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田好弘眼中的「罪行」

口述/安田好弘   文字整理/陳冠婷

安田好弘，一位原本只想接民事案件的律師，卻成了著名的死刑案件辯護人。他努力挖掘罪行背後的動機，試圖趨近更立體、更貼近人性的真相。二○一三年十月，安田好弘受邀來台，在一場與台灣律師們交流的場合上，針對死刑、罪行，以及加害人與被害人家屬如何和解，分享他的經驗與看法。

有人認為我接死刑案件，是因為我年輕時參加學生運動，對這些事特別敏銳。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學生時期參加的運動都失敗，畢業時不想跟這些事有瓜葛，決定去考司法考試，一開始我只想接民事官司，但命運捉弄，我成了專打刑事訴訟的律師。

我一開始也沒想要專門接死刑辯護案，所以就我的經驗來看，即使沒有信念，也能成為死刑辯護人。身為律師，案件來了，就要敬業，把案子做好。刑事辯護律師的專業就是要想辦法說服法官、打敗檢察官。接這麼多刑事訴訟案後，讓我心胸越來越寬大，看盡那麼多事，對人越來越包容，所以我並不覺得後悔。

當死刑犯主張廢除死刑……

在為死刑犯擬定辯護策略時，我認為三到五人參與討論最理想。至少三個人，是為了聽不同意見、看到更多面向，死刑案件的辯護策略非常困難，如果只有一個人的意見，最後策略可能會過於簡單。但討論人數若超過五人，常常談不出結論，反而沒法行動。

木村的案子，我是到三審快判決前才接的，一開始跟法院說有新的律師，希望能延後辯論。有人批評說，木村主張廢除死刑，根本就是毫無悔意。但是木村在死刑判決確定前，就主張廢除死刑，他的理由是，活著贖罪才是真正的贖罪，還有，如果要判他死刑，就讓他當日本最後一位死刑犯，讓死刑到他為止就好。他是用這樣的主張來支持廢除死刑，他廢除死刑的理由並不是為了讓他自己活著。

我們當時申請再審木村的案子，而申請再審時不會執行死刑，是日本法務省一直以來的潛規則。但是如果木村暫停執行死刑，就代表有其他人要被執行死刑，這違反木村希望成為最後一個死刑犯的個人意願，所以我們很苦惱，就先幫他申請特赦，日本特赦的意義比較像是恩典，像是對上級的請求。而兩公約有提到 特赦是人權而非恩典，所以希望透過這點，表達我們是為特赦的權利而戰，而非請求恩典。

我們的構想是，如果特赦被駁回，我們就主張法院違反兩公約，接著就再提出訴訟。日本的慣例其實也是這樣，申請特赦的期間不會執行死刑，但是從申請特赦到被駁回這段時間有長有短，也有可能很快進入程序。

在日本，要被執行死刑前，教誨師會先知道誰要被處決。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教誨師得知當事人什麼時候將被處決，然後希望在檢察官送執行命令被簽下前，可以阻止。

木村先生原本希望在執行死刑時要拚死抵抗，被執行後送去解剖，然後把照片公諸於世，說明他到死都反對死刑。律師在跟當事人見面時，旁邊都有看守人員，我們故意把這計畫講給看守人員聽，讓他們不敢執行死刑。

第一次要執行死刑時，我們從教誨師那邊得知消息後，趕緊將消息散播出去，讓事情關注度變高，所以那次他們取消執行死刑。第二次，法務省反而利用我們的計畫，在執行前一天跟教誨師說「三天後要執行」，到隔天要執行時，教誨師也很驚訝，來不及告訴我們。

關於特赦被駁回這件事，並沒有事前公布，而是在我的當事人要被執行之前才跟他講。木村雖然想執行他的抵抗計畫，但是行刑室塞滿了執行官，他也離教誨師很遠，根本沒辦法執行抵抗計畫，也沒辦法跟教誨師道別。所以，木村當場說他不抵抗，教誨師才能過去跟他做最後的道別。他的遺書上寫著：「很抱歉，我沒有辦法抵抗」。

對於木村的案子，律師有三個選擇，特赦、再審，或兩者都做。木村希望為廢除死刑盡一點心力，而再審這個方法並沒有辦法達成他的心願，所以我們想說用特赦加上死前的抵抗作為主要策略，只是很可惜最後並沒有成功。

我認為如果那時我們提出申請再審，他可能還活著。因為我覺得這案子有太多證據被掩蓋，如果在再審時一一揭開，可能現在還在進行訴訟。如果沒有考慮到廢死的理念，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再審。

所以廢死運動其實也帶給我們一些不利益，如果是律師一定要選擇保護當事人的權益。我主張廢死，並不是針對當事人，而是我們律師在做廢死的主張，並告訴律師有關死刑辯護的訣竅。木村的案子讓我知道在打官司時主張廢死，對案子不會有太大的幫助。這很兩難，我是個主張廢死的律師，所以也希望我的當事人能免於死刑，可是我的當事人不要死別人會死，這時主張廢死就會遇到這種制度上的牽制。木村反對所有的死刑，所以不提再審，要提特赦，不能讓別人死。

木村的案子當時只有我自己處理，如果加入三、四個人組成律師團，我想應該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只有「我一個人在做」這件事，讓我後悔的不得了。如果當時選擇再審，木村現在可能還會活著，我很自責自己沒有做到律師應盡的義務，這案子也讓我體會到，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勝過廢死的信念，是律師的工作。

挖掘罪行背後的動機

我認為，死刑案件接觸越多，心胸會更寬廣，更能理解人性。每個案件都有其背景，不能只看結果。也許這人殘酷地殺了很多人，但有可能是因為他太恐懼，或是連接到小時候的經驗，總之人的行動背後一定有原因，大家不要被表象、媒體報導給制約住，要去理解他們的內心。他們或許只是正巧碰到最糟糕的事，所以我認為看背景是最重要的。

律師接死刑案件，要很仔細檢視檢察官提出的證據。檢察官常從結果來理解被告殺人的動機，用結果對照證據講話，很可能歸結出錯誤的推論。檢察官很優秀，只是他們辦案時間畢竟有限，大概都不會看到真正的真相。但我們律師的工作就是與被告一起檢視證據。除了要擊破檢察官提出的證據，還要想辦法建構另外一個故事，針對被告在案件裡採取所有的具體行為再給他一套說法。

犯下罪行的人，通常都自暴自棄或很害怕，乾脆承認所有事。就算想反駁檢察官，他自己的良心也過不去。所以乾脆不答辯，通通承認。我要協助被告找到繼續活下去的力量，透過不斷檢視的過程，讓他看見最裸露的自己，檢視自己最不願面對的一面，讓他變得更堅強。

如果沒有人支持被告，要加害人自己活下去實在很困難。譬如，支持他們的人在他生日的時候寄一張卡片祝他生日快樂。有時這些小事會很有力量，可以讓被告打起精神，想想有沒有再次開始的機會。名古屋少年的案子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一開始被告一心求死，後來是因為大家給他力量，我才開始慢慢得到案子的真相。

那位少年國中就輟學加入幫派。他一直有尿床的問題，很擔心被其他流氓發現而欺負他。所以他非常害怕參加要過夜的遠足活動。他不斷逃避，不論上學或當流氓，他被整個社會認為是人渣中的人渣。當時他跟五、六個朋友混，用凶悍的樣子偽裝自己，所以即使沒有真的要殺人，他也會說要把你殺死。

事發那晚，在名古屋電視塔旁邊，加害人跟他朋友想要拿點錢來花，所以他們去襲擊一對正要下車情侶。一開始加害人跟他朋友想要圍住被害人，可是他們沒有做過這些事，也不太會做，那對情侶很快回到車上，把車往後開，還撞到加害人。後來少年跟他朋友開始砸車，當時已經清晨了，有人提議逃走。可是他逞強，說要殺掉男的，賣掉女的。為了面子，他開始打那個男生，期間他曾放走被害人，後來還是因為面子問題，把男生殺掉，方法是一人拉一邊繩子（其中一人還抽菸），一開始沒成功，第二次才把被害人殺死。

從檢察官、法官的角度來看，這案子非常殘忍，第一次失敗還要殺第二次，非要置人於死地。所以起訴時，就變成一件「凶殘」的個案故事。但是實際了解後，我才知道，加害人一開始根本不敢用力拉繩子，另一個人抽菸也是為了壯膽。所以其實一邊抽菸一邊勒死人的並不是殘暴的人，他們的心情是很膽怯。

這些案件的細節與心情轉折，是在很多人支持加害人的情況下，他才慢慢回想起來的。加害人這個說法改變整個事件的始末。這案子凸顯出這個少年的自卑，還有他孤獨、無援的心情，以及同伴間的權力關係。

一審時，因為把被害人放走太丟臉，所以少年並沒有說出來。一開始他想逞強，所以說所有事都是他做的，後來有目擊者看到有很多人一起犯案，他才說出事實。

這些事情都是在高等法院說出來的，所以判決才變成無期徒刑。後來加害人一直在反省，也跟被害人爸爸建立很好的關係。這案子如果沒有律師跟支持他的人在旁邊協助，真相是不會浮現的。這就是為什麼要從背景去看案件，名古屋事件是很好的例子。

協助加害人與被害者家屬和解

名古屋案件，少年一審判死刑，二審判無期徒刑。進監獄後，他一直寫信給被害人家屬。他在監獄裡面有工作要做，把領到的薪水寄給被害人家屬。他被關的七年，被害人的爸爸寄給他一封明信片跟他說加油。第十年，被害人的爸爸又寄了一封明信片給他，跟他說：「你的心情我了解，希望你趕快回到社會，跟大家說你的經驗」。後來我才知道，他在假釋審查時，被害人的爸爸是有幫忙的。

我在二審才接到這案子，當事人知道自己被判死刑時，有點害怕，所以委任我。我跟他談過後，發現他沒法理解自己在做什麼，當時他希望趕快被判死刑，對被害人家屬沒有懺悔的心。是律師幫少年上訴二審時，因為在名古屋有群年輕人在聲援他，他才開始感受到生命的意義。他到那時候才知道生命的可貴，知道自己奪走人命的殘酷。

被害人的爸爸其實是個嚴厲的人，這個爸爸雖然因為加害人長期的寫信道歉而對加害人有改觀，覺得加害人已經可以重新出社會，再重新做人。但日本的法律是，如果被判無期徒刑，一定要三十年以後才能有出來的機會，所以就算被害人爸爸有在假釋委員會裡幫他說話，也沒辦法。

這少年現在三十八歲了，距離可以假釋的時間還有十幾年。雖然還很久，不過他現在在監獄裡是工廠長。一開始在監獄裡面寫信給被害人家屬也是被禁止的，這也是讓被害人家屬很沒有辦法放下的地方。他不斷的向上面一直請願，最後好不容易終於可以寄信給被害人家屬。這案子是在他十八歲時發生，他二十歲時委託我，這孩子能有這麼多成長我也很驚訝。

這案子因為加害人自己的努力，所以得到被害人家屬的承認，這是還蠻成功的案例，只是修復時間非常長。所以被害人家屬抱什麼心態也很重要，當然案件進行中律師的支持及其他人的支持，還有出獄後社會給他的支持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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