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與（廢）死刑

卡繆與（廢）死刑

⊙徐佳華

阿爾貝‧卡繆(1913-1960)是現代法國最重要、也最暢銷的作家之一。關注西方文學的台灣讀者可能對他的《異鄉人》或是《瘟疫》較為熟悉，而對其散文、戲劇作品感到陌生，這當中也包括了呼籲廢除死刑的《思索斷頭台》一文。然而，「斷頭台」或圍繞死亡的發想，自始至終都是卡繆的思想、文字、甚至生命的中心主軸。

卡繆約一歲時，其父親便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位缺席父親的在場證明，只有那塊使他喪命的彈殼碎片和一個關於他去看死刑執行的故事：有個罪犯要上斷頭台，卡繆的父親興沖沖地起了個大早去目睹行刑（當時的死刑是公開執行的）。待他返家，只見其一臉蒼白痛苦，不出一語，倒在床上後旋即吐了出來，此後再也不願談起這件事。卡繆的父親留給他的唯一遺產，便是關於死亡與殺戮的不堪。在卡繆的幾部小說中都能見到這件真實軼事和對此課題之關懷，而《思索斷頭台》一文更以此故事開啟卡繆對死刑議題的闡述。

另一個引起卡繆思考死亡和死刑的原因，則是他對於生命之脆弱和死亡對人的價值的侮辱之深刻體會。卡繆十幾歲時便得了在當時被視為不治之症的結核病，宛如在心靈與肉體都迫不及待起飛翱翔的青春年歲便被判了死刑。躺在病床上，牆外是繼續轉動的世界，牆內則是在不知死亡是否會來臨、何時將來臨的等待中所感受到的無力與焦慮。成年後，身為記者的他旁聽了許多法庭審判，進而開始思考制度與宗教面對人命／人性的議題。啟蒙於真切的生命經歷，這些探究進而成為了卡繆思想與作品的核心命題。

從卡繆的觀點識想，每個人都是廣義的死刑犯，然而，生命無可取代的價值正由此被突顯。我們不但沒有權力以任何名義剥奪任何人的生命，更應團結起來反對以任何名義（尤其是以正義之名）剥奪任何人命的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正是對人的價值的輕蔑與侮辱。只有完全的正義，才能號稱給予完全的處罰（因死刑執行後便沒有扭轉的空間），但是沒有任何人、任何體制或法律是絕對正義、完全清白無辜的。卡繆經歷戰爭、極權政體、戰後肅清，眼見人命成為一紙紙公文、一個個等著被劃掉的代碼。他在小說《瘟疫》中以黑死病隱喻現代人活在抽象意識型態和體制對具體生命的持續威脅中，藉此指出人們必須正視並對抗這些抹滅人之基本價值的危機和現實。值得一提的是，卡繆在小說中安排了一位小時候看著法官父親判人死刑，長大後卻離家到處支持廢除死刑的關鍵人物。

1957年，卡繆以《思索斷頭台》一文清楚陳述其廢除死刑的立場。論述的要旨大致有下列幾點：死刑並不能夠達到警惕的實質效果。倘若以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角度視之，死刑犯和家屬在歷經審判和等待死刑執行的過程中所受的煎熬，也早已超出這原始刑罰的範圍。再者，不同於過去宗教社會認為死後才有真正的審判或救贖，現代社會的死刑一旦執行就沒有任何挽回的可能，這之中便會牽涉到陪審團和誤判的問題。此外，一旦國家體制有判決死刑的正當性，此正當性就有被濫用的危險。卡繆一生支持了大約一百五十名政治死刑犯的救援，其中不乏通敵或與傀儡政府合作、甚至是政治立場與其相左者，當中也包括了法國以外如西班牙、伊朗、希臘、越南等地的死刑犯。過去，卡繆期盼當歐洲整合實現時，廢除死刑能夠成為歐洲法的第一條條文。在歐洲已然整合的今天，雖然歐盟未有刑法加以規範，它卻是成為歐盟會員國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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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登於《廢話電子報》世界反死刑日特刊第十九期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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