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伙鬥陣行】自主、團結、跨出同溫層：訪台灣勞工陣線

文／吳奕靜（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5月1日國際勞動節，是為了紀念1886年美國的工人舉辦遊行示威爭取合理工時，卻發生警察槍殺、逮捕工人的事件，而被逮捕的工人中，有五人遭判死刑。時至今日，我們仍在五一勞動節走上街頭，除了紀念在抗爭中逝去的工人，更是為經常出現過勞、工安意外、不平等待遇的勞動者、為了更好的勞動環境以及每天工作8小時的基本權利站出來。近日甚至也有周休三日的工時調整討論，足見工作之於人的影響至關重大，在換取茶足飯飽之外，仍有許多自身權利必須注意。而提到台灣勞工議題，就不能不提到台灣勞工陣線。

戒嚴時期就存在的「老字號」：首先工會要自主！

台灣勞工陣線（以下簡稱勞陣）創立於1984年，一路走來已經39年。勞陣的幾次轉型也與政治、社會的民主化發展息息相關。甫創立時，因為戒嚴的氛圍，勞陣的工作以法律諮詢為主。解嚴後，民主化運動歷經長久的醞釀開始蓬勃發展，農民、環保、勞工、性別等多元的社會運動興起。1988年，勞陣轉型推動工會自主化；戒嚴時期政府對於工會的態度「又愛又恨」，為了方便掌控這些各大企業（尤其是當時的國營企業），往往鼓勵他們組織工會，然而若是要加入工會或者競選工會要職，都必須填寫申請表，被身家調查、獲得許可才能加入或擔任。表面上存在的工會，實際卻可能淪為一種名目，為服務政府的控制而存在。在這第一波的轉型，勞陣倡議並協助讓工會的主導權回到勞工手上。

期待「工會自主」發揮作用：選擇成為人民團體

1992年，立法委員第二屆全面改選，當時，勞陣便進一步推動工會民主深化及工運社會化。過去工會運動關心的主要就是「會員的權利」，比如薪水短缺、加班費或年終獎金不足等直接針對工作相關的權利，而勞陣開始認為勞工運動應該關注更多不同面向的社會議題，包括社會住宅、長期照護、托育等，第二波轉型「工運社會化」的定調，也影響著現在我們認識勞陣觸及許多與生活密切相關的議題樣貌。1999年勞陣正式登記立案就選擇成為人民團體，而不是工會團體，因為期許工會自主、工運的內涵可以推廣至社會的不同層面。

勞陣是一個「很黏」的組織

2007年的暑假，現職勞陣副秘書長的楊書瑋剛從大三升大四，來到勞陣實習。書瑋在就讀社工系期間，就發現相較於第一線的直接服務，自己對社會倡議與政策立法的推動更有興趣。書瑋說：「其實我的政治啟蒙相較於其他人來說是比較晚的，來勞陣時，我對於勞工運動的理解也還不深入，只知道就是倡議勞工權益。」但勞陣卻開啟了他關心更多社會議題的窗口，讓他發現原來社會並不是只有主流媒體展現的樣貌。

實習結束後，書瑋在世界人權日當天要去服兵役，勞陣的夥伴便陪他到台北火車站送他入伍，令他印象深刻。退伍後回到勞陣敘舊，原本夥伴關心他生涯規劃的閒聊話題卻「越談越正式」，當天回家後經過思考，他決定把握機會，接下勞陣這份充滿挑戰與無限可能的工作。書瑋的父親本身曾參與工會籌組，對於工會的運作並不陌生，因此家裡對於書瑋的選擇並沒有太多的干預，在勞陣的工作也就從2010年持續到現在。

實習期間認識多元的社會議題在書瑋心中種下種子，讓他對不同事件有新觀點。到現在書瑋也會告訴來到勞陣實習的學生們，剛接觸不同議題時並不需要馬上認同講者或辦公室夥伴的立場，可以放在心裡當作觀看事情的新角度，和自己的想法碰撞，甚至試著挑戰這些想法。這麼做除了能夠釐清關注的問題，也能協助倡議者理解彼此不同的觀點。

318運動，勞陣辦公室成為街頭運動者的後勤中心

2014年318太陽花運動，書瑋也參與其中，靠近立法院的勞陣辦公室當時簡直是社運者的後勤基地，「那個白板當時拿去街頭做審議討論用，後來不小心壞掉了，」書瑋指著辦公室靠著牆角的大白板說。當時整個社會氛圍很緊張，大家壓力也很大，但同時社會大眾開始更關注社會議題和國家的走向，甚至意識到個人權利的重要性。書瑋認為，當政府面對這樣的壓力，也就被迫更重視這些議題，必須花更多時間進行社會對話。在這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勞陣也往「工運社會化」更進一步，隨著民主化的進程，慢慢成為現在視情況與政府行政部門合作或協商的運作方式。對書瑋而言，工作多年來真正令人灰心喪志的不是工作的日常，因為無論是合作或協商中的不快，都仍有機會透過反覆溝通來撐出空間，反而是318運動期間曾有過「這個國家會不會無論怎麼做都不會改變了？」的徬徨，才讓他更加感到辛苦絕望。

打破工運就該「硬派」的印象

書瑋分析，這幾年可能大家會覺得勞工運動好像變得式微，不像以前常有大型的街頭抗爭運動。就有人拿台灣跟韓國的勞工狀況去比較，因為韓國的工運以硬派著稱，抗爭性很強，倘若去看韓國跟台灣工會的這個強弱程度也會發現有明顯的差異。但其實台灣的勞動政策發展仍然有所進展，包括去年（2022）上路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就是推動多年的成果。雖然法規剛通過可能沒辦法很快感受到差異，但其實這些修法可以說是跨出了一大步。

大家都需要勞工教育：家族企業的時代縮影

書瑋認為，從國際的視野可能覺得台灣現在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但其實台灣民主化進程對於勞工運動的影響很迅速卻短暫。解嚴後，儘管工會運動蓬勃發展，但在短短不到10年的時間，就馬上面臨大量產業出走與轉型，從加工出口為導向轉為精密工業出口的經濟體。這對台灣工會的發展無疑是一大重挫，彷彿還沒站穩腳步就被「砍斷手腳」。另一方面，許多人至今仍篤信「黑手變頭家」的道理，覺得只要自己肯努力，就可以發達！每個人都想要忍耐再忍耐，成為公司的老闆，而不會將心思放在如何保障勞工的權利，面對工安意外的發生，也僥倖地認為只是單一個案，「還好不是自己碰到」。

但其實這是整個產業並沒有真正深化民主，思考模式跟隨經濟發展至上的弊病。當企業無法視每一位勞工為主體來尊重對待，許多根深蒂固的勞工問題就無法改變。勞陣過去也時常強調勞工的經濟民主、合作社等模式，透過「勞工董事、工會代表」等身分參與，設法突破過去的舊習。此外，雇主與受雇者的勞工教育也是不應迴避的功課，只有當人們正視勞工身分與工作的相關規範，才有機會遠離企業主決定一切的陰影。

出版書籍：以論述為社會運動的紮根

出版對於社會運動來說是重要的，作為社會對話的一種橋樑，也透過出版留下不同時代相應的論述。過去時代可能就有黨外雜誌，在主流的聲音之外去談不一樣的議題，《勞動者》雜誌維持當時的傳統到現在，即使紙本刊物減少，但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勞動者》是碩果僅存的黨外雜誌，書瑋說。

有些人想到社會運動團體可能會覺得「你們就是最會罵政府，耍嘴皮子而已！」但其實往往一個社會運動背後可能是有長期的研究、實證、觀察等論述的積累，並非一朝一夕就能促成。包括318運動時，也有賴中強律師跟許多NGO團體組成的「反黑箱服貿行動聯盟」不斷研究累積論述，支持後續運動的方向與精神。或者很多時候開記者會必須將倡議的內容濃縮化約成最易懂的資訊，但透過出版，就能相對完整地保留組織的想法。有書籍出版也能更好地與學校老師、獨立書店合作，作為一種文化的社會運動策略，即使出版的影響力不一定是速成，卻可以紮根。

出版與團結：跨出同溫層

也許大家已經對於公民團體出現在書展不陌生了，今年2月台北國際書展獲得最佳展位設計獎金獎的「讀字工地」公民書區人潮滿滿。實際上「讀力公民行動」的想法起源於2016年「租不起台北國際書展的NGO們都在這裡」活動，這樣的攤位撐起不一樣的社會交流空間，而後來在文化部的協助之下，NGO組織以勞陣協助統籌，與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及獨立出版聯盟共同建造出公民書區，年年都有好效果，不負期待。有些人可能關心環保運動，可是當他來到公民書展就有機會接觸到其他不一樣的議題，也有機會透過NGO工作者「現身說法」來更認識議題。

書瑋表示，一直以來「結盟」對於社運團體來講並不陌生，在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比如在反核運動，我們也會看到人權團體、勞工團體，在圖博遊行時，可能也會見到環保團體、性別團體等等，彼此互相支援。而對於倡議工作來說，突破同溫層是不容易的事，參與書展就類似異業結合，書展的面向更加多元，我們也可以接觸到更多不同背景的受眾，或許書展的緣分能找到更多夥伴也不一定。

死刑不是唯一的選擇

書瑋認識廢死議題也是在實習那一年。當時看了蔡崇隆導演的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編按：蘇建和案紀錄片），即對死刑持保留態度。他認為一個人犯了錯一定要有懲罰，但是死刑不必然是唯一的選擇，可以是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搭配假釋的選擇，應該有討論空間。「如果我們都覺得殺人是不對的，那為什麼國家可以殺人？如果有人說死刑是重大犯罪的唯一解方，我會打上很大的問號，」書瑋說。

「勞工愛團結，團結真有力」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團結、結盟來改變社會，這是勞工運動的精神，也是廢死運動不可或缺的倡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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