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性的「人命」～回應熊秉元教授「生命的比擬」一文

事實上，對於反對死刑的人而言，倘若堅持「任何人均不可以殺人」的原則，最終就一定會推導到「反對戰爭」的道德結論，所以，熊教授的文章在沒有討論戰爭是否錯誤之前，就直接以此作為合理的出發點，這是一個值得質疑之處。不過，這也正恰反應了一般人對死刑的基本態度──「毋庸懷疑的自明之理」，自古至今都存在的刑罰制度，乃是自明之理，懷疑死刑是錯誤的人，才是有問題的一群？

而這個「一直存在所以是自明之理」的論證，亦貫徹到熊教授的第二段文章之中，文內提到：「法令明文禁止，並不意味著不存在」，沒有說出來的難道是：「器官買賣存在，所以不應該明文禁止」？這是典型法理學上「實然」是否能導出「應然」的問題，換言之，「實際上」是這樣，究竟能不能說在道德上就「應該」是這樣呢？

需要器官病人漫長等待歲月的煎熬與折磨是相同的，然而，當我們用語言上使用「器官捐贈」與「器官買賣」的詞彙，其實已經在道德上作出一些區分，雖然都是「器官移植」，但卻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們允許某些人損害自己的身體來幫助其他人，可以基於親情或遺愛人間之理由，但是，卻不能是出自於「待價而估」的「經濟原因」。

這是一個法律的決定，法律之所以「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地不敢開放「器官買賣」，除了道德上的原因之外，在實踐上，正如同熊教授一文所稱之「適當程序」的難以建立，畢竟，我們現是在紙上無色、無味、無臭、無菌地在論辯，回到貧富懸殊、經濟弱肉強食的現實社會，我們真的忍心見到貧窮人家排隊販賣身體器官的景像？醫療資源的耗費固然「不划算」且令人惋惜，但其實，一個又一個要嚴肅面對的道德決斷，才是最讓我們痛苦與不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