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禮涵（廢死聯盟倡議專員）

時間｜2021年9月9日19:00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3-1號
主持｜吳佳臻（廢死聯盟副執行長）
與談｜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黃致豪（律師、Podcast《法客心法影劇組》主持人）、樓一安（《該死的阿修羅》導演）

戲劇和真實人生不一定是那麼一刀兩面劃分的事情，虛擬的戲劇裡可能透過誇飾、魔幻，或其他戲劇張力的呈現，讓我們更徜徉於那樣經過巧思鋪陳的氛圍裡。但有時候真實人生的乏味也不一定就那麼必然，「人生如戲」，但下戲後的人生沒有了濾鏡的調合，拿掉了過份鋪張的詮釋，剩下的人生困境和艱難才是血淋淋的真實。近年有越來越多流行文化透過戲劇作品，拋出更多發人省思的問題，試圖拉近一點虛構和現實的距離。

取消文化—誰決定誰在公領域的存在與排除？

黃致豪律師首先分享了自己最近看的一部劇《地獄公使》。它是一部透過超自然現象，像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超自然怪獸活活打死等劇情，探討一個人到底怎樣才算是有罪。是「自然法」人生來具備的罪，或者「實定法」指的做出被法律認定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他也接著說到了關於—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概念。取消文化講的是如果今天這個人的言行有什麼瑕疵，你不喜歡這個人，就不允許這個人的言論再出現在公共領域。致豪律師也分享他的觀察，認為這個現象之所以可怕，是因為無論是極權國家或是民主國家，都有越演越烈的趨勢，也就是「當你犯了一個罪，你就必須要消失在我眼前、消失在公共論壇、消失在這個公共領域中的氛圍」。再連結到最近一起有關於女性政治人物疑似受到傷害的新聞，我們可以發現除了這個案件本身被討論外，更多的是這個人過往的一切都被拿出來檢討，包括他曾發表過的文章、往來的對象、是否吹噓自身的財務狀況等。有時候當我們追求對於某些行為黑白是非的二元判準，我們會用力過猛以致於失去控制力道，於是社會開始一連串非常有意識的、冷酷的狩獵行為。

誰有罪？誰該死？—一個行為各自審判

主持人吳佳臻接著說到，死刑其實就是國家認為某些行為是「該死」的，並以公權力把人民排除、消滅的一種刑罰。舉例來說，在台灣，某些罪行包括殺人，或結合其他行為但最後造成有人死亡的結果，目前都有可能會被判到死刑。在台灣毒品犯罪目前實務上法院比較不會判到死刑，但在東南亞的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國家，陸續有毒品判死的案例。又或者，在台灣同性戀是不會以刑法入罪的，但有些國家卻被視為十惡不赦，甚至可以處以死刑的行為。明明同樣的一個行為，究竟是誰來決定它合法非法、有罪無罪？同樣的一個行為，在不同國家可能有不一樣的判斷和結果，因此，死刑並不是一個公平的刑罰，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正義」量尺。

文化公民權—沒有娛樂歸娛樂、政治歸政治這種事

何撒娜老師分享自身經驗，當初因為想做現代化的研究而去到韓國首爾，也為了更瞭解韓國文化、韓文的使用語境等原因，開始追起了韓劇。她透過韓國電影和戲劇，得以拓展世界觀。在這個過程最大的感觸是，韓國很多戲劇電影的創作者，是真正的把這件事情當作自己的社會責任，透過戲劇的方式讓大家認識社會議題。

孔劉在《咖啡王子一號店》時形象非常好，成為韓國戲劇圈的一線男星，韓國「四大國寶」之一。退伍前他本來可以華麗回歸，拍一部有市場話題的戲就好，但他沒有這麼做，反而執意要將當兵時閱讀到孔枝泳寫的《熔爐》拍出來，讓更多人關注特教學校性侵事件。這部劇成功讓性侵案件重啟審判，甚至促成修法。這個案件中的被害者很多都是弱勢階級，加害者則多是地方有名的人士，這些因素增加了案件翻轉或重新獲得矚目的困難性，但地方的人權團體並沒有放棄救援，如今再透過戲劇傳媒的影響力注入，成功讓韓國社會重新重視這個議題。類似的例子讓撒娜老師有了很深的體悟，她認為這個社會確實是需要分工合作的，每個人在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任何一個環節只要斷掉，這個事情就不可能發生。

再提到另一個例子，BTS防彈少年團作為K-POP韓國流行音樂的男團，同樣用自身的影響力，發行歌曲《春日》，以紀念2014年韓國的世越號沉船事故。撒娜老師說：「看到這些娛樂界的人用自己的力量盡社會責任，我認為這就是文化公民權的展現。而身為大眾的我們則是用電影票、購買專輯的錢去支持這件事情。」流行文化當作公民領域，用一般人最能夠接受的方式作為溝通。從他們創作的軌跡，不得不說他們的確都把這些社會事件當作自己的責任，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去推動社會的關注或前進。

本質與選擇—一個人不可能只有一個面向

以《該死的阿修羅》甫獲金馬獎最佳劇本獎入圍的導演樓一安，一開始就點出了自己做戲劇最核心的理念：「必須要有我想要講的東西我才會拍。」對他來說，一直想著收視族群在哪裡、觀眾在哪裡，不如問自己：「這真的是你想要講的故事嗎？你想要講這個故事是為什麼？你抓到了嗎？你有沒有用一個更好更有趣的包裝、對話、懸念設計來吸引觀眾？」

回顧樓導過去的作品，無論是《一席之地》、《失控的謊言》，或是今年的《該死的阿修羅》，片中都有死亡的議題，但對導演而言，他認為自己並非特別愛講死亡，但那的確是一個戲劇張力來源，用「死」來呈現世界的荒謬。他希望可以在自己的戲劇裡帶出引人入勝的思考：「一個壞人就真的是惡魔嗎？」或許這些可能被認為是惡魔的人，將他客觀還原、剖析後，他就跟你我一樣只是一般人而已，只不過因為一個偶然或是錯誤的選擇，成為大家認為的那個惡魔。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機會，成為不一樣的人，而我們是不是有足夠寬闊的心，去看待那個不一樣？

致豪律師補充自己執業律師的經驗，接觸過太多所謂的魔鬼、人渣、殺人魔王。但那些被媒體刻畫成最惡的惡人，接觸下來也不過就是普通人而已。這個社會好像很喜歡看極化的描述，認為好就是好到爆、壞就是壞到極點的人。然而我們如果有機會讀《異鄉人》、《麥田捕手》等作品，我們會發現人有很多不同面向，有些人可能只是某個情況下沒有更好的選擇，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撒娜老師分享自己很喜歡的一本書，叫《天生變態》。書中描述一個很聰明的腦科學家，長期研究心理變態者的大腦序列，他找出這些人的共同點，發現他們腦部的某種結構排列，讓他們缺乏道德感、同理心。在這樣的推論屢試不爽的時候，他意外發現了自己的大腦圖像也跟這些心理變態者的一模一樣，因此開始疑惑自己的研究哪裡出了問題，追根究底才發現自己的家族史中確實出現過多名冷血暴力的殺人犯。然而他自帶這樣的基因，卻沒有變成殺人犯，甚至成為一個德高望重的腦科學家。撒娜老師說這讓她感觸很深，相信後天的家庭教育、社會支持，才是不讓他落入殺人犯的關鍵因素。

樓導也重新強調，自己的作品講的是人的本質和選擇這件事。在他的電影裡，殺人犯到底該不該死並不是真正的主軸。而是劇中這些角色，他們各自因為不同的選擇和機會，而有不一樣的生命時，他們會做出什麼行為表現。這才是他希望可以帶領觀眾一起去思索跟體會的。

記得與忘記—憤怒衍生的力量該怎麼延續

作為支持廢死的律師，致豪律師一語道破了自己的觀點：「死刑這個制度擋在路中間，他擋住我們看到全貌的可能性，也擋住我們去尋求一些更好的解決方式、更好和解的方式。」他強調，刑法和刑事法並不是為了被害者而存在，現代的刑法概念是為了確保社會的和平秩序，而不是拿來作為復仇的工具，如果這個前提被建立被接受，就比較容易討論死刑的問題。「期待國家的司法審判可以作為人民情緒的出口」，這件事情先天上就有認知的偏誤。國家的體系從來都不是為了正義或是還一個公道而存在。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想見台灣社會有很多情緒、承載很多正義。唯一遺憾的是，台灣人的憤怒不夠持久、深入，且總是對著「個人」而非政權憤怒。鄭捷死了，我們應該每一天都要扣問法務部、教育部，我們做了什麼來確保沒有下一個鄭捷？如果我們的憤怒如此深切而廣泛，社會應該要討論的是這件事才對。

至於韓國怎麼記憶？撒娜老師的觀察是，在韓國，當一件事情發生後，他們不斷推出連續劇、音樂、文學、影像作為載體，促使大眾記得要找到真相，不要忘記這件事情。整個社會需要被療癒、醫治，透過各種文化作為媒介，我們會憤怒、但也同樣會記得，而這個力量長久下來一定能帶社會走向更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