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你來吠】5/6 「刁民上法院」座談

⊙楊鎮宇

五月六日，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舉辦的活動「刁民上法院」，邀請六位刁民來分享刁民是如何長成的。

若覺得「刁民」這說法太胡鬧，其實也可以換個說法。五月六日，廢除死刑聯盟舉辦了「社會運動與法律」研討會，邀請六位具有批判意識的行動者，分享他們各自對「社會運動與法律的關聯」的看法。

上頭這兩種說法，後者看來「中立」，前者則好似「刁民養成班」。由此可知文字的書寫策略是有立場的（不過，「中立」也是一種立場）。面對繁複的法律文字，採用「刁民」立場有個好處，簡單的說是「鑽法律漏洞」，但整體來說就是「不將法律視為理所當然」的心態，有助於你我更認識法律。

而這場刁民座談中，六位刁民的分享提供了我兩個看待法律的角度。

一、刁我沒用，我還是會繼續追議題的。

行動者因為關注某議題，提出一些說法或透過一些作為，試圖改變現狀，而在過程中被告了。

例如當代漂泊協會關注遊民議題，透過一部影片批評台北市政府用灑水方式驅趕遊民的做法很不當，結果市議員應曉薇就大動作提出告訴，告當代漂泊協會的執委郭盈靖「妨礙名譽」。

又例如，廢除死刑聯盟為死刑犯提出釋憲，過程中高雄地檢署說他們為了釐清廢死聯盟有沒有「偽造文書」，約談廢死聯盟的執行長林欣怡。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被當成牽制行動者繼續追議題的工具。之前揭露政府隱匿禽流感疫情的紀錄片導演李惠仁，也被媒體報導說他「違法募款」，這也是種牽制手法。

二、就是要刁法律。

行動者關注某議題，覺得牽涉該議題的法律實在不改不行，便主動或被動的衝撞法律。例如2009年工會法修法，工會團體不滿修法方向，認為新法不利工會發展（如取消強制入會、要求設置理事長、主管機關可停止工會運作），因此前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周佳君等七人丟牛糞抗議，被警察在現場抓起來，以「妨礙公務」起訴，周佳君拒絕易科罰金，選擇坐牢，控訴荒謬的法律。

又例如陳雲林來台時，紀錄片工作者陳育青碰巧在圓山飯店遇到陳雲林一行人，現場攝影卻被警察盤查，強行拖上警車。陳育青認為他的公民權被侵犯，決定民告官，不隱忍裝作沒這回事。

上述兩種看法律的角度，都不將法律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也不是無可奈何的忍受，而是，從「人／制度」的互動過程來理解，並且積極、理性的考量，什麼方法比較可能改變既有制度（包括司法制度），這是「理性的衝撞」。所以丟牛糞做為一種抗議手段，就不只是洩憤了，還有著改變工會法修法方向的理性思量。

不過，制度裡頭的「人」如何自處，是順從還是反抗，是幫凶還是無辜的旁觀者，則成了每個人在每個當下的重要抉擇。周佳君在獄中的獄友多半是社會底層討生活的人，她的分享讓我印象深刻，每個「罪」的背後，都是個活生生的人。

至於要怎麼理解那些執行國家暴力的基層警察，更是需要「感性的同理」，這讓我聯想到陳映真的小說〈夜霧〉，描寫戒嚴時期的情報機關基層特務，專門逮捕異議分子，他長期承受強烈的良心譴責，以及看到時代變遷後，當道依然當道，轉換之順暢，他更無法理解他當年那些刑求逼供的作為，有任何道德上的正當性了。另一個例子，今年五月號的人本教育札記上，一位獨立教育工作者盧駿逸帶小孩上寫作課，跟小孩討論士林文林苑的拆遷案，並要小孩試著進入基層員警、郝市長的身心狀態，以他們的立場寫一篇文章，我覺得小孩的文章非常的精彩，例如一位四年級的小孩揣摩基層員警的掙扎：

開往台北市士林區王家的路上，我想著：「為什麼要有這個計畫，又要我們警察害王家，不是去維護治安，那這有什麼好。」…同事說：「我也不覺得做這件事多麼好，可是長官這樣說，所以就只能這樣做了。可是，我沒辦法和長官頂嘴，不然可能會被長官開除。」同事說完，我便想起，我應該要和長官說：「不能這樣做才對啊！」

理性的搞懂法律，看清法律是怎麼傾斜的，強悍的衝撞體制，深度的同理制度裡頭的人，然後從中確立自己的「立場」。這是「刁」的心理動力學。就算你想當順民，也難保你不會被體制侵壓，但是，就算想當個刁民，也不是三兩天就可以練成的呀。

* 本文刊登於第八期《廢話電子報》

* 訂閱《廢話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