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思－審判前夕的腳踏車之旅（何榮幸）

前幾天，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騎上腳踏車，從台灣最南端的鵝鸞鼻騎向最北端的富貴角，在十一月十二日再更二審宣判前，珍惜目前擁有的自由。這趟「審判前夕的腳踏車之旅」結束後，蘇建和等三人即將四十歲，他們的生命已有整整二十年被司法囚困而動彈不得。

當然，蘇案三人只是平凡年輕人，無法與格瓦拉的英雄情懷相提並論。他們之前更大的差異是，格瓦拉有機會、也有能力選擇自己的命運，蘇案三人卻完全無能為力。

格瓦拉在二十九歲時與卡斯楚並肩作戰，一舉推翻了古巴的獨裁統治，革命成功他被卡斯楚任命為工業部長，但因理念不合與卡斯楚分道揚鑣，其後到玻利維亞從事游擊戰，四十歲時被捕處決。格瓦拉的四十年生命精彩而傳奇，最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生的主宰者。

蘇案三人呢？他們在人生最精華的時候被捲入了司法疑案，二十年來歷經七次審判、無數次開庭，即便國際刑事鑑定權威李昌鈺博士重建犯罪現場，結論指出「兇手極有可能只有一人」，也就是已經被執行死刑的王文孝，但蘇案三人仍在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指向犯案的情況下受困至今。

蘇案被害者家屬的感受當然重要，但近年國際人權潮流早已證明一件事：司法絕對有誤判的可能。光以美國為例，據統計，美國法院從一九九○年代開始接受ＤＮＡ鑑定證據後，截至二○○七年十月，已有二○八名三審定讞的重刑囚犯（包括十五名待決死囚）藉由科學證據還其清白，平均每人被誤判入獄十二個年頭。

透過「Innocence Project」（無辜計畫）等民間組織的努力，美國社會逐漸了解，誤判並非官方宣稱的稀少、單一個案，而是司法制度層面出現缺陷所造成；人權工作者希望讓社會了解，無辜者深陷牢獄甚至被處死刑，不應該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

這麼多年下來，蘇案已經成為台灣司法改革的里程碑。在這場「審判前夕的腳踏車之旅」進行之際，希望台灣司法人員能夠再一次反思制度缺陷與錯判可能，用科學證據而非自由心證定罪，真正落實「無罪推定」的最重要法治精神。若能如此，則蘇案三人失去的青春與自由才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