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不能殺人，可阻止人被殺

2008-04-13 中國鳳凰衛視

據載，新任首席大法官王勝俊先生在會談中稱:“對待判不判死刑的問題，一是要以法律的規定為依據；二是要以治安總體狀況為依據；三是要以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感覺為依據。”幾句驚人之語，使法學界一片嘩然。

筆者對這種言論持一種有限的同意:民意不該有殺死一個人的權力，但應該有阻止一個人被殺死的權力。如果法官能夠在法律的限度內正確衡量“群眾感覺”這個因素，未必不是法治的進步。

即使是在同一罪名之下，犯罪的惡劣程度也有天壤之別。天門城管毆死魏文華令人發指，小販崔英傑案則讓人一掬同情之淚。如果二者同樣被處以極刑，相信絕大多數人會抱怨司法不公。

我國刑法對量刑問題的總體規定是:“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如果說一個罪行其情可憫，其罪可矜，需要順從民意從輕處罰，那麼它必須符合兩個前提:一是必須在刑法規定的酌定情節之內，二是必須走在公正的刑事訴訟程序之後。法律從不否認自己的有限性，在窮盡法律規則後仍不能得出確定結果的狀況下，法律可以承認“群眾感覺”作為量刑的一個依據。

但是必須強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絕對不能成為一個文明國家作出死刑裁判的理由:其一，媒體的扭曲報導或斷章取義，可以輕易改變群眾的觀感；其二，我國每年有多少起死刑案件，為媒體關注的並不多，有重大影響的更少。如果要把群眾感覺納入量刑依據里面來，我國的司法系統除了公檢法三家，恐怕還要加一個調查公司進去；其三，在集體當中，道德感又容易走上極端，彌漫成一種暴戾的情緒。無論是貪官墨吏，還是奸險小人，即使按照法律罪不至死，我們也總恨不得殺之而後快，這種“民意”未必是真實理性的。

事實上，在司法專業化、程序化的同時，並行不悖地照顧輿情民意，早有更恰當的方法可循，那就是世界普遍採用、我國亦在推行的人民陪審制。與其到案外去征詢“群眾感覺”，不如多聽聽法庭上人民陪審員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