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星期四 X 如果我是國民法官】系列講座三：無罪推定原則有這麼難嗎？

時間｜2022年9月15日（週四）晚上7點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3-1號）
主持｜羅禮涵（廢死聯盟倡議專員）
主講｜蔡孟翰（律師；法律白話文運動資深編輯）、謝孟釗（律師）
主辦單位｜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法律白話文運動、財團法人臺中市林李娥教育基金會

文／吳玟嶸（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編輯）

「無罪推定，就是預設被告是無罪的，這件事有這麼困難嗎？」

蔡孟翰律師這樣問，然而接著他便提出一個個的問題，為這看似簡單的觀念，添上許多難解的掙扎。

為什麼需要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並不是保證無罪，而是先預設被告無罪，接著由檢察官提出證據，推翻被告無罪的推定，法官才能判決被告有罪。這意味著在司法程序中，需要有積極作為的一方是檢察官，被告並不需要積極證明自己無罪。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制度產生呢？

講座一開頭，蔡孟翰律師先提了兩個看似與主題無關的問題：

經過與觀眾一來一往的交流，「不存在的東西，有辦法證明嗎？」這個問題的核心逐漸凸顯，證明沒發生過的事情非常困難，以吃麥當勞當作例子，需要知道一個人整整一天鉅細靡遺的行程，包括每一餐、每一刻的舉動、與每一個人的交往等等的證據，才可能可以證明這個人「沒有吃麥當勞」。

但如果要證明「有吃麥當勞」，需要的證據就簡單很多，比如提出購買的發票或某個時段的監視錄影等等，相較之下兩者難易度顯而易見。

回到司法程序中，如果採用前者的制度，因為被告很難證明自己「沒有做」，所以若是因此認定被告有罪，很有可能形成冤案。

為了減少冤枉的可能，並使人民更願意信任司法制度，司法程序選擇了比較不會冤枉人民的後者，讓人民不需要負擔難以證明自己清白的風險。

然而，「證明事實」這件事本身就極其困難，即使有發票、錄影畫面，也只代表有購買事實，未必代表吃下麥當勞。一個現實的問題在於，缺少非常直接的證據底下，人們很難不懷疑司法程序中的被告，甚至會期待被告證明自己的清白。

無罪推定很容易嗎？

「大部分案件都沒有直接證據，這也導致我們必須進行推理。」

然而推理的結果未必都能說服所有人，蔡孟翰便隨後解釋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的不同，前者因為影響人民權利極大，所以認定被告有罪的推理必須更加嚴謹。

這個要求除了針對司法，更是對於人民、媒體的嚴正考驗。蔡孟翰舉了媽媽嘴案以及 W 飯店命案作為例子，認為給予資訊的檢警、做出報導的媒體、因此相信的人民就是沒有嚴格遵守「無罪推定原則」，才會在上述案件中冤枉沒有涉案的其他人。

「無罪推定並沒有大家想得那麼理所當然，」蔡孟翰這樣表示。

前科、不尋常的舉動等等，都可能影響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斷，如果在證據不足的情形下，無罪推定的崇高理想更會受到挑戰。

法官們可能在心中已經認定被告是所謂壞人，但現實中沒有關鍵證據之時，難道要放走這個可能會再犯的犯人嗎？

蔡孟翰最後引用了許宗力大法官，在釋字第 670 號的意見書，為這個艱難的情況作出結論：

「無罪推定不正是這樣一個常常令法官必須帶著遺憾、帶著對犯罪被害人難以交代的重擔、帶著真相永難釐清的無力感，而做出無罪判決的原則？有時無罪推定導致個案中的遺憾如此之深，常使我們忘記這個案子之所以要錯放，乃是為了不願在其他案子中錯殺。」
 

當有兩個版本的故事，你要相信誰？

曾協助知名冤案：張月英案的辯護律師謝孟釗，接著分享他在這個案子的心路歷程。

「如果你被誣指殺人、強盜，你會有很強烈的意念希望平反，但張月英案卻是一個很小的案件。」

2007 年時，某人撞到了闖紅燈的朱女，卻沒有停車查看或報警，反而直接騎車離開。經過路人記下車牌報警後，警察找到車牌使用人張月英，縱使張月英表示他那時在市場擺攤，他仍是被起訴犯下肇事逃逸、過失傷害等罪。

案件在法院數度變換，一審時無罪、二審時改判有罪，之後在張月英努力奔走之下不斷提出再審，終於獲得無罪。

本案中，車牌號碼的誤認可能、目擊證人的證詞不一等，都影響了判決的結果，謝孟釗表示

：「張月英案就是無罪推定你要守到什麼地步的那種案件。」

因為這個案件，檢辯雙方提出的事實都說得通，即使身為張月英辯護律師的謝孟釗也認為，檢察官提出來的說法也未必不可信。那麼，這時法官究竟要相信哪個版本？這時應該要依照無罪推定原則，認為我們既然不能很確定張月英有罪，那麼就應該讓他無罪嗎？

謝孟釗此時沒有給出答案，而是接著舉出另一個知名案件：一中香腸王案。這個案件命運同樣離奇，在現實生活中法院判決有罪，但在模擬的國民法官法庭中，卻因為國民法官們認為還有另一個版本的說法，堅守無罪推定原則之下竟然判決無罪。

先不論案件事實，謝孟釗不斷在講座中提到：「當案件中存在兩種版本的說法，你該怎麼辦？有罪推定是人性，我認為這才是無罪推定裡最艱難的部分。」
 

我就是無法相信

「錯殺比較嚴重，還是錯放比較嚴重？」

每次提到無罪推定，總是會提到上面這個問題的抉擇。但謝孟釗提出另一個觀察角度：這是一體兩面的問題，當你錯殺時，你一定也會錯放真正的犯人。

冤獄對於被冤枉的當事人而言非常痛苦，而轉念一想，如果冤案獲得平反，此時如果又找不到真兇，對於被害人也是非常大的傷害。

在面對這麼艱難的問題時，謝孟釗認為我們應該從案件的最前端努力，盡量避免我們需要面對這樣困難的「錯殺或錯放」抉擇。

過去，大部分人民不需要直面無罪推定的艱難，但在國民法官上路後，這樣的進退兩難顯得更為真實且迫切，如何在這不斷的價值拉扯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或許會是台灣社會最艱困，也最需要練習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