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明洳（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專職律師）

2017年11月22日晚間，李國輝在精神混亂下放下的一把火，帶走了中和狹小分租套房中九條人命，李國輝也成為來回被判決死刑的被告。

舉家移民來台，成為異鄉人

李國輝的父親是中國福建人，24歲到緬甸跟他母親結婚，一起住在緬甸仰光經營雜貨店，後來因為緬甸軍政府將華人公司沒收，只好在李國輝4歲時舉家搬到丹老居住。李國輝在家中排行老四，從10歲就必須每天早上先跟父親至市場擺攤才去上學。課業上雖非頂尖，但從求學歷程看來，就是個與其他同齡學生無異，去上學、參加足球球隊的年輕人。他也曾努力準備大學會考兩次，希望考取軍官學校。然而，後來發現緬甸政府規定華僑子女不得念軍官學校、醫科或工程學系，李國輝便在就學成本考量下，決定放棄考大學。

緬甸持續經濟不景氣，生活並不容易，爸爸過世後，媽媽、大哥、大姊、二姊、弟弟都陸陸續續移民來台，在中永和一帶努力融入台灣。李國輝高中肄業後，大約從21歲開始跑船，雖曾小有獲利，卻在27歲時遇上漁船因故沉沒，事業因此告終，最後也決定跟隨家人後腳來到台灣。 

在台灣，他與其他緬甸華僑一同從事模版工、警衛等工作，工地工作粗重辛苦，安非他命吸下去可以「做得比別人多」，但長期施用安非他命提神後，李國輝開始產生幻聽。他沒有健保卡、未曾就醫、當然不知道自己的幻聽是器質性精神症狀，也沒有接觸過任何社政資源、心理衛生及精神醫療資源。2017年底，49歲的李國輝已經被幻聽的聲音干擾到無法正常生活，最後也因為會自言自語、大吼大叫，丟掉了最後一份好不容易找到的警衛工作。

最後棲所：難以逃生的狹小分租套房

有聽過服務無家者的社工說，在台灣如果不想辦法買間房子，中老年尤其男性，很難找到租屋處。大部分的人也都同意，房價高昂的台北，並不是異鄉人很好落腳的地方，第一個碰上的難題大多是租金。

李國輝來臺前5至6年雖從事模板工尚稱穩定，後因與家人相處上的細故爭執，李國輝選擇自己搬出來。前後在中和華興街、安康路一帶，承租過2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房子。後來因幻聽情形加劇、無法再有穩定工作，曾在中和四號公園流浪，住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2017年年底，李國輝已經換過許多住處。好不容易朋友胡進福將他的套房分了一半給他住，他用每個月2000元的房租得到落腳的地方。

那是一間房子防火的牆面早已遭到違法拆除，分租給逃跑移工、基層警察、單親媽媽的狹小分租公寓。從同一案件房東被判過失致死的判決可以看出，為了可以收取最多租金，房屋內部被打通成14間密集隔間，逃生走道狹窄、蓄煙空間不足，頂樓平台也因為違章所以失去逃生避難功能。這是李國輝最後跟胡進福分租套房的樣貌，本案九名死者最後生活的地方。

未曾融入：不被理解的異鄉人

從起訴到判決，李國輝反覆說著：「我知道他們在做、他們是指劉守在內的臉書群組，因為關於我女友，他們又在群組內一直用『藍牙發訊息』，讓我心裡不安」、「臉書群組團體對我做這些事情，我知道，這些事情是指因為他們在臉書上得不到我的准許，就在臉書上辱罵我，因為他們是在法律之外做這些事情，不管我到哪裡他們都會發這些聲音，我已經在路邊睡兩個月，我沒辦法工作上班，一直找我麻煩」、「我知道他們在做，他們是指緬甸華僑群組，就是一直放『藍牙聲音』給我聽」…

——大概不難從這些翻譯過來的文字感覺到，李國輝在犯案以前處於的混亂。他說不清出什麼是「藍牙聲音」，但那個腦中趕不走的聲音，幾乎把他快逼瘋。那個聲音只在他的腦中，旁人無法聽見，無人理解，無從分擔。

除此之外，對李國輝的不理解也來自語言與文化。

李國輝32歲時來台，犯案時49歲，等於來台將近17年，平時還是都跟緬甸同鄉混在一起的他，中文並不足以應付日常問候短句以外的對話。然而，在偵查期間，有六次筆錄作成時，他沒有任何通譯協助，在審理中，也有多次被質疑，是不是假裝聽不懂中文？都來台17年了，為何還需要通譯？

律師團不斷主張，姑且不論外國人待在台灣是否就代表一定會學好中文，不管是外國語言、客家話、台語、任何一族的原住民族語言，非母語人士在面對全中文的偵審環境時，有最基本的通譯協助，是兩公約規範的基本權利。直到更一、更二審，李國輝在語言理解上的困難，在審理中漸漸不再被質疑，然而蒞庭檢察官卻還是主張沒有通譯協助的筆錄仍具有證據能力。距離理解李國輝，我們是否能真正認知到語言的隔閡，這僅僅只是最基礎的步驟。要理解一個吸安非他命吸到幻聽的人，已經不容易，隔著通譯、隔著緬甸語、隔著有緬甸口音的中文，更加困難。

除了語言，審理中，他也時常以「兩手交叉於胸前」的動作接受法官訊問，這個在臺灣容易讓人有高傲、輕視他人敵意感受的動作，其實在緬甸是正式場合見到尊敬的人應擺出的姿勢。旁聽時要不是緬甸友人向我們說明，還真的要誤會他了。

精神、階級、族群等多元交織的身份在他身上，都成為理解的阻礙。我們無從理解他，反之，他也無從融入此時此地。

永久排除：簡便但疏離的道路

李國輝縱火當晚的事實相當簡單明瞭，但對於其殺人故意的內容，從一審的對九個人的不確定殺人故意，變成了後面幾個審級的七個不確定殺人故意、兩個殺人故意。未曾融入這個社會的李國輝，最後是否或將會被寫下怎麼樣內容的最嚴重罪行，被永久排除於這個世界，我並不確定。

死刑是將一個人永久排除於這個社會的方法，李國輝在2017年底犯案後，偵查到一審只花了六個月的時間，2018年6月被判決了第一個死刑，至今到更二審，未曾出現死刑以外的刑度，一路被判了四次死刑，雖然李國輝一路都是說尊重判決結果，但法律規定必須職權上訴，目前還在最高法院審理中。從多次死刑判決的結果，到媒體對他敵意的報導，彷彿感受到，比起讓他融入，永久排除這樣的人，似乎是最為簡便、阻力最小的路。

面對異鄉人，我們在一個特別疏離的位置。一個死刑決定，並沒有辦法讓人忘記，這是一個疏密不一的社會。卡繆的《異鄉人》開頭第一句話是：「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能確定。」他談的是疏離。

回到李國輝——有一個異鄉人被判了一次死刑，兩次，三次，四次，也許五次，我不能確定。

*筆者李明洳在擔任實習律師時，協助辦理李國輝案，也是執業生涯中遇到的第一個死刑辯護案件。後來至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擔任專職律師，仍關切這個案件，幾乎參與每次開庭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