思想比較進步的中產階級男人也不容易辦到。尤其搬到妻子娘家，更是不平凡：鄧武功並不是落魄才去的，而是硬生生把台中的生意收掉了，去鄉下「從妻居」。
當然還有最纏綿的那句話：「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著妳洗澡。」他們相識、結婚已經二十年了，一般來說，勞動階級夫妻並不時興玫瑰花巧克力的浪漫，但鄧武功竟然有這等興致看著黃金玲洗澡。
雖然混雜著階級劣勢與性別優勢，支配慾與佔有慾；但我感覺到，那裡面有愛。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只是又想起我從前的文章。在我當年的女性主義視野裡，殺女人這一社會現象，反映了文化／心理上的恨女人情結。那個圖像裡，恨是純粹的，惡是純粹的，父權也是純粹的。
但鄧武功殺妻案讓現在的我看見，是的，那裡面有恨，但是並不純粹是恨，還摻著愛與偏執；是的，那裡面有惡，但還有創傷與痛苦；是的，那裡面有父權，但是，坐在牢房裡一字一字寫下情書／遺書的那個人，不僅僅是一個面目猙獰的沙文主義豬。他同時也是一頭受傷哀嚎的黑熊，後腿被獵人的獸夾咬住了——
於是，他咬了他能夠咬住的人。
鄧武功的自傳，是他對黃金玲的判決書。而殺她則是他親手執刑。因為從來不曾捉姦在床，所以鄧武功在自傳裡一一舉證論述：
——他勸阻，她竟然不聽，一定有鬼。
——工時長，工資少，她卻還要去，一定有鬼。
——大夜班，孤男寡女，一定有鬼。
——她每天買點心進去給工頭吃，一定有鬼。
——工頭的行蹤只有她知道，一定有鬼。
——手機不接，行蹤不明，一定有鬼。
——她半路扭傷了腳，竟然通知工頭來英雄救美，可見有鬼。
——她提離婚，這不是有鬼是什麼！
這些都是間接證據。頂多可以證明黃金玲與工頭互有好感，卻無法說明好感到什麼地步。就算真的有好了，也不過是妨害家庭，怎麼就罪至於死了呢？
許多犯罪都帶有「私刑」的成分在裡面，人們因為感覺到被傷害、不公平，所以自力救濟。但是當事人往往不是好法官，因為他們身涉其中，根本不會去了解另外一個面向的真實。鄧武功也是這樣，他的心證太寬，量刑太重。他期待別人讀了他的自傳就能明白與諒解他；其實明白了並不一定諒解。
鄧武功仍然感到義憤填膺。在自傳裡，他罵黃金玲的話太髒也太性別歧視了，我看到以後，兩天都無法把那個字眼趕出腦子。他還在恨。還在恨。即使他殺黃金玲的時候幾乎把她的氣管砍斷，但是他的憎恨比殺戮更大；三年多以後的現在，他，還在恨。
自傳的後面三分之一冗長而沈悶，因為鄧武功不斷懇求黃金玲回頭，不停的打電話求她、她回家時求她、跑到工廠去求她、跑到她娘家去求她……。這些行徑依我看是糾纏，但鄧武功卻覺得是他一再忍讓、再一次給她機會。如果他讀過歐陽修，他可能會學著說一句：「求其生而不可得！」
鄧武功還沈浸在他的感情創傷裡；悔悟尚未到來。「雖說奪走他們二條人命，或許我的作法有可議之處，然一個人在忍受那麼長久以來壓力與打擊，更用盡所有心力意圍（圖）挽回，卻遭受更多的屈辱，這叫人情何以堪，又該再用何心態來面對呢？對於已發生而造成的事實，這一切並非我所願啊，更不願走上這樣的路呀，本願想能與她白頭偕老，共度平凡的一生，如今卻生離死別，這都是命呀。」
國泰皮革廠之後的事情是這樣的：鄧武功開車回到雲林，去找哥哥交代後事。然後他去阿姨開的雜貨店裡抓了兩瓶高梁酒，又要跳上車離開。哥哥勸他去自首，不要想不開，他哄哥哥說：「我去自首就會判得比較輕，你不用擔心，我的事情我自己會處理。」但哥哥與阿姨都看見了，鄧武功車去的方向是往北，而不是往南。
他開到南投的山區停下來，灌了一瓶高梁。他在左手腕劃下一刀，醒過來的時候，覺得很失望，怎麼沒死？那回去讓法院速審速決趕快ㄅㄧㄤˋ掉好了。他懷著但求一死的心情，回到屏東自首。
警方掌握的物證很齊全。兇刀是一把長三十公分的生魚片刀，紙質刀套也丟在現場，刀上的血是黃金玲與陳慶泉的血，刀套上是鄧武功的指紋。黑色手套扔在現場。全罩式安全帽扔在現場。黃金玲死在現場，氣管幾乎被切斷，得年三十八歲。陳慶泉身受重傷逃到警衛室去求救，送醫不治。但陳慶泉死前已經在警訊筆錄中指證：行兇的人是黃金玲甫離婚的前夫。
兩次更審以後，鄧武功死刑定讞了。看守所裡有教誨師來教內觀打坐，鄧武功也抄寫一些經文，但是想到大半輩子愛恨交織的黃金玲，還是「心很凝」，非常痛苦，「我對她那麼好，她怎麼這樣對我？」
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不諒解他，警訊筆錄裡一致描述他是一個很糟糕的丈夫、父親。兒子說他曾經酒後毆打黃金玲，鄧武功氣死了，發誓真的沒有打太太，吵架吵最兇的一次是他要離開家出去透透氣，但黃金玲不給他鑰匙、不讓他走，他們拉扯之後，他把她按在地下，搶過鑰匙來，油門一催，就絕塵而去。可能那次兒子剛好撞見，便認為爸爸打媽媽。鄧武功越想越氣，太太不忠，兒女不孝，算了，就放棄吧！他叫哥哥姊姊傳話給小孩們，「攏麥來！」
但他悄悄的寫了一萬三千字的自傳，用有格稿紙與漿糊裝幀成一本手工書。他的字很工整，非常非常小，如果把稿紙的每一格細分為九小格，鄧武功的字就會落在正中央的那一小格裡。
「自從將她與我的生命在兩年多前劃上一個結局，這段時日以來我總是沈浸在回憶裡，憶及與她過往的種種，點點滴滴無不時時的啃嚙著我漸已枯竭的心靈，莫非這就是命嗎？自與她相識到結婚直至死別，這廿年來我所付出、奉獻給她、給這個家庭的心力，豈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
他是殺了人沒錯，但是他有話要說。無法大聲的說，他只好用寫的，用怯生生的蠅頭小字，回答自己的內心提問：「我怎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鄧武功犯案的屏東縣九如鄉，與現在繫獄的燕巢，只隔著高屏溪。他在右岸殺了人，如今關在左岸。他還是時時有放棄的念頭，等待哪一天牛頭馬面來引他渡河。尚未蓋棺，但他的人生已被論定，如同楊澤詩曰：「人生不值得活的。」
在左岸，他已經關了三年半，定讞一年多。鍾主任是他的一盞明燈，每天下午的聊天他都很期待，但是不曉得會不會有一天，他得帶他上刑場。
而右岸那裡，已經人事全非。兩位妻舅已先後離開，據說是欠債跑路；兒子去當兵；兩個女兒久未聯絡，已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我要回台北了，去見鄧武功，跟他告別。我不想讓他每天傻傻地等著，以為我還會再去。會面申請單遞進櫃臺又被遞出來，那人粗聲粗氣的說：「編號！」
他記得我。我前兩次也沒有填編號，他幫我查了，幫我填上。他不肯再幫我填，表示他知道我不是第一次來。哼，希罕。我一聲不吭填上，把申請單ㄌㄨ回去。
今天我打算問鄧武功一些尖銳的問題。
「警察那天找到刀，安全帽，還有手套。為什麼要戴手套？」
「因為我開車。開車會流手汗，所以我都戴手套。」
「你在自傳裡提到有一次跟你太太吵架，她打你而你還手。你打她最嚴重的一次是打成怎樣？」
「＆％＊＄。」他說了一個台語動詞我聽不懂。反正不是「打」，不是「搥」，不是 「掙」，我說：「『推』她嗎？」鄧武功解釋，是兩人拉扯之間，他把她手上的鑰匙搶過來。
「那報紙上說，你們離婚是因為你自己有女朋友？」
「張小姐，」鄧武功聲音裡隱隱有不平的怒意，「妳想想看，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話，我離婚不就早就跑掉了？我還留在那裡幹什麼？」
當我又走在那個不見天日的、地底下的長廊，我想起左傳裡鄭莊公的故事。
鄭莊公是倒著出生的，腳先出來，所以他母親不喜歡他，以為不祥。母親喜歡小兒子，幫著小兒子造反，鄭莊公平定亂事以後，把媽媽關起來，發誓：「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但他說了就後悔了。有一回他賜食物給大臣，大臣說要帶回家給媽媽吃。鄭莊公一時傷感，告訴他事情始末。大臣說：那簡單啊。挖一條地道深及地泉，你們就可以相見了。
鄭莊公照辦，進入時吟道：「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他的母親也很高興，出來時吟道：「大隧之中，其樂也泄泄。」母子和好如初。
我在想，會不會有一天，鄧武功的小孩會走進這條長廊。
但我又想，誰來惦記著被殺害的黃金玲呢？
七份判決書、九十分鐘談話、一萬三千字的自傳，這就是我對鄧武功全部的認識了。我不能也不打算宣稱我了解他，他生命中還有那麼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他寫給廢死聯盟的信末自稱「死刑犯人鄧武功」——在「死刑犯人」的頭銜以前，他可曾有過別的頭銜？小時候當過排長嗎？在台中港開小公司的時候，有人喊他「老闆」、「頭家」嗎？
他有哥哥姊姊，沒有聽他提起有弟弟妹妹，他可能是老么。他是哪一種老么呢，任性的，受寵的，還是羞怯的？在雲林的那個早晨，他哥哥明知此去可能是永別，但還是放他走了。他可能是一個哥哥姊姊都攔不住的老么。
回台北以後，我才看到鄧武功寫的請求特赦信。總統特赦，機會似乎渺茫，但廢死聯盟認為無論如何應當一試。所以聯盟代為草擬一封短信給總統，底下大片的空白，讓死刑犯自己訴說，他有什麼值得赦免之處。
鄧武功這樣寫：「我想透徹了解愛是什麼？我愛我的子女，愛我的家庭，日夜奔波於高速公路，南北馳騁，為我僅有的家庭去營建，我盡心盡力付出著。有人道：『節婦失足，半生堅真（貞）無助，妓女從良，一生煙花無礙。』？生平無不良之前科，豈是惡性重大之徒？連雞都不忍宰殺之人，為何竟然殺了人？傷心嗎？後悔嗎？——『在不知不覺中，淚已成行。』」
我愣了一下，笑了。叫他講自己有何值得赦免之處，他居然講「我想透徹了解愛是什麼？」會面時我感覺到他的恨，他的傷與痛，呼求同情與理解。這裡我卻看見了他的困惑，雖然仍然沾滿了痛苦：「我想透徹了解愛是什麼？」
非常正確的困惑。鄧武功開始察覺、開始懷疑：也許我根本不懂愛，也許我完全搞錯了。我以為是愛，但說不定不是。
「我想透徹了解愛是什麼？」
「我想透徹了解愛是什麼？」
那個一直用「愛」來解釋自己罪行的男人，終於嚇出一身冷汗醒過來，說：糟糕，愛到底是什麼，我真的知道嗎？也就是說，一個庸俗的、父權的、香火鼎盛的「愛情」廟堂，終於被他的一個信徒，貼上了封條，打上了問號。
「我想透徹了解愛是什麼？」
我反覆玩味，有了悲意。
他自比為「節婦」，「半生堅貞」，因為他沒有前科。而他引的最後一句話，應當是多年前林淑容的歌，「我怎麼哭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離別的滋味這樣淒涼
這一刻忽然間我感覺好像一隻迷途羔羊
不知道應該回頭 還是在這裡等候
在不知不覺中淚已成行
如果早知道是這樣 我不會答應你離開身旁
我說過我不會哭 我說過為你祝福
這時候我已經沒有主張
雖然我知道在離別的時候不免兒女情長
到今天才知道說一聲再見需要多麼堅強
我想要忍住眼淚 卻不能忍住悲傷
在不知不覺中淚已成行
誰來惦記著被殺害的黃金玲？
讓鄧武功記著吧。讓他的眼淚記住她的血。讓他用每一個日日夜夜去唱，無聲地；「如果早知道是這樣」。
7 陪死人：蘇建和
他十九歲入獄，幾年後被判死刑，雖然如此，他認為應該要有死刑。「我不應該被判死刑，是因為我真的沒有做。但是有些人真的很壞，他們就應該被判死刑。」不只蘇建和，監獄裡大部分的囚犯都是支持死刑的——除了那些自己被判死刑的人以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有死刑，他們的刑期才不會往上調。萬一死刑取消了，無期徒刑的上限就會被調高。以前坐十五年就可以出來，是因為有死刑在上面頂著；如果死刑沒有了，搞不好蹲三十年都還出不來。
一般來說，死刑定讞以後，有七到十天的「等死期」，獄方會特地挑一個人去「陪死」，這個人就是蘇建和。因為他的案子纏訟多年，在獄中已經關成老鳥，而他的個性又開朗健談，所以成為陪死的最佳人選。獄中的規矩是，死刑犯要給陪死的人紅包，表示感謝。
陪過許多許多次以後，蘇建和改變了，現在他堅決反對死刑。「有好多人是冤枉的。有的我看了會說，哇，連你這麼無辜都會被抓去槍斃，我看我也沒救了。」
「那你都陪他們幹嘛？」
「還能幹嘛。在獄中還能幹嘛。講一點心裡的話啊。」
「像什麼？」
「比如說他有多冤枉啊。」
「可是總也有那種真的有犯罪的吧？」
「有哇。但是他們都有人性欸。他們都知道說應該好好孝順父母，或者後悔沒有疼老婆，沒有陪小孩；有作案的，也知道說自己做錯了。」蘇建和露出不忍的神色。當死亡近在咫尺的時候，蘇建和看見的是，「彼亦人子」。
九○年代初期的台灣，一年打死幾十個人。蘇建和從一九九一年坐牢坐到二○○三年，算算總共陪過五十三個人。他們現在變成五十三個褪色的紅包，是蘇建和牢獄生涯的珍藏。
8 免死人：黃上佑
在另外那個鄧武功的檔案裡，有個人叫做黃上佑。他是個狠角色。他販毒，有一天手下的小弟被買毒的人搶了，他衝冠一怒，率眾去尋仇。他們把仇家捉上車後砍了幾刀，把他丟在野地裡揚長而去。
那人後來死了，黃上佑被通緝逃亡，幸得朋友接濟。這位「朋友」是典型黑白通吃的地方民意代表，像燕太子丹養「食客」似的，黃上佑得其庇蔭，度過一段安寧時光。然後任務來了，「燕太子丹」有仇要報，黃上佑義不容辭，「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他們有一整組人馬執行狙殺計畫：一組人監視仇家，看他什麼時候出門；摩托車手機動待命，一路尾隨；燈號轉紅，仇家的轎車停下，摩托車切到駕駛座旁問他：「你是XXX嗎？」光天化日的早晨八點，槍聲連八響，黃上佑在機車後座，打響了他的職業殺手生涯。
近距離開槍的好處是容易瞄準，壞處是你會看見被害人驚恐的眼神。但法醫的驗屍報告顯示，被害人心臟、肝臟、肺臟破裂，體內大量出血。黃上佑顯然不受影響，彈無虛發。
黃上佑落網的時候，身上背負了一籮筐的罪名，包括持有毒品、持有槍械、傷害致死、殺人、恐嚇取財。一審判死刑。法官在判決書中說明：做為現職法官，必須遵行現行法令，無權擅加更動。黃上佑與被害人素不相識，下手殺害卻毫不手軟，這等職業殺手行徑，勢必使他在「道上」聲名大噪。如果不判死刑而判無期徒刑，依現行假釋實務，黃上佑到五十出頭便能出獄。「依照台灣社會目前的情況，這個人屆時將會成為各方爭相延攬的大哥，也將成為國民的重大威脅。而冷酷殺手的後半輩子如果是這樣，那麼，將會有不少黑道人物願意當殺手。那時，又有誰要碰上呢？這也是必須考量的。因此，法官不能只有浪漫的人權想法，而必須就這些現實層面，嚴肅地思考適當的刑罰。」
最後黃上佑獲判無期徒刑，三審定讞。
誰該死而誰不該死？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理解，沒有前科的這個鄧武功必須死，而在道上越陷越深、犯罪情節不斷加重的黃上佑，反而可以活。或許真的是蘇建和說的：「監所裡有一句笑話，說會被冤枉、被判死刑的人都是初犯，比較笨。或許這是真的啊！常業犯，他都比較知道要怎麼躲過重罪。」
誰該死而誰不該死？前金山高中教師曾思儒被判死刑定讞，但是九年前殺了同窗好友的清大研究生洪曉慧，快要可以假釋出獄了。洪曉慧得到司法系統的寬大對待，在獄中表現良好，信了教，想要贖罪，出獄後打算慢慢清償被害人家屬所要求的兩千多萬損害賠償。洪曉慧與曾思儒都是讀書人，都犯了殺人罪，都沒有前科，都沒有預謀；但是洪曉慧有機會改過，有機會彌補，而曾思儒沒有。洪曉慧被判十八年有期徒刑，如今已服刑將近一半，今年或明年，她就可以出獄了（註7） 。曾思儒被判死刑，如果他捱過今年，也不知道有沒有明年。
9 殺人執照：法警訪談錄
「打死人沒罪的就只有我們而已！不用寫報告，什麼都不用，警察打死人要寫報告，打死人不用寫報告的，只有我們而已！」
二○○三年，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研究生謝婷娟，完成了一份難得的碩士論文（註8） 。她訪談了八位執行槍決任務的法警，分析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有什麼感受，如何合理化，以及對生死的看法。
在這份論文裡，謝婷娟回顧了國外的相關文獻，指出整個執刑過程，如何費盡心思去減輕行刑者的罪疚感。執刑的人會迴避死刑犯的眼神，不與他有視線接觸，最好根本不要讓死刑犯看見他的臉；執刑者一律匿名，有些州登報招募一般市民來按電椅的開關，他們戴帽、蒙面而來，事成之後領取一百五十美元現金報酬，船過水無痕，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更重要的是創造一種分擔責任的機制，例如為電椅或毒針注射器增設兩個、三個開關，或者聘請一名以上的射手，但有的子彈是空包彈。因此當死刑犯嚥下最後一口氣，每個行刑者都可以喃喃對自己低語：「誰知道呢，說不定不是我。」
相較之下，台灣的死刑執行程序對於負責槍決的法警，幾乎可以說是任憑自生自滅，沒有任何措施來幫助他們減輕心理壓力。沒有隔離行刑者與死刑犯，沒有分擔責任的任何制度設計，就是硬碰硬，一個法警打死一個犯人。偶有從基層幹起的法警日後當了主管，還記得自己昔日的菜鳥心情，則可能體貼地自己打第一槍、讓新手補第二槍，或者在新手執刑時站得比較靠近，給他一點心理上的支持。
以前槍決就直接開槍，但若第一槍沒有命中要害，場面就會失控。七○年代有幾個例子，犯人在槍擊的劇痛中滿地亂爬，雙手緊緊地揪著刑場的雜草，法警追在他身後補上一槍又一槍……。自一九八一年開始，一律先注射麻醉劑。藥效發作後，就讓死刑犯趴臥在被褥或草蓆上，法醫在死刑犯的囚衣後背畫出心臟的位置，法警站在約一公尺外的地方開槍。近距離，而且不必看著他的眼睛。通常槍擊處會噴出小血柱，法警就知道OK了，表示打中心臟；如果冒出血泡泡那就不對了，表示打到的是肺臟，可能還得再補一槍。
刑場的禁忌是不能叫名字。什麼人不小心喊出名字，大家都白眼珠伺候，心裡一整天不舒服。受訪的每一位法警幾乎都以某種方式將自己工具化，「我們上頭有人扛著，經過檢察官、法官判出來，咱職務上要這麼做，職責所在啊。」「基本上是法官判他死刑，所以你覺得誰有罪惡感？應該是法官有罪惡感。一個實質的判決比執刑來得更嚴重，原因是判決，不是過程，執刑只是一個工具。要報復的話……以美國為例，他會報復那個麻醉劑、抱怨那個電椅嗎？」
打死人的心情如何？一位曾經執行三十多名死刑犯的法警說：「恐懼。」執行任務的前一晚，即使不說，家人也感覺得出他異常沈重。到了現場，刑場肅殺的氣氛，同僚與相關人士沈默地圍觀，「死刑犯趴在你的腳下，全場只有你孤單一人要開槍把他結束。」他形容這是一場戲，他與死刑犯是唯二的演員，「很多人在看，刑場外面整個擠得滿滿的，就看你一個人在表演。」子彈一擊發，他的壓力就紓解了，法醫上來檢查，他等著法醫一句話：「好嘍，瞳孔放大啦，回去了。」責任已了，和所有參與行刑的人一樣，他們徹底的洗個澡，換過衣服，仔細滌清污穢與煞氣，疲憊地回家。
這位老資格的法警已經轉任警界其他職務，但他的傳奇還在四處流傳，那就是十發子彈打死一個人的故事。
說到這回事，大家都的開場白都是：「很玄。」那天一切如常。要打麻藥時，死刑犯說：「這樣我會找不到回家的路耶。」法警還是哄著他打了，怕犯人太清醒，場面不好控制。沒想到一槍打下去，原本趴著的身軀像貓一般拱了起來，法警上前補第二槍、第三槍、第四槍，死刑犯愈挫愈勇，竟然坐起來回身直直看著他。在場有人說：「可能是器官異位，要再打喔。」死刑犯一聽便用手摀住胸前，還有人宣稱聽見犯人說：「不要再打我了啦，很痛ㄋㄟ。」
「他真的坐起來，眼睛直直的一直看著我，那時我是不會怕，恐懼而已，要把這個人的生命趕快結束掉。」死刑犯坐了一會兒又趴下去，法警上前補兩槍，還沒死，他改打稍偏右側的部位，補兩槍，還沒死，再補兩槍。刑場沙塵飛揚，法警臉色發青，最後那人硬是又拖了半個小時才死。
「就是活生生的生命在我的面前，我就把他……，他可能沒那個力氣講出來，那時候也沒有喊，體內還存有麻藥，也沒什麼痛，沒有任何聲音，都沒有，只有呼吸聲音而已。那種情況喔，如果要給別人接手，別人真的會怕。當時在刑場什麼意念都沒有，就是一槍、一槍這樣子，要趕快給他死。這時我已當了主管不能退縮，不能讓底下的人以後不敢執刑，還是撐著去做。」
台灣死刑史上最高紀錄是十一槍斃命，再來就是十槍的這一件。對這位「十槍紀錄保持人」來說，往事是沈重的回憶，他蠻慶幸離開了，但是他沒忘記。在訪談中，他沈吟了一會兒，尋找著適當的字眼來形容，然後說：「就是有那個陰影。陰影。」「執刑槍決的影子，永遠的背著、跟隨你，只要你有一天是清醒的，都會隨著你，就是這樣。」「現在我沒做這工作，沒有恐懼的負擔，我是有這個影子而已。但是做過的痕跡沒辦法把他抹平。」
我不由得想起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的幾項著名實驗（註9） 。那是一九六一年，納粹戰犯阿道夫‧愛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隨後被判處死刑。米爾格倫想要問，「為什麼？」納粹、集中營、大屠殺、戰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就算希特勒是瘋子，但是我們怎麼解釋那麼多的納粹黨徒追隨他？
米爾格倫告訴受試者，這是一個體罰的測試。他發給受試者一份標準答案，要他當「老師」，給坐在隔壁房間裡的學生考試。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就要按下按鈕電擊他。實驗開始了，學生被電得哇哇叫，但「老師」們被要求調高電擊強度到足以致人於死的四百五十伏特。
「老師」們會不會按鈕呢？答案是會。很多受試者會表示猶豫，尤其是隔壁房間傳出學生尖叫、哀嚎、敲打牆壁的時候；但是受到實驗室工作人員的安慰、鼓勵或命令以後，大部分人又乖乖地照做了。在某些受試者身上，米爾格倫加了一個變數，就是「老師」不必自己動手，只需下令叫另外一個「助理」按下按鈕。
當然，在實驗裡學生是假的，電擊是假的，一切只是為了了解，一個人會服從權威到什麼地步。而得到的結果簡直令人為之喪膽：如果不必親自動手、有科層組織來協助分攤責任的話，超過百分之六十的人會遵照指示，用四百五十伏特電擊一個只不過是答錯了答案的人。
這個實驗後來被認為是違反研究倫理，因為它對於受試者可能造成情緒創傷。這是人性的嚴酷試煉，而受試者參與實驗時，並沒有心理準備要如此赤裸地面對自己的懦弱。所以這一類的實驗後來都不可能再進行了。
連「假的」電擊實驗，都因為違反研究倫理而不再採用了，那麼「真的」槍決，對於開槍的法警會造成什麼影響呢？他們去求職的時候都不知道要執行槍決任務，等到知道了，則選擇盡量不告訴別人，尤其瞞著父母親。
對於執刑勤務，他們的態度大抵是少說、少做、少想。這可以說明為什麼相關文獻這麼少，為什麼要訪問法警這麼難。殺人執照不是一枚威風凜凜的警徽，而是一個拖在背後的陰影；那射擊的強大後座力，全由法警個人承擔。
10 壞郵差
「太陽與死亡，都不能盯著看。」
不同的是，太陽以其燦爛刺痛我們的眼睛，而死亡以其陰鬱無情，刺痛我們的心。人生自古誰無死，本來沒什麼好大驚小怪；但是，一個專門置人於死的制度，畢竟不能叫人無動於衷。
支持著這個制度的，是群眾素樸的正義感。像純稚的孩子，我們一片熱切地寫信給聖誕老人，說我們一整年都很乖，我們想要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當作聖誕禮物。願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恰如其份。我們把我們誠摯的心願託付給死刑，但是我們不知道他是個壞郵差。他嗤嗤冷笑著，轉身就把我們的信通通丟掉了。我們的禱辭暴屍荒野，而我們還痴痴地伸長了耳朵，以為將聽見馴鹿的鈴聲與聖誕的頌歌。
註1：為了減低對於相關當事人與家屬的困擾，此文中某些人名使用化名。其餘部分皆忠於事實。
註2：中國法律出版社出版，原書名：L’abolition，作者Robert Badunter。2006年11月，繁體字版問世，五南出版。
註3：原片名Somebody Has to Shoot The Picture，1990年。
註4：原片名Capote，2005年。台灣於2006年上映。
註5：遠景，楊月蓀譯，已絕版。2009年由遠流出版社重出。
註6：Femicide: The Politics of Woman Killing, ed. by Jill Radford and Diana E. H. Russell.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
註7：洪曉慧已於2008年出獄。
註8：「法警執刑槍決經驗之告白——以敘說分析為取向」，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9：見《六個人的小世界》，Duncan J. Watts著，大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