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軀：從《九槍》到《八尺門的辯護人》

整理／吳佳臻（廢死聯盟副執行長）

今年夏天有兩部重要的影劇作品獲得廣泛討論，一部是去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今年九月正式上院線的紀錄片《九槍》，另一部是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視劇《八尺門的辯護人》。兩部作品有個共同的關注對象—外籍移工，而且影片內容都讓人聯想起三十七年前的湯英伸。

我把痛苦獻給你們

「湯英伸是誰？」一開場，教授歷史科的陳燕琪老師向聽眾介紹湯英伸，以及他的先輩經歷過的苦難：湯英伸是阿里山鄒族人，是汪枝美和湯保富的孩子，汪枝美是汪清山的女兒，而汪清山、湯守仁和高一生等人是白色恐怖時期同一個政治案件的共同被告，湯英伸要叫湯守仁叔公。汪清山、湯守仁、高一生等被控叛亂罪遭判處並執行死刑。在那個年代，原住民涉入政治事件還會被抹黑，如同高一生被誣告擔任鄉長時涉嫌貪汙。儘管六十多年後，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撤銷叛亂罪的判決，才還給他們清白，但是其它抹黑誣告，卻死無對證。

要瞭解原住民所承受的歧視和壓迫從何而來，必須從戰後國民政府來台談起。五六零年代，政府頒布〈山地施政要點〉進行所謂的「山地三大運動」，美其名是為了改善原住民族的經濟、改進他們的生活。「為什麼原住民的生活需要改進？因為政府就是覺得你不夠好、不夠文明，」燕琪老師直言，這些政策其實都是消滅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加速同化的手段。原本由部落或族群共享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或傳統獵場變成所謂的「保留地」，不能任意使用；原住民族被迫接受華語教育，使用華語姓氏，原本能夠從名字判斷每個人的氏族和血緣，卻從此失去了意義。政策上將原住民視為次等族群，需要被調教，社會上也歧視得理所當然。

早年的原住民離開部落去到最高的鷹架、最深的礦坑和最遠的海洋討生活，他們從事大部分漢人不願意做的工作，但卻對台灣的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同時也犧牲最大。1984年，台灣發生三起嚴重的煤礦礦災（土城海山煤礦、三峽海山一坑、瑞芳煤山煤礦），死傷者超過一半是阿美族人，詩人莫那能痛心地寫下「為什麼」詩句，歌手胡德夫將之譜成曲，詩句間的控訴與悲痛令人動容：「為什麼，這麼多的人∕湧進昏暗的礦坑∕呼吸著汗水和污氣∕轟然的巨響，堵住了所有的路∕洶湧的瓦斯∕充滿在整個阿美族的胸膛∕為什麼？為什麼？∕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找不到留在家鄉的門……」九零年代的原運開始讓社會聽見原住民族的聲音，那移工的聲音呢？

暴虐結構的傳承

台灣社會歧視原住民，忽略結構性問題，壓迫與剝削才是造成湯英伸犯案的主要因素，燕琪老師和蔡崇隆導演都同意：「殺害雇主一家的不是湯英伸，而是背後的體制和結構性的壓迫！」而現在，移工正在經歷同樣的結構性壓迫：為什麼他們要離鄉背井到都市工作？為什麼三十年前雇主扣押原住民證件，現在移工的雇主也扣著他們的護照？為什麼他們死了都還沒有自己的名字？

《八尺門的辯護人》取材自湯英伸，並融合了現代移工面臨的困境。蔡導分析，這是個弱弱相殘的故事結構，有族群、也有階級，正好反映出台灣一直以來也是個弱弱相殘的社會結構。從國民黨來到台灣，原住民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生產力，卻也是壓迫結構的最底層，發生了湯英伸案、礦災、原住民少女淪為雛妓等事件之後，九零年代原住民意識抬頭，接著就是移工來接班。《八尺門的辯護人》裡面，阿美族人離開家鄉來到都市邊緣，形成聚落，曾經是幫漢人跑船的族人，現在變成船長、大副，引進移工之後，移工變成原住民船長的手下，脫離最底層的原住民船長對待移工就像過去漢人對待原住民一樣。蔡導說：「這是一種暴虐結構的傳承，問題不完全在個人，而是結構性問題。」原住民被漢人壓迫，再來壓迫移工，那移工要壓迫誰？底下沒有人了，只好反過來把原住民船長殺了，這是種族的部份。階級的部份我們看到原住民船長為什麼要壓迫移工？因為背後還有漁業公司、還有政商勾結，這都是漢人權力集團在搞，有政客、有商人，這才是真正躲在背後的力量，才是造成原住民與移工衝突的主要原因，如果劇中的印尼漁工阿布不被判死刑，背後的暗黑勢力就會爆出來。

我在人行道上不斷徘徊

2017年八月間，「失聯移工」阮國非遭警方追捕，《九槍》紀錄片採用了將近三十分鐘的警方密錄器影像，讓觀眾可以看到警方追捕的過程，以及警察如何對著精神恍惚、顯然沒有攻擊力的阮國非連開九槍，全身赤裸的阮國非宛如一頭垂死的獸，而圍觀的警察和民眾沒人敢靠近，第一時間也沒人將他送醫，現場的人跟坐在戲院直視這殘酷過程的觀眾，就像冷漠的台灣社會，對於移工，我們看不見他們也是人。這是個非常痛苦的觀影經驗，導演要觀眾直視這殘酷的過程，逼我們直視這個社會對於「非我族類」可以殘酷到什麼程度。

阮國非案發生之前和之後，類似的社會新聞一直在發生。移民署專勤隊或警察用追捕槍擊要犯的規格追捕「逃跑外勞」，他們為什麼變成「逃跑外勞」或「非法移工」？跟我們漏洞百出的移工政策有關。移工來到台灣只是想賺錢回家，但是我們的政策逼著他們要在母國借貸高額仲介費、透過仲介才能申請來台，來到台灣之後遇到問題又不能自由轉換雇主，所以只好逃跑，跑到工作條件較好的地方工作。「他們不是跑好玩的，他們沒有前科也不是跑去作奸犯科，他們只是要賺錢、幫台灣人做工……」蔡導說：「所謂失聯移工只是違反原本的工作契約、失去合法在台工作的證件，他們觸犯的只是行政法，就像闖紅燈被開罰單那樣，不是刑法！」當然什麼族群、什麼職業都會有人不自愛，「如果他們犯法，你用一般法律處理就好，有需要追捕成這樣嗎？類似阮國非這樣的悲劇，本來可以不用發生，」蔡導說。《九槍》也訪問到其他被警察追捕從高處跳下全身骨折、摔成重傷的個案，蔡導說，這些龐大的醫藥費誰來付？移工賺了錢就寄回家，根本拿不出十幾萬，最後還是民間團體或者醫院自己吸收，有的醫院知道移工拿不出醫藥費，就不會積極治療，乾脆把人放在倉庫躺著。不把人當人看。

追捕失聯移工的過程，受傷的不會只有移工。蔡導接觸到幾個專勤隊隊員因為追捕移工而受重傷。他們當然也知道危險，工作過程也經常受傷，但為了上頭要的績效，他們不得不認真抓。有位古意的專勤隊員為了埋伏抓移工，整夜沒睡、抓捕過程從高處摔落受傷，頸部以下都癱瘓，但頭腦是清楚的，所以他活得非常痛苦。長期照顧的費用誰買單？他無法申請國家賠償，專勤隊的撫卹和補助也很少。這位隊員受傷時他很恨移工，但是現在他必須請24小時印尼看護來照顧，這實在很諷刺。這就是不當政策和錯誤的體制導致的。

「很多人問我六年過去了，有沒有改變？如果有改變，我想也不用拍《九槍》了，」蔡導表示，對於移工議題大家還是見怪不怪。《九槍》上院線之後，蔡導邀請大家進戲院去看，也邀請願意抱持開放心態的朋友去看，「至於仇視移工的人就不用浪費時間了，看了也是白看。仇視移工者通常把他們視為二等種族……，有些人抱持著未審先判的態度，還沒看過片子就批評我偏袒移工、欺負盡忠職守的員警，」蔡導表示，他願意接受觀眾的挑戰與批評，但前提是要先看過片子，才能公平的評價。許多看過片子的人表示觀看過程很不舒服，蔡導鼓勵有意願多了解、想挑戰自我或挑戰導演的人可以進戲院去看，「只要看過，再來提出意見或挑戰我都願意接受，例如比較血腥的部份為什麼要這樣拍，我都願意討論，但是不要未審先判。」這是嚴肅的議題，蔡導期待：「我們內在沈重，心情平靜，理性討論。」

命命不等值

有人問導演：「那麼多移工的事件，你為什麼挑阮國非來拍？」「因為它就像湯英伸案，都是在不合理的結構跟制度底下，長期累積下來而爆發的事件，」蔡導回答，「湯英伸或阮國非，看似是個案但最後卻造成人命無辜犧牲，如果我們真的把人當人，那麼一個人命也很重要，不管他是漢人、原住民還是越南人！」如果開槍的22歲員警陳崇文在姑姑的口中是個『孩子』，應該給他機會，那麼湯英伸也是個孩子，阮國非不也是別人的孩子？難道他們的生命不值得珍惜？

湯英伸和阮國非都死在公權力之下，湯英伸被國家執行了死刑，阮國非則是死在代表公權力的警察手上，公權力是全體人民授予的，公權力代表台灣社會對湯英伸開了槍，也對阮國非開了槍，開了九槍。

燕琪老師指出：「拿掉國籍和族群之後，湯英伸、開槍的員警陳崇文或者《八尺門的辯護人》的外籍漁工阿布，他們跟你我一樣同樣是人，但同樣是殺人，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評價？」蔡崇隆導演認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把湯英伸事件放在《九槍》的脈絡當中來談是正確的，「如果當年湯英伸值得被救援，並藉此把原住民的處境點出來，那麼現在的阮國非也值得被同情，我也期待《九槍》能讓大家看到制度性的問題，以及移工是如何被不公平地對待。」

燕琪老師補充，為什麼今天我們談「血肉之軀」而不是「鄒族」的湯英伸、「越南」的阮國非、八尺門「阿美族」或「印尼」的阿布？「唯有把國籍、族群拿掉，拿掉我們既有的有色眼鏡和對他們的偏差印象，我們才能真正看到一個人，以及一個人應該怎麼被對待。」很多人評價湯英伸或阮國非時，認為湯英伸念師專時抽煙、喝酒，阮國非有吸毒，覺得他們不是「完美的受害人」因此不值得同情，卻不去問為什麼他要抽煙、喝酒，為什麼他要吸毒？為什麼有這些行為他就不是好人？就不值得同情？燕琪老師認為：「人權不應該有『但是』，有人受害不應該因為國籍、族群而有差別，他就是一個『人』，」只要受到不合理待遇，大家應該都要給予援助、要有同理心。「看完《九槍》我們會覺得身為台灣人很抱歉，但不能抱歉完就算了，我們可以思考在各自的位置可以做什麼，例如老師在學校可以做什麼、告訴學生什麼觀念。」

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九槍》紀錄片到阮國非的故鄉拍攝，訪談他的家人。在鏡頭中，我們看到他的老家就在溪邊，當他在台灣工作不能回家，想念故鄉就到溪裡游泳，這大概是他最親近故鄉的時刻了！阮國非小時候學過武術，喜歡彈吉他唱歌，工作時是個負責任的小工頭，賺了錢就寄回家，有空就去找也在台灣工作的妹妹。紀錄片的旁白，念的是阮國非臉書上的貼文，「我看著旁白字幕，想到2010年富士康跳樓工人許立志的詩作『我就那樣站著入睡』。身在異鄉、工作時數長、還要擔心被抓、不能見光的阮國非，只能一直逃，只能靠毒品提神，才能有精神繼續工作，」燕琪老師看到的是一個「人」。

「人」，卻不被當人看，早年原住民的名字被政府控制，儘管後來可以恢復族名，但過程仍有許多顛簸，移工卻連個姓名權都沒有。為台灣重大建設犧牲的移工，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媒體上頂多只有「阿三、阿龍」，因為他們是「非法移工」，雇主就是這麼喊他們的，「移工連死了都沒人知道他是誰，」蔡導說。蔡導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無法逃脫資本主義，但作為台灣人我們要覺察到，其實我們的意識形態形同『亞洲白人』，看不起東南亞，內化了資本主義，什麼都可以當作商品，新住民婚姻是商品、勞動力也是商品，在商言商的結果就是盡量剝削、壓低成本、延長工時、創造利潤，最後就是會發生像湯英伸、阮國非的事件…… 有些底線我們必須守住，否則任何人都會變成工具，現在是移工，未來可能是我們自己。這就是我的世界觀，影響我怎麼看世界，也影響我的作品。」

過去原住民在最高、最深、最遠的地方工作，現在移工在台灣人不願意做的四D產業工作：危險（Dangerous）、困難（Difficult）、骯髒（Dirty）、遙遠（Distant），其實是一樣的，但我們卻看不見他們的貢獻，甚至「用完即丟」。燕琪老師認為，我們對於無知的事物太害怕了，所以我們要排除。我們排除原住民、移工，排除「非我族類」，「同樣的，死刑也是在排除…… 我們交出權力、組成政府，但我們沒有說要把生命也交出去，否則我們跟國家之間的『保障人民安全幸福』契約就不存在，」但我們不想思考「為什麼」，為什麼逃、為什麼殺人，因為思考這些太辛苦了，要解決問題更辛苦，所以我們乾脆直接排除，排除到最後，我們就變成獨立的個體，那如何組成一個社會？

觀點很重要

湯英伸事件發生時，蔡崇隆導演還在政治大學就讀法律系，政大是個保守的「黨校」，加上他對法律系沒興趣，當時台灣很多東西都要被審查，因此他的許多知識都是來自學校後門小發財車買的各種禁書、禁片，「解嚴前後，那是個苦悶的時代。」退伍後，蔡導就讀輔仁大學大傳所，接觸到歐陸的批判理論，因此觀點比較左派，「從此，我看世界的方式就不太一樣。」蔡導回憶後來進入自立早報跑勞工運動、原住民議題，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出席在三地門召開的「原住民文化會議」，首次以國家元首身分使用「原住民」一詞，並說應該要幫原住民正名，自認新聞敏感度還不錯的蔡導，躬逢其盛寫了一篇頭條新聞。

蔡導長期拍攝跟社會議題相關的紀錄片，有掌聲也有人批評，蔡導說：「理念上我支持廢死，但我拍《島國殺人紀事》系列，並不是為了廢死而拍，而是因為我知道有些死刑犯情有可原，例如湯英伸、鄧如雯；我也知道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司法，否則怎麼會有冤案發生？這不需要多高深的道德或理論…… 我在乎的是，做這件事（拍片或跑新聞）有沒有意義、能不能促成改變。」

話鋒一轉，蔡導回到最近討論熱度很高的《八尺門的辯護人》，「我要稱讚一下《八尺門》，作者、編劇兼導演的唐福睿很厲害，」唐福睿是法律人出身，法庭戲和法律相關的細節寫得很好。故事中的這個公設辯護人很有趣，他是原住民但卻對自己的族群不認同，屬於原住民部落的邊緣人，但他又是部落裡少有的高知識份子，還是個律師。「原本主題很沉重的一個故事，因為佟寶駒這個主角的設定吊兒噹啷、慎世忌俗，讓片子顯得不那麼硬，加上有趣的對話和情節，產生強烈矛盾，有懸疑、推理還混有喜劇，很不容易。」

「作品沒有好壞，對我來說觀點比較重要，」蔡導認為，不管是小說、紀錄片或劇情片，觀點和世界觀很重要，「你想要告訴觀眾什麼？」拍攝《九槍》的目的，如同蔡導在金馬獎得獎感言所說：「是希望阮國非的死是有價值的，就像當年鄒族青年湯英伸事件令人痛心，現在越南青年阮國非的悲劇也不應該被遺忘。他們的生命和我們的一樣珍貴。」

做個好國好民

如何避免類似的悲劇再發生？蔡導認為，問題根源在於移工政策，我們應該讓聘僱合理化、不要讓仲介剝削、讓移工可以轉換雇主、可以有順暢的申訴管道，「保證會大幅降低失聯移工人數。」此外，員警可能訓練不夠，資深警察的建議是最好不要開槍，因為一旦開槍就會控制不了，沒那麼簡單，但官員卻說「大膽用槍」。萬一開槍導致死傷，負責的還是開槍的基層員警，就像陳崇文這樣，最後要自己承擔罪行、賠錢，難怪姑姑會為他抱不平，但《九槍》並不是在與基層員警對立，而是想提醒我們問題出在哪裡。蔡導鼓勵大家進戲院看，雖然直視一個人的死亡過程很不舒服，但那會影響我們的感受，至少未來我們碰到移工時，我們內在感覺會有所不同。

除了原住民，台灣人其實都是移民工的後代，只是我們先來，我們應該要公平對待彼此，「不應該排斥任何到這裡生根或工作的外來族群，」蔡導說：「不管未來國名叫做什麼，我們應該要善待在台灣的七十幾萬移工，跟東南亞國家建立關係，不要失去我們作為一個移民島國的主體性，不要只靠中國或美國，我們才能建立更好的安全網。」

「請記得我們是小國小民，也是好國好民，善待後來的各國移民工，才對得起我們的華人移民工祖先，也才有資格說台灣是一個有反省力的真正民主國家，」蔡崇隆導演結語。

【延伸閱讀】

1. 《九槍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紀錄片互動網頁

2. 《八尺門的辯護人》作者：唐福睿；出版：鏡文學；出版日期：2021/12/10

3. 《血淚漁場：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業真相》作者：李雪莉、林佑恩、蔣宜婷、鄭涵文；出版：行人；出版日期：2017/04/25

4. 未竟的遠洋治理：從非法魚翅、強迫勞動到觀察員之死 （報導者）

5. 蔡崇隆導演重要作品：《島國殺人紀事》系列、《公娼啟示錄》、《奇蹟背後》、《我的強娜威》、《再見可愛陌生人》等

〔編註〕湯英伸案

1986年，十八歲的湯英伸為了家中經濟，離開家鄉來到台北，他透過職業介紹所找工作，卻走進一場無法回頭的惡夢。湯英伸是阿里山鄒族人，原本是師專公費生，但因為抽煙、喝酒被學校記警告，差一年就可以畢業的湯英伸後來辦理休學。來到台北為了找工作，他原本以為要到餐廳工作，卻被職業介紹所帶到洗衣店，還沒賺錢就得先付給職業介紹所介紹費和保證金，湯英伸沒有足夠的錢只好先跟老闆借。湯英伸每天在洗衣店工作17個小時、沒有假日、證件被扣押當作借款抵押品。連續工作八天之後，他受不了這樣的工作條件，決定跟老闆請辭，想討回薪資、拿回身份證，不料薪資跟當初談的不一樣，不但還不了借款還欠債，爭執之間老闆辱罵他「番仔」，當時喝了酒的湯英伸氣憤之下跟老闆起了衝突，最後將老闆夫婦及兩歲的女兒殺害。殺了人的湯英伸自行前往警局投案。湯英伸的案件震驚社會，同時也引發各界同情，希望槍下留人，無奈案件經審理之後，湯英伸因殺人罪仍被判處死刑，1987年5月15日遭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