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Toshi Kazama

Toshi Kazama身為一位專業攝影師、同時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希望以攝影來提醒世人，美國社會的槍枝、犯罪、毒品等問題，都源於社會未曾教育人民生命的價值。

自1996年起，Toshi以青少年死囚為主題，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攝影計畫。他走遍全美監獄，拍攝下二十多位青少年死囚的黑白照片。在那些年輕的臉孔背後，Toshi去瞭解體會他們的成長背景與環境，他看到貧窮、破碎家庭、冤錯；犯罪跟清白只在一線之間，死刑更顯得無理荒謬。同時他拍攝電椅、藥物注射台等行刑器具，將死刑無可開脫的殘忍呈現在觀者面前。Toshi還拍攝許多位受害者家屬，他在他們身上看到，死刑不能平撫仇恨，在死刑之外，社會為他們做得如此之少。

Toshi的作品獲得國際特赦組織 (Amesty International) 重視，於A.I 網站上長期展出他的作品http://www.amnestyusa.org/abolish/juveniles/。Toshi亦多次受邀在全美各地、甚至日本、加拿大等各國家舉行演講。2004年第二屆廢除死刑大會(Montreal 2004, Second World Congress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於加拿大舉辦，Toshi更受邀展出攝影作品。2004年底，台灣替代死刑推動聯盟安排Toshi首次來台。

你看見死刑的顏色嗎？
王劭文（人本教育基金會工作人員）

參與Toshi主講的座談會，寫出了非關立場，而是從同理心的角度回問自身，無論是死刑犯或是風間先生本身帶來的訊息。

今天(2005.5.22)下午我去了替代死刑聯盟辦的一場演講--你看見死亡的顏色嗎，講者是旅美的日本攝影家Toshi Kazama(風間聰)。他是個在紐約有妻兒的異鄉人，因此對於當地的社會議題相當敏感，當初選擇死刑為主題時，做了一番研究，最後選定探討少年死囚，數年來進入與社會隔絕的鐵幕拍攝了20位少年死囚。

這位攝影師很有人味，我本來請主辦單位關燈，讓他的作品可以好好呈現，結果他們說問過Toshi，Toshi希望多與聽眾直接接觸，所以要求燈光不可調弱。我很是意外，專業攝影師不以作品為主，而是以人為本。正如他的感受，他鏡頭中的孩子們都跟我們對囚犯的想像很不一樣，他們就像一般人。他在訪視第一位少年死囚時，很訝異在他面前的是個平凡的孩子，就像兒子班上的男同學，在那瞬間發生了一項轉變，他開始要求自己站在對方的立場，為對方設想，他表示這樣的心態轉變使他開啟了諸多人的心房，大大影響了他此後的際遇。死囚的家庭有幾個共通點，家境貧窮和所受教育貧瘠這兩點是大家所共知的，但是與死囚的互動中，他發現這些孩子們都很渴望被愛被關懷。他覺得這些家庭都缺乏了愛人的能力，有些受刑人家屬受訪時淚眼縱橫，但拍攝結束後便轉身跟友人談笑，討論去哪吸毒。他在想，如果那些孩子成長於愛的環境中，他們或許會有很不同的發展。他也認為如果我們多去了解受刑人的故事，我們比較可能找出犯罪者的起因，試著根除，以避免許多慘劇的發生。

Toshi說，他根本不在乎我們在贊成和反對死刑中挑了哪個位置，他強調的是，我們不是受害者或其家屬的話，就不能為這些人決定加害者該不該死(有些受害者家屬其實因為輿論壓力而不敢大聲說：他們不需要加害者以命還命)，而受害者家屬在囚犯被處決後都表示，感受完全沒有比較好，反而更加失落。另一方面，他說我們多數也不是親自行刑的人，如果支持死刑的話，就要有種自己動手，若沒辦法，就不要成為死刑的幫兇，而顯然我們目前都是幫凶，大家為了自己的生活，輕忽其他生命。事實上的死刑執行方式也反映出人們不敢殺人(執行死刑)，電椅有兩個開關，其中一個其實沒有用，行刑者不知道哪個接到了電椅，兩位行刑者同時打開開關，這樣他們可以相信自己有二分之一的可能性沒有奪去另一個人的生命，藉以減輕罪惡感。台灣的槍決也是相同的作法，有一把裝的是空包彈。

被問到有何特殊的成長背景，Toshi表示，年少時在寄宿學校中幹了壞事，差點被趕出宿舍，他選擇坦承跟校長講，校長沒有懲罰他，反而原諒了他，這讓他感受到這個世界的溫暖。Toshi這個計畫完全沒有任何機構的贊助，他義賣主題T恤來籌款，目前很多時間花在這個計畫上，此外他還敎導視障人士攝影，少數時間會接商業攝影工作。我絕對無法真正感受到Toshi、他的攝影主角和其周遭人物的經歷，如果我現在強烈的說什麼，恐怕都落於矯情。我對這個社會的關懷目前僅透過機構來施展，就像很多人，我很容易冷漠…。”已經長大”的人如何能在沒有類似Toshi的成長經驗下，仍發掘並發展自己關懷人群的熱情？擔心這個生命最終會有未能自我實現的遺憾，我不禁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