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窗對面的人：一位大學生和死刑犯會面後的反思

文／黃中昱（廢死聯盟實習生）

來到大學唸法律，憲法、人性尊嚴、預防理論、社會復歸、修復式司法……，這些高冷的專有名詞之於刑事政策是近乎理所當然、不容質疑。我埋首在書堆，能懂盧正案的不白之冤、湯英伸案的原漢衝突、鍾德樹案揭露的程序危機；偶爾有些講座、影展，談談國家暴力和死刑；也常在報導投書看到殺頭虐童的重大刑案、一間三坪的舍房擠滿受刑人等等。我明白不論多麼可惡，必須和罪犯談人權，因為他們也是人、因為台灣是人權立國的憲政國家、因為我是一位正在受高等教育的法律系學生。但這些全部離我很遠、非常遠，而如此距離總是會稀釋掉不少感受。

親眼看見「死刑定讞的超級壞蛋」

2024年5月6日的下午，作為實習內容之一，我隨同廢死聯盟的專員學姊一同前往土城看守所，主要任務是接見H、C兩位死刑犯，次要任務是寄零用金和會客菜。

小學時，我曾數度和外婆一起去嘉義縣鹿草鄉的監獄接見某位遠房親戚，所以對於取號機、福利社採購單、一排排的藍色塑膠椅，還有數十位手裡大小包會客菜的親友景象，不算太過陌生。學姊當然更熟悉看守所，拿起筆記本日常地說著今天的「策略」，詳細地向我介紹這裡的空間、業務。翻開筆記本，頭幾頁黏貼之前的各種接見紀錄，後幾頁則是整齊劃一的字跡，書寫一個個「罪大惡極」的名字。

「H、C同學，我們有寄上次釋憲的文件進去，接見的15分鐘就聊聊近況，還有釋憲的事情；A同學還沒寄錢，為了省時間，我們等一下排到，接見跟寄錢一起辦；B同學牙齒不好，不能吃太難咀嚼的食物，你幫我看看有什麼不適合；D同學有點久沒見，下次再來……。」

這是她的工作內容，和其他助人工作者一樣，必須要熟悉、關注對象的生活，不同的是每個對象都是死刑定讞的超級壞蛋。今天的兩位，一個強盜殺人，另一個勒贖撕票。

廣播通知蓋過聊天的聲音，學姊提醒我差不多要進去了。接著出示接見次序單、驗證身分、置物（包含手機），我二度穿過會客室狹長的廊道，到了最深處的第40號隔間。這裡和我記憶中的樣子差不多：有厚重的玻璃，聲音大概透不過去；有象徵規訓的鐵柵欄，阻隔受刑人及自由社會數十年；而今天的重點是那3支有線電話，小空間的3人同時拿起來、放在耳邊。學姊接起電話就是侃侃而談，聊近況、釋憲和未來，由於距離實在太近，僅僅是一牆之隔，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是點頭、只是聽。

隔著雙層玻璃，兩次接見下來，我發現H和C長得蠻像的，圓臉、劍眉、薄唇和溫和的眼神，不太像逞兇鬥狠的道上大哥，一直和我說「謝謝同學」的溫柔笑容，反而有點像正在經營一間只能用現金支付的文具店阿北。很神奇，他們兩人一位只有高中學歷，另一位11歲就被送進保護機構，但他們都可以和學姊順暢對話，談自身處境及釋憲的種種，甚至精確地使用了「制度」、「壟斷」、「剝削」等詞，講話有觀點、立場，不打斷的話，15分鐘可能一下就沒了。更讓人驚訝的是，H能兩天看完近700頁的釋憲文件，我可做不到！

如果未來可以選擇，想死還是贖罪？

那麼，他們真的變好了嗎？

張娟芬老師在《殺戮的艱難》一書中提到「越大的過，越難悔。」我想確實是這樣。為了義氣對準新郎狠砍數刀、為了債務絞殺了工廠老闆，奪走了別人的幸福，又要怎麼說出後悔二字？奢求如何的原諒？死刑犯們說不出，於是只希望家人「不要看」，或者快點被執行，因為他們對社會而言只是壞人。

閒聊話語此起彼落，我凝視著H的眼睛，從書本文字到面對面接觸的眼神交流，和死刑犯的距離瞬間拉得好近。他向學姊說，「其實我很害怕出去。」那一瞬間我似乎感受到什麼，不由得重新思考「悔悟」這件事：死刑犯的懺悔或許不盡然都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少年墜落後成為重刑犯，再成為關注公益和制度的模範死囚，也正在自我矛盾的悔悟過程，找尋救贖。

一個人的犯案動機由外界看來簡單，但身為「人」之所經歷，以及內心世界可能遠比看到的還要複雜、痛苦而難以控制。誠如吳志光教授在憲法課堂所說的，不管罪刑輕重，大多的壞人都渴望有個重生的機會，只是這個機會是否存在，他們沒有信心──說穿了，國家、社會也沒有信心，所以死刑成為了我們唯一的回應。案發過20餘載，H還在等死，真的該死嗎？

看見犯罪背後的匱乏

接見告一段落後，我在捷運海山站附近的路邊小店買了一盒90塊的蝦仁炒飯，老闆娘邊炒著飯，邊幫旁邊披著毛巾汗流浹背的大哥結帳。她少收了20塊。在大哥離開後，她對著我用台語說：「他是搬瓦斯的，很辛苦。你要讀書才能成功，有好工作。」

頓時，有好多想法從我的腦中迸出：為什麼這是一個只有讀書才能「成功」的社會？天生就讀不好書的人呢？像H及C一樣，不只讀不好書，還因為長期環境誤犯天條的人呢？

我無法馬上組織成簡單的語言，再用台語表達出來，只是微笑點頭，說聲謝謝大姊。

和大多受詐家庭一樣，我家也因為詐騙被鬧到好似掀過來，上演各種四分五裂的戲碼，以此作為思想的轉捩點，身心俱疲的同時，我開始回顧生長在典型勞工家庭的自己，是不是一直忽略了什麼？於是對「階級」的違和感隨之而生，開始思考什麼是「結構」，接著意識到個人之於國家有多渺小──社會學想像要求我們穿透個人的行為去思考，我發現幾乎所有事情其實都是被「運氣」所決定。

性格、資質、成長環境，以及一路接觸到的資源、際遇等等，這些事物在每個無法控制的瞬間交互影響，然後就長大了。所以我們有不同的生命歷程，來自不同的經驗世界，待人處事的認知也不盡相同。幸運的話，可以融入社會主流，有能力思考、有空間努力，在教育和勞動中實現自我；不幸運的話，可能被排斥，淪落至社會邊緣，苟活著卻又受到「不努力」的非議。這才是真實，結構的限制。

放回死刑犯的脈絡，同是依循差不多的邏輯，一路顛頗地走來，發生一些因為距離很難想像、理解的事情，然後入監服刑。大多時候，我們只會看見犯罪的結果，相信這是個「公正世界」（just-world），應該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恰如其分，卻忽視了其實他們多數都來自脆弱的家庭、缺乏教育資源，當然也沒有在貨幣社會中，獲得能夠「成功」長大的經濟支持，而這些都是無法選擇的。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斯（Albie Sachs）在《斷臂上的花朵》一書即寫道：「為自由犧牲最大的人往往就是最貧窮和最一無所有的人。」

以眼還眼，只會成就全盲的世界

要穿越傷痕、怒火，看見犯罪背後的生命故事並不容易，但這正是我們作為人的價值，在看待失序時，「學習」以同理，取代鋪天蓋地的謾罵，因為黑暗是無法驅散黑暗的。

TFT的創辦人劉安婷在2016年的演講，有段內容是：「我常常想起我監獄裡面的學生，常想起阿為，然後我再打開電視，看到台灣這麼多令人心痛的事情，我忽然發現，這些我原本覺得很可惡的人，有的時候看起來沒那麼可惡了，因為一個一個，可能都是當時候沒有被老師叫回來的身影。」

我想，嘗試去了解這些其來有自的「惡」，並不代表我們不為被害者哭泣，反而正是對「人」的在乎，在乎他們奔騰的血液、散亂的呼吸，當然也有難以宣洩的眼淚。加害者和被害者之間從來不是一場對立的零和遊戲，不論關注誰，相信大家都是在努力讓台灣變得更好，變回它原本應該有的樣子。

有位社會學系教授曾經對我說過，對於一位法律人而言，徒法不足以解決社會問題，是專業訓練中必要的學習。我雖然不自詡為「法律人」，仍期許自己能擁有如此溫度，再懂得多一點，還給不懂的人。以此文簡單紀錄。

（本文原刊登於2024/5/29 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