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悅（廢死聯盟實習生）

冤錯案的受害人喪失了人生最精華的歲月，數十年的牢獄之災讓他們的人生宛若被轟炸過的廢墟。出獄後的社會復歸更是一條漫漫長路，家人與友人可能早已過世，在狹小的囚房生活數十年後，外界社會的巨大變化使他們難以適應。這一切都肇因於國家幾十年前的錯誤判決，然而，國家對受害人不但沒有伸出援手，反而以受害人有可歸責事由，調降刑事補償金額。

本次廢死星期四邀請司改會律師林俊儒、人本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及邱顯智委員，談談他們投入冤案救援的經驗，及對現行刑事補償制度的觀察與建議。

從冤獄賠償到刑事補償：制度沿革與修法建議

林俊儒首先爬梳刑事補償制度的重大修法沿革，並針對刑事補償法第七條、第八條的「受害人可歸責事由」提出修改方向。刑事補償法的前身是冤獄賠償法，釋字第487號、釋字第670號分別宣告冤獄賠償法第2條第2款及第3款的排除條款違憲。也就是說，不得以受害人「違反公序良俗」或「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受羈押」作為可歸責事由，排除其賠償請求權。

2011年，冤獄賠償法全面修法，並改名為刑事補償法，新法將上述可歸責事由具體化為「意圖招致犯罪嫌疑」，並審酌「社會通念」及「可歸責事由程度」調整補償金額。這樣的法律在實際操作時使受害人限於相當不利的處境，像是蘇建和案的刑事補償判決，就以蘇建和因刑求而作出的自白為可歸責事由，給予一天1300元的補償金，遠低於原本的最低標準3000元。2019年的冤獄賠償法修法草案刪除社會通念，將可歸責事由程度具體化為「受害人有虛偽自白、逃亡、干擾證據調查」。對此，司改會主張，應新增反歧視條款，避免受害人因為學歷、職業等而給予過低的補償金額。

冤案救援經驗分享

邱顯智談起自己實際參與冤案救援的經驗，阿順如今已六十歲，他被關了三十二年，全身都是病痛。令人最為擔憂的是，邱和順的死刑判決已定讞，隨時都有可能被執行，不過他一直都懷抱希望，因為家人經常鼓勵他不要放棄。但三十二年過去，長期支持他的父母與姊姊均已過世，邱和順卻還沒獲得自由。

鄭性澤案讓邱顯智首次踏入刑事補償庭，該案的被告與證人都被刑求，證據調查方法被國家濫用，判決書卻以案發時鄭性澤違法持槍為由，調降刑事補償的金額。邱顯智嘆道，隨著冤案當事人被關的天數增加、不斷喊冤，國家的過錯持續累積，國家的可歸責性早就爆表了，還談什麼被告的可歸責性？刑事補償不應只考慮受刑人的人身自由受限，更要考量他時時刻刻活在被執行死刑的恐懼之中，以及他被剝奪的人生發展可能。

針對逃亡中的平冤人，要如何處理呢？邱顯智指出，雖然他們人身自由看似未受限制，他們所遭受隨時都可能被抓的威脅與恐懼，像是陳龍綺、林進龍都沒有被羈押監禁，但長期逃亡的生活使他們身心狀況受到重大的影響，國家對這樣的狀況應該負相應的責任，這也是現行刑事補償法修正草案增訂的條文之一。

社會平反

至於賠償內容當然不應該只有金錢，邱顯智建議，可比照犯罪被害人保護措施，提供平冤人心理諮商、就業協助等復歸社會機制。或是把平冤人納入就業服務法第24條的協助對象，讓他們在社會安全網中有個位置，把這張網編織得更密、更好。林欣怡提及，許多冤案當事人心心念念的是一個道歉，國家欠他們的不只是司法平反，還要做到社會平反，回復當事人的尊嚴與名譽，讓他們不再被社會視為罪人。然而依照現行制度，「政府給你一個無罪判決，然後就再也不理你了。」邱顯智進一步提出，國家可發給冤獄當事人「無辜者證明書」，現行法所規定的將無罪判決刊登於地方報紙，對於平冤人而言並不足夠。

另外，冤案研究的機制需要被建立，就像交通事故發生後，交通部運研所、道安會負責分析事故發生的原因、對問題做系統性的盤點。國家也應該拿出刑事補償的誠意，對冤案發生的原因做出系統性的分析、進行徹底的檢討。林欣怡觀察到，司法院傾向把冤案當作個案處理，忽略整體制度上的問題。法官應該要知道他們所做的決定對人有多麼重大的影響，「制度裡面的人要會反省，制度才不會崩壞。」

法官的同儕壓力

現行刑事補償制度在實際運行上，來自其他法官的同儕壓力也是一大問題。現行刑事補償法的規定為，以3000元至5000元之間折算一日，刑補法官對金額數目有裁量權。邱顯智指出，刑補法庭與該案歷審法庭都在同個法院進行，「判有罪、無罪、刑補的法官都是同事，判刑補的法官會有壓力，就像是開啟再審的法官會被其他法官揶揄。如果判最高額，就會得罪判有罪的法官，而且是得罪從一審到三審、更審的一票人。」因此他建議，刑補法庭可被納入國民法官制度，一方面能讓國民認識冤案，一方面也能避免法官陷入為難的情況。

馮喬蘭分享自身參與蘇案救援的經驗，她回憶道，劉秉郎剛出獄時無法獨自過馬路，因為他不會判斷車速；蘇建和則是不知道天氣冷時要加件外套。長年的牢獄生活使他們喪失常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生活能力，這些日常經驗的斷裂無法用金錢彌補，然而政府卻連錢都要計較，調降補償金為一日1300元。

馮喬蘭強調，道歉的機制必須被建立。她以澳洲2013年建立的全國機構內性侵調查為例，澳洲政府以五年進行系統性的調查，不分現在年齡、只要兒童時期受過性侵害的人都可以來報案。而後總理向所有受害者、家屬、倡議團體道歉，道歉的內容非常動人且深刻，「我想像中的道歉應該是這樣子的，要向無辜者清楚地道歉，不是表現得彷彿這是一個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