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柯宗佑（廢死聯盟志工）

在Omicron變種病毒席捲非洲南部後幾天，我代表台灣廢死聯盟從巴黎飛到象牙海岸首都阿比尚（Abidjan）出席執委會會議，連帶參加了由基督徒廢除酷刑行動國際聯盟（FIACAT，負責統合各地ACAT）及世界反死刑聯盟（WCADP）共同舉辦的非洲廢死專案（Africabolition Project）工作坊。

工作坊於2021年11月29、30日在西非主教團機構（CERAO）大講堂舉行，51位與會者橫跨非、歐、美、亞四大洲，儼然一場非洲版的聯合國聚會。會議聚焦於非洲廢死專案第二期執行結果，除針對倡議策略、募資、推動非洲廢死議定書（Banjul Protocol）進行回顧與展望，也安排了聯合國倡議實務訓練。

能近距離觀摩這場立足非洲、面向全球的廢死工作坊，是相當特別的經驗。本文除了簡要紀錄現場見聞，也期待能帶領讀者初步認識非洲廢死運動。

專案背景及非洲廢死現況

在非洲廢死運動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非洲廢死專案自2015年起開始運作，由FIACAT、WCADP及非洲各國人權組織共同執行，目的是持續強化非洲公民社會、促成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憲章（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架構下的非洲廢死議定書，並支援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委員會（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CHPR）中的廢死工作小組。

1990年，全非洲僅有位於北大西洋上的島國維德角廢死。經過多年持續努力，至2020年非洲54國中已有22國完全廢死、18國實質廢死（見下圖），換言之，超過三分之二的非洲國家已實務上達成廢死。為固守既有廢死成果、持續邁向全非洲廢死目標，人權組織跨國甚至跨洲協力合作已成為慣例。

工作坊實錄

這次的工作坊，我主要參與了募資以外的議題討論活動。首日上午由象國ACAT執行長Wenceslas Assohou、象國法務部人權部長Constant Delbe接連致詞揭開序幕，在簡單的與會者破冰活動及非洲廢死專案第二期成果簡介後，便立即分組討論專案六大議題，分別是ACHPR訓練、倡議工具及訓練指南、第七屆世界反死刑大會、小額補助/世界反死刑日、廢死推廣工作坊。

我選擇旁聽廢死推廣工作坊組，主要討論如何向政治領袖推廣廢死政策。小組討論中，來自未廢死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成員提及廢死議題是國內政治圈的禁忌話題，因為「政治人物為了選票而避談死刑」。而來自實質廢死國喀麥隆的組員，則表示遊說領袖人物能獲得極佳效應，當喀國政治人物公開表達廢死意向，許多人民就會跟隨。另一方面，來自馬達加斯加的組員則表示馬國早已廢死，當前的重點議題在於修法遏止執法人員進行法外處決。

全體分享時間中，參與者普遍肯定ACHPR提供的訓練及工具相當有幫助，而且即使面臨COVID-19疫情來襲，專案仍然以書面及線上形式運作不輟。在困境方面，許多人則指向政府毫無作為或反應遲緩，而取得相關補助亦是一大難點。

此外，宗教信仰與廢死運動的糾葛也是備受討論的議題。某些非洲國家由於多數人信奉伊斯蘭教，如西非的實質廢死國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或馬利（Mali），在伊斯蘭教支持死刑的情形下，仍難以推動完全廢死。於是，遊說伊斯蘭宗教領袖（如伊瑪目）成了焦點策略之一。

工作坊次日上午聚焦於非洲廢死議定書深入探討，邀請喀麥隆學者Carole Valérie Nouazi Kemkeng博士、肯亞法律專家Kevin Mwangi、ACHPR副主委Maya Sahli-Fadel分享議定書的背景、內容以及推動過程中遭遇的困難。Sahli-Fadel副主委表示，目前仍須積極向各國國家人權機構和政府單位遊說，才能讓議定書順利通過。針對與會者表示民意不願廢死的困境，Kemkeng博士認為重點在於影響政府意向，讓人民跟著政府走。在之後的議定書策略分組討論中，Kemkeng博士的觀點也獲得多數與會者認可。
 

下午時，工作坊安排了聯合國遊說實務演練，邀請美、法兩國的法律專家講解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及公約機構（Treaty Bodies）等聯合國人權機制，並帶領與會者分組演練如何遊說人權理事會各國代表。工作人員及參與者輪流扮演各國代表聽取公民社會意見，而公民社會代表則試圖以資料及論述影響各國代表的發言意向。實務演練結束後，還邀請外部專家針對非洲廢死專案第二期做專案執行審核報告。在公民社會及象國政府多位重要來賓致詞後，工作坊圓滿落幕。

綜合來說，兩天議程以多元角度討論非洲廢死專案成果的形式，讓與會者能看見專案全貌。某位與會者受訪時表示，透過工作坊上的互動及分享，「正是檢視母國廢死運動優缺點的好機會」。

另外，在疫情期間赴非洲舉辦國際工作坊充滿了挑戰，包括新變種病毒爆發及象國出入境強制PCR篩檢規定繁瑣，導致許多與會者的行程因此被打亂；以及會議採取實體與線上並行，須克服網路連線不穩和即時翻譯等技術問題。即使疫情期間推展國際廢死運動不易，主辦單位仍能面對問題一一解決，顯示出國際人權工作者的抗壓與應變能力。

從非洲看台灣 

非洲國家對台灣人來說太過遙遠，也容易給我們原始和低度開發的刻板印象；但實際上，基於歷史因素和語言近似性，非洲在廢死運動上或許比台灣更貼近國際脈動。當然，非洲廢死必然面臨諸多台灣難以想像的挑戰，只是關於政府不作為、經費短缺、社會禁忌等基本困境，非洲與台灣——或者在廢死道路上努力的國家——仍然極其相似。

活動當中，我遇見來生長於蒲隆地（Burundi）的二十多歲年輕人，因批評時政而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繼而出逃到殖民母國比利時；我也遇見來自法國的年長法官，在退休後成為當地ACAT的核心人物，時不時飛往非洲各地出任務。我們之間即使有專業或文化差異，基於近似的歷史記憶和共同關懷，很快便找到共同語言。我再次體認到，人權是不分種族或國界的。

多虧這次的工作坊，讓我得以窺見非洲廢死運動的進展，同時體驗國際合作的凝聚力有多強大。期盼台灣的公民社會能藉由積累多年的經驗和實力，扮演亞洲廢死運動的要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