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判決如何避免濫用自由心證？

文/沈伯洋

【編按】
先前電子報刊登金孟華的〈美國死刑判決的量刑聽證程序〉，文中介紹美國做出死刑判決前，必須經過一套細緻的的量刑聽證程序，當被告確定犯罪後，量刑的方式是召開陪審團，被告陳述「減輕因素證據」，檢察官提出「加重因素證據」，雙方針對各種要素充分辯論，最後才由陪審團做出決議。

針對這篇文章，沈伯洋分享一個關於死刑量刑聽證的實驗，他提醒我們，關於死刑判決，有細緻的規定很重要，但更關鍵的要點仍在於，要如何避免偏頗、濫用自由心證的情況。

【內文】
看到幾位臉友分享〈美國死刑判決的量刑聽證程序〉這篇文章。感覺頗為有趣，補充一位教授做的實驗：

首先，教授錄製了四段假的「完整訴訟程序影片」（包含交互詰問、雙方陳述等），四部影片的內容全部都一致，不同的只有被害人和加害者的膚色。所以有白人殺黑人、黑人殺白人，白人殺白人，以及黑人殺黑人共計四部影片。

四百位符合死刑聽證的陪審員（受試者），必須做出死刑或終身監禁的決定，並且在決定之前，仿照一般刑事訴訟程序，把量刑程序好好學過一遍（細部關於統計的控制我就不多說了）。

當然結果不用我說，黑人被判死刑機率是最高的，即使是各方面完全一致的案件。那麼，量刑準則裡「加重因素」和「減輕因素」不是都訂好了，怎麼一樣的案件還是有不同的結果呢？

由於實驗要求把心證和盤托出，所以可以觀察這些法律要素的運用。其中例如「被告有被虐的歷史」、「被告精神有問題」等，應該都是減輕因素，但在黑人殺白人的案例當中，有極高機率突然會被「變成」加重因素，也就是說，原本可以因為有精神疾病免於死刑，結果反而變成「因為有精神疾病所以判死」。對有些受試者來說，白人被告哭看起來特別可憐，黑人被告哭看起來就很假掰。

因此，即使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讓陪審員了解「加重」與「減輕」的意義，但最後用common sense下決定的仍然不少。後續研究指出，對於黑人被告，（心理學上）這些陪審員比較容易「不同情」黑人，進而降低減輕因素對判決的影響，而這種無法言喻的自由心證，當然可以很自然地套用在種族以外的任何因素：階級、性別等等。

到頭來，即使有十分細緻化的規定，因為每個人理解程度與心證的差異，仍舊會造成偏頗的結果（這是一種無意識的偏斜）。最後，光是「完全誤解」加重、減輕意義的，就讓黑人被判死刑判決機率相對提高三分之一。

我倒不是反對這種細緻化的規定，我相信有總比沒有好，台灣還是需要這些東西。但目前有一點是重要的：即使有細緻化的規定，法官或陪審團的責任絕對沒有減輕。相反地，避免自由心證的濫用反而變得更重要。刑罰的歷史告訴我們，越精緻的東西可能會換來越冷血的態度。

不要忘了，這只是影片，如果是活生生的被告和媒體轟炸性的報導，結果會如何更是難以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