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的艰难》簡體中文版後記

／張娟芬

《殺戮的艱難》這一冊小書，是在台灣社會近乎沸騰的討論聲浪中出版的。差不多同一段時間，中國的民間社會，也因為藥家鑫一案，掀起了劇烈的討論。

藥家鑫，我們大部分人都不認識他。他以一個殺人犯的姿態，進入大眾的眼簾。那天晚上他開車撞倒了一名女子，她名叫張妙。藥家鑫下車察看，因為怕張妙會索取高額賠償，持尖刀將她殺死。

在那個夜晚之前，藥家鑫是一個彈琴的學生，而張妙是一個年輕的母親。那一夜之後，藥家鑫的父母沒有了孩子，而張妙的幼兒從此沒有了母親。

容我先說一個故事：義大利電影《單車失竊記》。一對年輕夫妻當了幾件被單，換得一點錢，去買輛腳踏車，因為稀少的臨時工缺，總是優先派遣給自備腳踏車的人。年輕父親騎車去工作，然而車被偷了。

鏡頭跟著他不辭勞苦地四出尋車，偷他車的人比他有勢力，他怎麼也要不回來，還差點被打一頓。捉賊要起贓，但沒有證據，顯然無望。貧窮的絕境沈沈地壓上來，連觀眾都感受到了。

年輕父親終於鋌而走險也想偷一部車，想把這失竊的厄運轉嫁到下一個倒楣鬼身上。但是他當場失風了，苦主變成了竊賊，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苦處，反正他是個人贓俱獲的現行犯，一個賊！年幼的孩子跟在他身邊，成為他獲得法外開恩的理由。

他在眾人的唾罵中離開，羞愧交加，孩子困惑、不平，臉上的問號沒有得到解釋，因為這世界上，不公義的事情從來沒有漂亮的解釋。在回家的漫長路上，孩子伸出手來，牽住他的手。正義有時候是這樣達成的。不是靠法律，不是靠公審；是靠著一個溫柔訴說的故事，一顆願意理解的心，與一雙寬容接納的手。

罪證確鑿嗎？是的，人贓俱獲。如果把問題架空了問：「某甲的腳踏車被偷了，他去偷某乙的車，該不該罰？」每個人都會說，該罰。但是還原了偷兒的生命情境，他原來也是一個被貧窮逼到角落裡頭的父親，這就不免令人一嘆了。或許他還是該罰，但是這時我們應能明白，罰他並不是正義的全部。

正義是困難的事情。如果只有懲罰，而沒有療癒與修復的話，我們的心還是憤憤不平，還是沒有得到撫慰。我們還是感覺不到正義的實現。

死刑，在我們的文化想像中，是個簡潔的答案。但《殺戮的艱難》卻企圖問出更多問題。感覺上，一命抵一命，好像很公平。有一次演講後，一位聽眾過來和我討論，他說：「我覺得只有將加害者處死，他才能夠真正明白，他是如何地傷害了被害人。」我問他，那麼當我捉到一個強暴犯，你會不會也主張，應該找個人來強暴他呢？否則他怎麼會明白他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那麼我應當偷一個小偷的鈔票，搶一個搶匪的皮夾嗎？有人縱火，我們就去燒他的房子？他想想，笑了，說：「這好像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邏輯。」

許多對於死刑的議論，都來自「想當然」。我們想像司法是公正的，無論實質與程序，絕不會出錯；我們想像那經過國家認證的死刑犯，必然是個壞到骨子裡的壞人。我們把所有好萊塢電影裡看過的變態殺手，投射到他身上；於是有了自信可以憑肉眼辨忠奸的教授，鐵口直斷：「這種人一看就是罪該萬死的人！」

我倒以為，藥家鑫錯誤的第一步，就是「想當然」。他下車察看，將張妙想像為一個可能會獅子大開口的，刁鑽難纏的「農民」。

如果能夠回頭去彌補錯誤，我會希望，藥家鑫能夠如實地看見張妙是一個無辜的路人，正在承受疼痛。我希望他想到，張妙上有父母，下有稚兒。我希望他想到，她的受苦是他所造成，因此他負有義務——法律的與道德的。我會希望，他不要困在自己的「想當然」裡，而真切地看見眼前這個人，並對她的苦痛，感同身受。

如果藥家鑫，作為一個「惡人」，不可能去想這些問題的話，那麼我們，自認為不是「惡人」的人，是否能夠超越我們的「想當然」，想想這些問題。

這並不是說要「原諒」藥家鑫。你我都知道：原諒不是我們的事。這甚至不是為了藥家鑫，或任何死刑犯；是為了我們要自問：我們是否還如魯迅所寫的那樣，拿饅頭蘸了血來吃？

* 本文刊登於第30期《廢話電子報》

* 訂閱《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