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國慶案與轉型不正義

編按：本文章經過刪減後刊載於2011.09.15蘋果日報，此為全文刊登。 

文/張娟芬（作家，著有《殺戮的艱難》）
 

這是奇特的開庭：檢察官講話，說被告是冤枉的；辯護律師講話，說被告是冤枉的；法官雖然忍著沒有說被告是冤枉的，卻在退庭前問律師：「請問我們無罪判決要寄到哪裡？」你沒有聽錯，法官說「無罪判決」。

江國慶案的所謂「再審」，就是這樣：虛晃一招。在審、檢、辯三方的高度共識之下，不禁令人納悶：既然大家都說江國慶是冤枉的，那他怎麼會死呢？這是「轉型不正義」的典型場景：改朝換代以後，豬羊變色。當初軍事檢察官求處死刑、軍事法院判處死刑；現在換個說法，亦面不改色。船過水無痕，國慶枉斷魂。

輔大法律系副教授吳豪人曾指出，解嚴雖然標示著威權體制的終止，但在台灣，「正義」並未轉型，反倒是歷史的「不義」，轉型、且進化了。吳豪人指出「轉型不正義」的四項特徵：具備民意基礎、依照民主程序立法、依法行政，以及司法背書。 

江國慶案，正是如此。自從去年監委調查以後，輿論咸認江國慶冤枉，對許姓嫌犯直接以「真凶」稱呼，民意已經下了判決。立法院趕緊通過《刑事補償法》的修正，讓江國慶的家人得領天價賠償。總統馬英九、國防部長高華柱與檢察總長黃世銘，均毫不避諱其行政職，公然干預軍法審判；遂有前述「開庭伊始，心證已成」的怪現象。法庭審理淪為毫無意義的過場，只等著新版《刑事補償法》生效以後趕快賠錢，以求儘快步入最重要的下一階段：「集體遺忘」。在「轉型不正義」之下，大家也見怪不怪了，橫豎司法本來就是當作政治手段來用的！轉型不正義的四項特徵，至此齊備。

「轉型不正義」總是以紓解民怨為唯一要務，而賠錢是最有效的手段。鉅額補償是司法系統的防火牆，因為錢一賠，民眾的氣就消了。「轉型不正義」絕對不做的事情，是追究加害者的責任。涉及江國慶案的一干高官，至今逍遙法外；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書，其實只說了八個字：「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家屬聲請再議以後，檢察系統到現在還在觀察輿論的風向，而遲不決定。

從二二八、白色恐怖到江國慶案，「轉型不正義」的實踐，可謂吾道一以貫之。真相？不清楚。給錢？沒問題。究責？太遲了，追訴期已過，我們「向前看」吧。被害人被國家暴力洗劫了名譽與尊嚴，最後，窮得只剩下錢。

「正義」之所以有轉型的必要，正因為我們驚悚地認識到，有時候暴力是以國家的規模、以司法的樣貌、符合多數民意而執行的。當威權政體垮台的時候，人民有此體悟，如納粹夢醒的德國；在民主化路程上顛躓踉蹌的台灣，也亟需轉型正義的思考。轉型正義不只是清算前朝遺惡，尋求復仇；而是豎立新的正義標尺，朝向和解。

無論賠江國慶的媽媽多少錢，這樣的「平反」都是廉價的。怎樣才不廉價？第一，追究加害者的責任。這裡不是主張對他們施以嚴刑峻法。事實上，轉型正義講求的是認真調查不義的真正面目、歷史過程與成因；審判完以後予以特赦的，亦有先例。可以說，在追究個別加害者的責任時，亦謹記這是國家犯罪、歷史共業；重要的是，藉由審判，痛切地、真誠地面對過往，作為新的正義標尺運作的基礎。

第二，以江國慶案為標準，一併檢視其他證據薄弱的冤案。轉型不正義只關心如何設立停損點、建立防火牆，面對任何事件，都極力以「個案」視之，著重「風險控管」，以求平息與遺忘。目前當局的處理方式是「選擇性翻案」：江國慶案、柯嘉文案、紀富仁案，毫無例外的都在另有「真凶」可追緝的狀況下，才獲平反。這是司法，還是水鬼在抓替身？

已定讞的邱和順案、鄭性澤案，纏訟多年的徐自強案、蘇建和案，都和江國慶案一樣，刑求取供、有罪推定。但法務部最近卻大動作舉辦死刑犯懇親，讓媒體採訪，顯然已經磨刀霍霍，準備近期再執行死刑。如果某家食品工廠的產品疑似有害人體，廠商卻決定賠償已知的某些個案，但堅持用同樣的生產線，繼續製造產品；這不是草菅人命嗎？這就是江國慶案的所謂「平反」。謀財害命，天理不容；一邊「散財」一邊「害命」，同樣天理不容！

落實轉型正義，不可輕縱加害者，不可選擇性翻案，不可散財害命。做到了這三點，才有「平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