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星期四】在台灣的土地長出死刑存廢的哲學思辨
整理：吳昱陞（廢死聯盟志工）
校訂：詹斯閔（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廢死星期四】在台灣的土地長出死刑存廢的哲學思辨
時間：2024年7月11日（週四）19:00-21:00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3-1號）
主持：詹斯閔（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主講：洪世謙（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博士）
與談：許恩恩（作家、齊想創造工作室共同創辦人、公民審議主持人）
主持人詹斯閔開場提到，在四月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後，需要更多社會對話，這些對話不應侷限於法律層面，更應包含哲學思考。有主張死刑合憲的法學者引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為死刑背書，但是這和哲學家對盧梭的理解不同。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洪世謙老師，首先談到，死刑是一項公共的議題與政策，不僅僅是關於司法問題，從哲學角度切入可以思考更多面向：整個社會如何面對殘忍？社會如何有一套穩定制度，使得我們得以共同生存？面對殘酷的犯罪，我們都會感到憤怒，然而除了死刑之外，我們是否有其他可能性，去共同消除恐懼、撫平傷痛跟彌補社會裂痕？
德國哲學家海格德認為，我們毫無選擇地被拋擲在與他人共在的世界裡面。人在社會這個共同體中，與他者共存、共感、共振。人在其中會面臨「沉淪」與「能是」兩種狀態，「沉淪」就是習慣人云亦云的思考，屬於非本真性的存在；「能是」意指當一個人想要有所實踐時，在「與其他人共在的」關係裡，展開自我與社會意義。也就是「個人與他者連結」，那會是較真實的存在。
從台灣出發思考死刑存廢
洪世謙老師用以下幾點闡明，為什麼我們需要從台灣出發思考死刑存廢。首先是歷史因素。原本西方世界的宗教權威和政治權威密不可分，啟蒙運動之後，人們想要切割宗教神權，於是主權政治必須解釋：「國家何時可以定人生死？」在這個背景下，盧梭提出《社會契約論》。同時義大利哲學家貝卡里亞（Cesare Beccaria，1738-1794）從廢奴運動和功利主義的立場談論廢死，認為刑罰要符合人道和度量原則。台灣現代化歷程和西方啟蒙運動不同，應該有自己思考死刑的軌跡。
每個國家有其社會脈絡，所以死刑判準不一。極權國家會對政治犯處死；在部分國家，像是斯里蘭卡，過失殺人也能被判死。關於犯罪、刑罰還有人們如何共同生存，隨著時空與環境變異，會有不同想像。民主化後的台灣社會實況如何，我們該怎麼看待死刑？如同班雅明「歷史的天使」這個概念所說；惟有凝視過去的廢墟，我們才得以思考未來該怎麼做。
支持死刑的悖論
洪世謙談到，以下四個思考死刑的主張，其實都是有問題的悖論。第一是受害者悖論：「不是受害者或家屬，沒有資格說廢死。」洪世謙承認，我們沒有代替死者寬容的權力；但我們同樣沒有代替死者仇恨的權力。受害方要的不一定只是報復與恨。重大刑案發生後，如果所有人停留在直覺式的復仇想法，無助於這個社會去學習思索和尊重生命。
第二是不可殺人悖論：不論是支持或反對死刑者，都看重人的性命，不過支持死刑者卻有自相矛盾之處。雨果說：「法律是怎麼陳述的？你不得殺人！它用什麼方式表達呢？透過殺人！」人們一方面對罪犯說「殺人不對」；另一方面卻允許國家殺人。第三是嚇阻犯罪悖論：已有實證研究支持，死刑無法嚇阻犯罪。若是如此，我們就需要重新思考刑罰的目的。
第四是國家主權悖論。盧梭說，眾人締結契約，是要藉共同力量保障每個人的安全與財富；保存生命是社會契約的核心，不會有一個締約者想著要死。況且，刑罰頻繁是政府衰弱或無能的標誌。當代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 2004）認為，盧梭其實不鼓勵死刑，但啟蒙運動期間人們大都支持死刑，所以盧梭只能迂迴地談。
我們還能做什麼：哲學家們的答案
許多人認為，死刑無法解決問題，但是能解決有問題的人。洪世謙提醒，如果製造問題的培養皿未獲改善，社會能做的只是不斷除掉一個個有問題的人；治標不治本。除了執行死刑之外，我們得想想，還能多做些什麼？究竟這個政治共同體要如何面對犯罪和殘忍？
發生重大刑事案件時，存在於社會共同體裡的每個人，除了憤怒，還能做什麼？洪世謙引用三個哲學家來回答。
卡繆在《思索斷頭台》說到，生命際遇是說不準的，我們隨時都有機會掉入低谷；理性與善良會隨之消失。在廢除死刑面前，我們看似在饒恕一個罪犯，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拯救，因為每個人都有愚昧與衝動的幽暗面。社會要去預防這種幽暗面發生。
此外，卡繆認為，對抗死亡是人類共同的活動，我們需要注意階級與歧視，這些可能帶來慢性死亡的社會運作，但「極刑判決所破壞的，是人類唯一無可爭議的共同連帶，那就是對抗死亡的共同連帶。」死刑與人類本質的共同目標相抵斥。共同體要找到人類共同生存的制度，而不是去抹除其他人，以求存續。「懲罰惡人之法的作用，終究是為了規範人類，而不是為了消滅人類。」
洪世謙接著說，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危脆生命」的概念，每個獨立個體都是脆弱的，我們要學習與他者相處。而且社會永遠有不平等，使得某一群人比其他人更脆弱，這些群體包含經濟困難者、跨性別者和難民等。巴特勒強調，我們必須看見那些「無人哀悼的生命」。迫於各種環境的威脅，他們可能成為犯人或被害者。那要如何讓每個人都變得可以悲慟？巴特勒說：「必須對公共領域中的所有當代序列進行干預，才能使每一條生命都能免於暴力、系統性拋棄或軍事消滅的侵害，而能夠以自身的樣貌延續生命。」
解構主義大師德希達主張「延異」，也就是說，要思考各種我們沒有經歷過的可能性；用複雜的方式理解事物，才能達到解構的工作。在死刑議題上，還有什麼是我們從未想過的？德希達在《法律的力量》一書中說到，把死刑當作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方式，這種思考太過貧乏，違背解構主義追求的複雜性。社會環境、經濟關係、人的類脆弱性等等反省，都在支持死刑的論述下，被簡化和排除了。
不僅如此，德希達反對一命還一命的應報論，因為生命不該被等價計算。他認為，讓犯人活著，才能讓他真正的負責──用更深刻和縝密的方式，為自己的罪行負責。洪世謙以法國《查理周刊》事件為例，兩名兇嫌當場被警方擊斃；事實上，兇手沒有承擔到更大的責任。
討論不是從憲法法庭才開始
主持人詹斯閔回應到，現代主權國家形成奠基於對人類理性的信任，然而這套精神觀，也限制我們對於道德懲罰的想像。黃丞儀研究員的意見書，回到台灣歷史脈絡，更開闊地從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討論死刑。如何從台灣社會文化長出屬於我們的刑罰論述？需要扣緊台灣獨有的經驗來思考，好比巴特勒「不可哀悼之生命」就值得拿來借鏡，思考過去威權統治下的政治受難者。
與談人許恩恩提及，六年前就已經在屏東勝利新村開跑的「全民做伙參詳：死刑替代方案」公民審議，她跟廢死聯盟的夥伴全台各縣市跑透透，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討論，絕對不是從憲法法庭的言詞辯論才開始的。在公民審議裡，不同素材與語言符號勾動出更多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正好呼應解構主義所說的，要以複雜化的方式理解各項議題。帶著複雜和細緻的眼光來看，就會發現，如果我們肯定國家殺人的權利，便有機會重演大屠殺。
良好的公民審議需要讓參與者具備充分知識，適時由專家提供正確資訊，並且鼓勵大家好好傾聽彼此的想法。根據過去二十餘場公民審議的結果，一旦參與者知道和討論得夠多了，原先擁護死刑的人，有不少比例會改為支持無期徒刑或終生監禁，不再堅持死刑。因為人們發現，國家既有的死刑實況，和自己原先設想的有所不同。
許恩恩回想起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當時的訴求之一是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後來有夥伴組成「公民憲政推動聯盟」，用草根性行動希望促成憲改，可惜這份願景至今尚未落實。2018年底大選有同婚、反核等十個公投案，社會氛圍充滿對立，煽動性口號充斥街頭。當時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說：「如果連死刑這麼龐大的議題，台灣人都能坐下來好好討論，那麼沒有什麼議題是不能討論的。」這是針對廢死與否，在全台舉辦公民審議，一連串行動的起點。
講座最後有觀眾問道，如果台灣社會經過討論，仍然維持死刑，該怎麼辦？台灣明明經過這麼漫長的威權統治，為什麼還是有許多人支持死刑？講者們回應，或許這代表公民間的對話還不夠廣泛，代表轉型正義的條件還不夠成熟。交流歧見很難，人們瞭解彼此很難，一切曠日廢時。不過如同許恩恩分享的，他曾聽前輩提醒：「社會運動需要抵抗快的誘惑。」長期來看，各種社會運動都是緩步在前進的。
【延伸閱讀】
《危脆生命》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申昀晏 譯。2023年8月1日出版。
《死刑肯定論》森炎 著，詹慕如 譯，2018年7月4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