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異語】時代的接力：張育萌X廖品硯

文／謝俊彥（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前言

有些人認為當代的台灣年輕人是「民主富二代」，意指他們沒經歷過威權統治，一出生就在民主發展健全的時代，不了解民主的來之不易所以不會珍惜民主。難道年輕世代真的只會揮霍民主，抑或只是改變了參與的方式？此外，儘管民主化多年，但威權就已徹底消失在台灣社會中了嗎？亦或以其他形式持續苟延殘喘？

走過民主化的台灣是少數仍保有死刑的現代民主國家，死刑的高支持率似乎意味著大眾尚未看清死刑的本質。死刑是國家剝奪人民生命、最極端的國家暴力，威權時代的台灣執政者也曾利用死刑對付異議人士。生長於民主化台灣的青年世代，是如何看待死刑的呢？廢話電子報邀請到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育萌與共生音樂節第12屆總召廖品硯對話，分享青年世代的社會倡議經驗，並從威權與轉型正義等角度切入，談談他們如何思考廢死議題。

成長經驗中的威權遺緒

威權宰制之於社會就像一道長長的傷痕，民主化止住潺潺血水、結成一片薄薄的痂，但再怎麼粉飾，平滑肌膚上的突兀卻還是陰影般如影隨形。民主胎兒雖早已破水，但始終蛻不下纏人胎衣般的威權遺緒。

育萌對於威權的印象，來自就讀國中時，因為和高中部的姊姊讀同一間學校，姊弟有次牽手一同進入校園，卻在門口被教官攔下記警告，理由是跟異性牽手。育萌當下感到極為不解，因為教官明明也認識姊姊、更知道他們只是姊弟，為何還這麼做？對此質疑，教官翻開校規表示確實有此規定，更強調這都是校務會議通過、有理有據的校規。

育萌認為這規定並不合時宜，制度產出的過程亦存在極大瑕疵，例如以學生為主體的校園，學生卻無法在會議中代表出席，遑論有任何置喙的餘地。然而，在「法規」、「程序合理」等看似公允公正的詞彙下，就算能察覺不對勁，一時也無法明白問題出在哪，只感覺到若有似無的窒息感，卻不知如何擺脫。

那種就算不合理也該絕對服從的管教方式，就是威權遺緒的體現；那種幾欲使人昏厥無力的病因，就是因為吸不到民主氧氣。

參與公共事務的啟蒙

少年們在百年追求的路上從未缺席，日治時期的民主前輩在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種下民主種子，它被後生的無名英雄們在另一外來政權的壓迫下以血淚灌溉，它在禁忌時代下的美麗島默默紮根，在野百合世代的呵護下突破逆境勇敢發芽。直到天色漸漸光，太陽花世代讓它衝破阻礙茁壯成參天大樹，成為青鳥得以安身的保護傘，並交織出下一個民主夢。

傳承宛若一場接力賽，前人不斷為後進帶來啟發與勇氣，品硯跟育萌談起他們社會關懷的啟蒙與實踐。

318運動時，品硯還是位「熱愛中華民國的少年」，但混亂的時代開啟他對於台灣地位的困惑與思考。接著在2018的公投中，更多疑惑困擾這一代人，為何「相愛」需要公投？在國際社會喊出台灣的名字有何不對？這些思考成為品硯參與社會的契機。大學接觸的台灣史讓品硯看到，許多台灣的民主前輩都是在自己這個年歲投入社會參與，這成為他的使命感，隨後便投入轉型正義議題的倡議工作。

育萌指出，318之前社會上雖有股蠢蠢欲動的改革能量，但校園中卻瀰漫失敗主義。民主時代下的學子們雖不擔心投入社運可能帶來危險，但會思考行動是否真有實益、怕一切只是在做白工。318的重要性在於，在那之後，大家願意相信改變能夠成真，只要種下種子就可能開花，「此後我們認知到社運沒那麼困難，只要敢講就可能發生改變，而且可能性很大。」育萌說。

育萌接著觀察近年來，異議性社團的影響力逐漸減弱，許多過去倡議的議題已實現，如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高中職學生會成立、校服不再強制、朝會次數限制及建立心理健康假等。體制內的管道也吸納了體制外倡議，使學生傾向透過制度改變，而非舉辦實體行動。育萌指出，由於疫情與社群媒體的影響，參與社運的方式改變了，許多人可透過網路深入了解議題，不再需透過實體參與社團活動。這也導致實體社團的跨世代網絡逐漸式微。

青年世代看廢死議題

支持死刑者主張極刑是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彷彿一帖便能藥到病除，但這種病急亂投醫的心態，往往忽略案件對集體造成的潛在傷害，這些傷痕絕不會因除掉任何人就輕易癒合，不被重視的瘡口只會兀自化膿生蛆。對許多台灣的年輕世代而言，關於死刑的思考契機是源自鄭捷案。

品硯提到，案發後看到捷運上的維安措施仍心有餘悸，最震撼的是時任法務部長羅瑩雪快速執行死刑，在那之前他自己對死刑沒有特定立場，卻因此質疑政府利用死刑來操作輿論。育萌關於廢死想法的轉折也是鄭捷案。案發當天適逢期中考提早放學，育萌有位同學差點和鄭捷搭上同一班車，想起對同學的擔心和事後的替代性創傷，加上新聞輪番播放赤裸裸的犯罪畫面，以及政府的速審速決，都讓人有了許多反思。

當有人犯下重大社會案件，國家就可以用幾近公開處決、全民公審的方式處置之嗎？死刑之外該怎麼跟民眾對話？死刑究竟是國家轉移輿論的工具，還是立竿見影解決問題的良方？

在台劇《八尺門的辯護人》中，為涉嫌殺人之移工辯護的律師佟寶駒說道：「人們要有多幸運才能認定世界十分溫柔，要有多幸運才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對於犯罪者，人們總目不轉睛的盯著殘忍粗暴的一面，而沒能注意到他們曾經歷的不幸，所以滿懷憤恨地想除之而後快，誰都想踹上一腳，把不斷跌落、沒被接住的個體繼續踹向最深淵。

以去年（2023）新北市發生一起國中生持刀刺死同學的事件為例，事後許多人歸因於未成年仗著不會被判死才會動手、進過少年機構的學生就是壞，甚至有人認為應加強教官對學生的管制力道和老師的權力，更有人嘗試在公共政策討論平台上提出嚴格修法的動議。育萌表示，本案件能看出制度層面的缺陷，該生離開少年觀護所回歸學校的過程中，因為機構主管的部會不同，中間的聯絡機制是失靈的。今年初教育部針對本案開啟一系列會議，就是為了討論部會間溝通的問題，雖然慢了，但至少成為轉變的契機。

對於重大事件，我們往往在問題後才願意思考解決方法，但實際上結構性的問題都沒解決，導致討論都淪於廉價的表面議題。事發後的媒體評論都在談這個人壞不壞、又發了什麼限時動態，讓閱聽者越看越氣憤，甚至想加重未成年人刑罰，但結構問題仍在，把人殺掉事情就解決了嗎？

育萌舉例2019年發生在紐西蘭的清真寺恐攻事件，事後時任總理的傑辛達・阿爾登（Jacinda Ardern）在媒體前絕口不提兇嫌的名字，而只以「槍手（gun man）」代稱之，因為總理知道兇手想在歷史留名，我們不應讓他得逞；總理甚至穿起穆斯林服飾擁抱受害者家屬，嘗試減少事件撕裂社會的程度。

他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對話，那台灣為什麼不行呢？

轉型正義與死刑

數千年以來，死刑的本質都是國家剷除異己、肅清政敵的工具。中研院法律所黃丞儀研究員爬梳歷史後提出，很多人認為的「殺人償命自古皆然」其實並非如此，過去許多死刑都是基於政治上的理由。

如果將死刑視作國家暴力最血淋淋的體現，為何台灣在民主轉型數十年後的現在，公民社會仍如此支持死刑？這跟轉型正義面對的挑戰有何關係？

在同是於第三波民主化中完成民主轉型的中東歐國家中，以匈牙利為例，會發現其廢除死刑是伴隨著轉型正義發生的。這些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前，許多死刑犯往往是威權時期的異議份子，因此救援死刑犯本身就是一種轉型正義，那台灣的狀況有什麼不同呢？

關於此問題，品硯提出他的觀點。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的結案報告指出，白色恐怖期間有超過千人被判死刑，其中又有八百多例發生在1955年之前（也就是肅清地下黨和共產黨人數最巔峰的時期），剩下的四百多人則是1955年後一年平均十幾人累積而來；易言之，後期被判死刑的人數相對少。這樣的情況說明了台灣去除威權的軌跡和匈牙利、南非等國很不一樣。

品硯進一步說道，其他國家在民主化前都還有激烈的抵抗或暴力事件，政府也持續透過以暴制暴的手段處置異議者，例如南非，因此人民能很清楚理解死刑這類公權力的展現就是一種威權，是控制人民、剷除異己的手段，在這個時候將廢死融進轉型正義的工作中，社會的接受度就會比較高。但在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執政下，他們以融入社會作為當務之急，擅長以柔性手段控制社會，對於反對運動通常以盡量不引起騷動的方式處置，特別是在1980年代前後更是如此，因此一般人民不見得會對執政者表達不滿。在民主轉型之前，執政者也沒有像以前那樣大量處死異議份子，社會在體感上就較難將死刑、國家剷除異己的手段以及轉型正義與民主化進行聯想。

被害人的正義

只要談及廢除死刑，就幾乎會提到「修復式正義」。修復式正義和轉型正義都是受害者和加害者間的互動關係，但兩者的根本差異在於轉型正義面對的加害者是國家，轉型正義工程要做的是檢討國家的制度或結構性問題，這跟刑事案件面對作為個人的犯罪者很不一樣。

品硯說，台灣參考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採取的和解模式，但卻無法完全複製。南非的和解模式源自黑白族群在種族衝突當中都有許多人受傷，因此當時的總統跟曼德拉都有所妥協。但台灣仍在調查與究責的階段，從威權時期的民主發展史來看，在強弱勢力懸殊的前提下，僅要求受害者原諒加害者，實在是當權者不願面對歷史錯誤的卑劣行為。

從事社會倡議工作，育萌認為最大的挑戰還是跟台灣社會對話，過程中同時要面對外在的攻擊，對內也要顧慮如何深化運動後退潮的浪，儘管不容易，倡議工作不進則退，接下推動民主運動與轉型正義棒子的年輕世代，沒有理由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