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二度創傷了被害者（2011/08/17 中時）
2011/08/17
冤案二度創傷了被害者（邱伊翎）
從去年的廢死爭議以來，台灣關於司法正義的論述往往呈現一種狀態，也就是加害者、嫌犯、被告的人權跟被害者的人權必然是對立的，甚至我們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員都說，我們只需要保障好人的人權，不需要保障壞人的人權。人權團體老是被罵，都只保障壞人或被告的人權。但，從江國慶案到東海之狼，一次又一次的冤錯，正好一再地戳破這種簡單的被害者與被告的二元對立關係。
回顧當年東海大學發生小惠事件，我們發起校園抗議行動並包圍派出所，我們所訴求的是學校應該成立專責處理性侵害與性騷擾的小組，不該由沒有性別意識的人員來處理，而在處理過程中所呈現的言語及態度，一再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之所以去包圍派出所抗議，是因為小惠報案之後，警方竟然沒有好好盡到蒐證、科學辦案的程序，也沒有給報案三聯單，試圖蒙混過去。甚至，後來才發現，在警方所安排的指認過程，也出現很大的瑕疵。警方這種草率對待被害者的辦案方式，正是造成冤錯案件一再發生的原因。
試想，被害者要鼓起多大的勇氣，才能站出來要求校方跟警方捍衛自己的權益，然而，當年被害者跟嫌犯家屬一再處於十分緊張及對立的狀態，烏龍辦案的警局及企圖息事寧人的校方卻好像都沒有事情一樣。在多年之後，發現冤錯，試想被害者又情何以堪。事實上，保障被告的人權，要求辦案的警方、起訴的檢方、審判的法官遵守嚴謹的程序及無罪推定原則，同樣也是在保護被害者的人權，唯有在冤錯不發生的情況下，被害者的人權及正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但是，在目前台灣社會以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被告VS.被害）的畫分之下，所造成的往往是被害者與被告的雙輸。
美國一個由被害者家屬所組成的廢死團體MVFHR的成員就曾說過，「國家，請不要濫用被害者的名義」，他們多數人也同樣擔心會有冤錯案件的發生，所以不希望透過死刑來做為一種懲罰制度，但國家卻往往以「保障被害者人權」的名義，來合理化國家的所有作為（執行死刑）及不作為（協助被害者及遺族的心理及經濟狀況）。
如果，這些結構性問題都沒改變，我們又繼續以簡單二元對立方式思考及執行所謂的「正義」。造成的結果，只是繼續讓人民彼此之間形成對立，對社會無法產生信任感，轉而一再要求國家強力介入、嚴刑峻罰，最後，最大的輸家，就是人民自己。（作者為前東海女研社社長、台灣人權促進會文宣部主任）
從去年的廢死爭議以來，台灣關於司法正義的論述往往呈現一種狀態，也就是加害者、嫌犯、被告的人權跟被害者的人權必然是對立的，甚至我們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員都說，我們只需要保障好人的人權，不需要保障壞人的人權。人權團體老是被罵，都只保障壞人或被告的人權。但，從江國慶案到東海之狼，一次又一次的冤錯，正好一再地戳破這種簡單的被害者與被告的二元對立關係。
回顧當年東海大學發生小惠事件，我們發起校園抗議行動並包圍派出所，我們所訴求的是學校應該成立專責處理性侵害與性騷擾的小組，不該由沒有性別意識的人員來處理，而在處理過程中所呈現的言語及態度，一再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之所以去包圍派出所抗議，是因為小惠報案之後，警方竟然沒有好好盡到蒐證、科學辦案的程序，也沒有給報案三聯單，試圖蒙混過去。甚至，後來才發現，在警方所安排的指認過程，也出現很大的瑕疵。警方這種草率對待被害者的辦案方式，正是造成冤錯案件一再發生的原因。
試想，被害者要鼓起多大的勇氣，才能站出來要求校方跟警方捍衛自己的權益，然而，當年被害者跟嫌犯家屬一再處於十分緊張及對立的狀態，烏龍辦案的警局及企圖息事寧人的校方卻好像都沒有事情一樣。在多年之後，發現冤錯，試想被害者又情何以堪。事實上，保障被告的人權，要求辦案的警方、起訴的檢方、審判的法官遵守嚴謹的程序及無罪推定原則，同樣也是在保護被害者的人權，唯有在冤錯不發生的情況下，被害者的人權及正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但是，在目前台灣社會以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被告VS.被害）的畫分之下，所造成的往往是被害者與被告的雙輸。
美國一個由被害者家屬所組成的廢死團體MVFHR的成員就曾說過，「國家，請不要濫用被害者的名義」，他們多數人也同樣擔心會有冤錯案件的發生，所以不希望透過死刑來做為一種懲罰制度，但國家卻往往以「保障被害者人權」的名義，來合理化國家的所有作為（執行死刑）及不作為（協助被害者及遺族的心理及經濟狀況）。
如果，這些結構性問題都沒改變，我們又繼續以簡單二元對立方式思考及執行所謂的「正義」。造成的結果，只是繼續讓人民彼此之間形成對立，對社會無法產生信任感，轉而一再要求國家強力介入、嚴刑峻罰，最後，最大的輸家，就是人民自己。（作者為前東海女研社社長、台灣人權促進會文宣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