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犯罪憂傷～以人為本的修復性司法（蔡坤湖）

編者前言：蔡坤湖法官曾經在少年法庭擔任庭長，現為台北地院刑事庭法官。他對於修復性司法，有深刻的體會。本文於2008年刊登於《律師雜誌》，在此摘要重刊，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理解犯罪，以及犯罪發生之後，如何療癒每個人心裡的傷口。

走過犯罪憂傷
——以人為本的修復性司法

⊙蔡坤湖

對經歷過刑事司法程序的人而言，警詢、偵查、審理（一審、二審、三審）等程序，給我們的感覺應該是冷峻而繁瑣。

經過漫長的刑事司法歷程，法官、檢察官、律師或當事人會得到他們心中的正義嗎？被害人從創傷的桎梏中釋放出來，找到恢復的契機？還是帶著憤怒來，帶著加倍的憤怒離去？或陷入更深沉的悲傷、無助？加害人得到應有的罪與罰，甘心承受後重新復歸社會？還是心有怨懟，漠然接受懲罰，任憑刑罰對他及他的家庭做另一次傷害？

據自己觀察，少年司法雖然承襲許多刑事司法的觀念與程序規定，但實務上卻另外發展出許多有價值的觀念。例如以少年為中心之處遇模式、家庭修復、社區處遇、成長發展權、協商式審理、團體醫療模式等等。

少年司法的重點始終都在「人」，在「少年」，而不是在「行為」。少年法官處理少年事件之目的，並非對少年的非行行為（註：少年違反法律或社會規範的行為，稱為「非行行為」。）加以處罰，而是處理潛藏在非行事實底下，猶如冰山龐大底層的少年人格與環境問題，如少年的身心狀況、家庭結構、親子關係、同儕關係、學校或職業適應等。

這些觀念跟實務作法，不僅使少年司法更貼近人本修復的理想，也提供我們省思刑事司法的一個眼光。透過這樣的眼光，我提出對現行刑事司法運作的一些疑問，也期待經由這些質疑，能為臺灣的司法制度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第一個問題：誰是法庭內的主角？

如果，把刑事法庭活動看成一齣戲劇的演出。過去，聚光燈總是照在高處的法官，偶爾才會快速掠過台詞少得可憐的檢察官、律師身上。被告或加害人則只是法官糾問時，孤獨站在臺下的應答者。2003年（民國9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後，檢察官、律師進入聚光燈下，多數的檢察官、律師也賣力的演出交互詰問的劇本，善盡攻擊防禦的角色。法庭活動變的較為熱鬧、甚至精彩。我們也樂觀的以為，每個演員扮演好角色後，當演出結束幕落時，真相將被發現，正義終將降臨。

這樣的轉變，稱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但是，受犯罪影響最深的當事人─—被告、被害人以及他們的家人，仍然是配角，是可有可無的角色。法庭對他們而言，依然是陌生、冰冷、緊張，甚至令人厭惡的地方。法官、檢察官、律師所認為的正義，也不是他們要的正義。

被害人及加害人始終不是法庭內的主角，總是無法娓娓敘述，述說這個犯罪事件如何重創他們的身心，打亂他們的平靜生活，讓他們及家人承擔幾乎無法承受的壓力。他們是如此期待法官、檢察官、律師能夠耐心傾聽，聆聽他們內心的憤怒、焦慮、恐懼，並能同理與回應他們的內心感受。

但是，加害人或被害人，面對的還是難以理解的訴訟程序，陌生且拗口的法律語言，明明是自己的事，卻變成無奈的配合。參與這樣的程序，保持沉默或冷漠以對，或許是能讓自己保有尊嚴的唯一方法。

誰應該是法庭上真正的主角？當然要看法庭所進行的一切對誰的影響最大。

被害人心中充滿了憤怒或恐懼，期待加害人馬上得到報復或永遠不要再提到被害過去。但對加害人的報復必須交給國家理性的行使，所以，被害人的憤怒必須節制隱藏。也為了配合司法程序的真實發現，被害人必須在法庭上，被迫不斷的回到過去，不斷的面對想努力遺忘的傷害。

加害人不管是故意或過失，犯罪後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必須配合所有司法程序，面對警察、檢察官、甚至法官的質疑。不管願意不願意，法庭活動必須要參與。提心吊膽的等待、接受司法程序最後的結論。

刑事司法影響被害人、加害人如此重大，當然他們才是法庭內真正的主角。刑事司法的一切活動跟結論，當然要以他們為中心。

被害人、加害人將報復或辯解的權利委託給檢察官、律師行使，但代表他們的檢察官、辯護人，真能盡吐當事人的心聲？還是易客為主，將別人的苦難故事，變成自己光采的演出？

第二個問題：什麼是法庭內的焦點？

刑事法庭內的重頭戲總是在被告有沒有罪？要判什麼刑？這不僅是檢察官、辯護律師激烈攻防的勝負關鍵，也是法官從收案開始到結案，心中時時懸念的問題。

法庭內活動，被告有沒有罪需要嚴格的證明，焦點都在犯罪事實之有無。至於量刑，其實應該也是當事人非常在意的事，但現實法庭內，法官僅就被告前科、職業、家庭、犯後態度等屬於刑法第57條量刑事項，做點綴性質的詢問。犯罪「事實」才是法庭內的焦點，其他事情則被忽略。

在這樣的焦點下，被告或被害人也只是法院認定犯罪事實的手段，是事實認定的證據方法而已。法官、檢察官、律師總是不斷重複追問跟犯罪事實有關的情節，當被告或被害人要表達自己的感受、情緒，因為是構成要件以外的事實，總是被檢察官、法官，甚至律師不耐煩的打斷、喝止。別人不信任的眼睛跟語氣，常會讓我們難堪與受辱。但在法庭上，檢察官、律師、甚至法官卻為了事實真相的發現，毫不留情的用質疑的表情跟問題去傷害被告、甚至被害人。被害人心痛的受害細節，被迫在法庭上、眾人面前一次又一次提起，對被害人，尤其對性侵害犯罪的被害人，「二次傷害」常常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法庭上，不論被害人或是加害人的陳述，檢察官、法官，甚至律師的反應，總是用法律去評價、判斷，而不是用心去瞭解、感受。被傾聽、被接納才是治療關鍵，司法程序應該也是治療的一部份。這樣的想法，在刑事司法活動是很難存在的。這不是制度的本然，而是司法者在觀念跟專業上的侷限。

我們常批評醫師眼睛只看到「病」而沒看到「病人」，只在意病，而不在意人。所有的診斷、檢查、治療對象都是病而不是人。跟病症無關的敘述，無法引起注意，也不會記載在病歷。最後，醫師當然只看到病歷而看不到病人。

刑事司法裡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是不是也跟我們批評的醫師一樣，只看到、聽到「事實」，而忽略了「人」。眼睛看到的都是卷宗內的各項資料、證據，心中想的是判決書、論告書或辯護書如何製作，而沒看到法庭上的「人」？

第三個問題：什麼是法庭內追求的目的？

刑事司法花費如此多的人力、時間，被告、被害人承受如此多的不便、不愉快，希望得到什麼樣的代價？

現代法治禁止私人報復，將被害人之報復權收歸國有，由法官、檢察官用理性方式行使。依據合法的訴訟程序確認犯罪事實，最後用奪去財產、身體自由、甚至生命的痛苦，來報復被告所帶給被害人的痛苦。但是報復之後，大家都得到正義了嗎？被害人因為被告受到懲罰，傷害就可以恢復嗎？

另外，法庭外的民眾，正義感是不是被滿足？守法意願是不是因此得到增強？法庭應該考慮這些觀眾的感受？被告應該負擔這樣的期待？或許，確認了刑罰權，法庭內，我們似乎看到正義的實現。

但是，法庭外，一個已破碎的家庭依然破碎。而隨刑罰的來臨，則可能有另一個家庭也跟著破碎。法庭上，看到頭髮灰白的父親，始終無法走出失去獨子的傷痛。一次又一次在法庭上，不停敘說心愛的小孩，只是出去理頭髮，結果就再也沒回家了。而刑事司法可以做的，就只是確定那天誰？有幾個人？如何奪走傷心父親的最愛？然後把幾個一樣稚氣的國中生，判刑監禁，讓另外五個父親，也因為獨子無法回家而痛苦傷心。

犯罪是對法律的否定，刑罰對犯罪再否定。否定「否定」，一切就回到「肯定」狀態？或許以「應報」的觀點，把加害人造成他人的傷害，看成一個作用力。那麼，用刑罰的方式，給加害人一個懲罰，是一個反作用力。加害之作用力與報復之反作用力平衡，傷害就可以恢復，正義就得到伸張。但實際上，我們都很清楚，對加害人的另一次傷害，是無法恢復被害人所受的傷害。

對於犯罪造成的傷害與恢復，與其用力學的觀點解釋，倒不如以化學作用看待還比較貼切。

司法程序中，被害人與被告間，被害人、被告與法官、檢察官、律師間，都會建立一個互動關係。互動關係是尊重或敵對？關懷或防衛？正向或負面？都將深深的影響被害人或被告。每個互動關係間又會相互影響、牽動，彼此間發生作用，像化學作用般連鎖反應。

人格是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不斷交互影響的結果。個人的人格發展，會受到生命中犯罪事件的影響，當然也會受到犯罪後，許多重大事件的影響。司法程序的過程及結論，對被告、被害人而言，也是一個重大事件。司法程序參與的人員，不論是加害人、被害人，他們重要關係的他人或家人、協助的專家、辯護律師、甚至檢察官、法官，這些人彼此間所建立的互動關係，相互衝擊下，有時不僅使刑罰的作用有著量的變化，甚至產生質的變化。

這樣的互動是溫暖信任，或是冷漠懷疑，是尊重正向，或是鄙視否定，都會影響加害人或被害人將來人格發展。

法庭活動如果只在確定刑罰權，而忽略當事人的修復，以為懲罰被告後，被害人的創傷就可以痊癒，被告的行為就可以矯正，社會大眾的正義感可以被滿足，守法意識可以更堅強。那麼，對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言，宣判或許是一個法庭活動的落幕。但對當事人而言，這可能才是一切苦難的開始。

司法應該以人為本，努力解決衝突，設法修復因為犯罪而破壞的各種關係。加害人造成犯罪發生，背負道德上的責難，刑事司法如果只讓他們被動的接受刑罰，而放棄激發他們改變的勇氣。那麼，刑事司法就太消極、短淺。我們相信加害人也都有改變可能性，這在非行少年如此，即使是被斷定反社會人格症（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簡稱APD）、甚至病態人格（psychopath）的加害人也是如此。雖然，目前我們擁有的能力、方法，在改變部分有反社會人格或病態人格的加害人尚力有未逮。但是，我們認為在適當的控制、持續關懷下，加害人的人格也都有往正向發展的潛能。

有幾個案例可以說明修復關係的重要。16歲的加害人與15歲的小女友偷嘗禁果。事實、甚至處遇方式，加害人跟家長都沒意見。唯一的問題是被害人的父親，一如頑石般拒絕社工介入、拒絕與加害人溝通、甚至不再與女兒講話。幾次協商無結果，做好決定。法院外再遇見那頑強的父親，神色惶恐，早過了午餐時間，仍獨自在法院徘徊，無助的過來詢問我。其實早已了解，堅強的偽裝下總有脆弱的心靈，小孩子如此，成人也是一樣。應該再多一點耐心等待，總要有人試著去敲開那關閉的心門，才能把封藏的憤怒、焦慮釋放，找回重生的回復。

每個犯罪行為之發生，不僅造成被害人之傷害，也引起加害人、被害人之人際關係破壞。法庭活動的專家，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都應該體察這樣的傷害，並嘗試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加以修復，至少形成修復的契機。被害人參與司法過程，應該是被害人修復的重要原則。但目前被害人或被害人支持團體，尤其在性侵害案件，擔心受到「二次傷害」，常常不願意被害人再站上法庭。雖然短期保護了被害人，但就長期而言，則可能失去修復的契機。
     
曾處理一件性侵害案件，一位22歲的女性外籍勞工，因僱主17歲小孩無暴力但違反意願的性侵而逃離，並在外國人收容處所等待遣返。第一次開庭，被害人退縮但憤怒，「想趕快回家，恨這個地方」是一再重複的話。冷漠的少年、焦慮的家長，只是否認與指責被害人的誣陷。這樣的案件，只有被害人指述，且時間也久遠了，法律上無法證明犯罪事實的結果，其實大家都可預見。如果沒有感受當事人的壓力，再多的法律程序也枉然。被害人想的是儘快回家療傷，但我們了解，現在不處理，時間不會讓傷害遺忘，創傷將在心底盤根錯節。少年即使獲判無罪，心中也將常有愧疚、僥倖，道德譴責不會放過他。但少年、家長又無勇氣面對承認的後果。

被害人在社工、印尼通譯陪伴下，詳細述說遠離家鄉工作的辛勞與夢想。受性侵的屈辱，逃走後等待遣返的不安。夢碎後，對臺灣、對加害人、雇主、對人性的憤怒與失望。休庭後，在輔佐人的協助下，告知少年、家長承認、否認的可能結果。少年、少年家長、輔佐人協談後，願意承認犯罪、致歉並補償被害人。少年、少年父母也在被害人面前敘述，這段期間的緊張、焦慮，對造成被害人痛苦的後悔。家庭衝突常一觸即發，畏懼與親友往來，開庭前常常數日的輾轉難眠。擔心性侵害罪犯的污名標籤，害怕入監，學業與熟悉生活都無法繼續。

5 日後的第二次開庭，被害人得到少年跟家長誠摯的道歉，得到夢想中的幾年薪資補償，如願搭機回家，表達原諒與不再仇恨，少年則同意接受法院的保護處分。經過這樣的過程，被害人與加害人的關係有了修復的契機。二人的心理衝突，也因為態度的轉變而得到舒緩。被害人與社會、加害人與家庭、社區的緊張關係也有修復的可能。我們也相信，被害人、加害人也有機會走過不幸事件的憂傷，往正向的人格發展。

犯罪造成一個不幸事件，不幸的影響範圍，不會只有法律面。法官、檢察官、律師都是法律的專家，雖熟悉處理犯罪事實、刑罰效果等問題。但法律以外之專業知識或技術，普遍仍有欠缺。要達到人本修復之司法目的，法官、檢察官、律師除了法律專業知識外，也需要對其他專業知識，包括教育、社工、心理、醫學有相當的知識。當然，並不要求法官、檢察官、律師同時也是其他領域的專家，但至少具有感受問題的敏感度、與各領域專家溝通、合作的能力。

此外，法院於調查、審理期間，也應引進或轉介社工、心理、醫學等專業人員，讓法庭成為一個對話或工作平台。使當事人可以得到法律以外專業的協助，修復犯罪所帶來身心、關係的傷害。而且各領域專家的工作，彼此配合並互相知悉進度。藉由這種司法專家化與專家參與司法，協助當事人走過犯罪憂傷，並有追求更美好可能的動機跟勇氣。

* 本文刊登於第十四期《廢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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