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阿青，回家了》—殺人。償命：你我眼中的悲歌，他們生活的正常
文／黃致豪
正常與不正常的距離，通常僅有一線。而那一線，至多不過是點斷碎裂的糢糊虛線。
那天，孩子問了我「什麼是正常」。頓了一下，我緩緩回答「正常可能是一種假的概念喔。它通常只在統計學上比較有意義。其餘時間，它可能會被人類拿來作為傷害其他人的藉口用。所以，正常有可能是一種被濫用的特權。」
孩子似乎一知半解。我又補了一句「每個人都很獨特。那也是一種不正常。所以，不正常，才是正常的喔。只是，確實有人透過指責別人不正常，來作為傷害他人的藉口。」這次孩子似乎懂了。但我沒再多做解釋。因為我自己也不太懂我自己的回答。就算看完了《阿青，回家了》那樣凌厲的電影，我還是不太懂。
但回到電影。或許我可以說：《阿青，回家了》是一部描寫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電影，用相對文學化的手法將人最小化某程度等同社會最大化的弔詭凸顯出來，凌厲而尖銳，幾乎令觀者感到真實的刺痛。
刺痛，是因為它不是一宗社會寓言，而是許多人的「正常」生活。
這許多人，首先浮現在腦海的，是湯英伸（二審判死刑的理由之一是他被僱主虐待卻「不能吃苦」終至殺害僱主全家）；下一個，是武張孝慈（一個被迫擔任馬伕深陷高利貸漩渦無法脫身最終殺害毒販雇主的原民青年）。那之後，則是在我腦海映像中幾乎不可遏止猶如走馬燈一般迴轉映照出的，一連串曾經或現在仍是我當事人的重大刑事案件當中，那每一個被告與被害人的面容。
每一張臉，看起來都像是楊青那無可選擇，喃喃自語「我哥說做我該做的就要拿我該拿的」的臉孔，又像是楊駿那悲憤抑鬱，深信「人家打過來就算打輸也要還手」的面容。
邏輯都對，努力的態度也對，但因為你生不逢時地，所以上不了商業周刊封面，當不了首都醫生市長。
這些面容裡，有原住民，有重大腦傷與解離患者，有嚴重的精神病（psychosis）患者，有躁鬱症、精神障礙與其他心智缺陷者，有因為各種理由而遭到人或制度霸凌碾軋的人。雖然並非出於自己選擇，但幾乎少有例外的是，他們都是生活在貧窮線邊緣的人。
那樣喘息努力在社會中掙扎，心心念念於每天一千元不到（其實你很清楚我高估了）的工錢能否餵飽自己與需要支援的家人，能否積攢匯集趕在下一期房租/學費/醫藥費/帳單到期之前存成整額支付，成天擔憂會否因為任何奇妙難以預期的理由遭到僱主剋扣薪資，卻仍然願意在街角掏出二十元幫婆婆買下一朵玉蘭花的人。
脫離媒體的刻板化描繪，其實這些臉也不過是一張張渴望正常的臉，但卻難以「正常」的人生。
現在你知道了：弱勢族群被稱為邊緣人，是有其理由的。這個理由，在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眼中，恐怕還是非常被正當化（是justified，不是正當just）的理由—適者生存，天經地義啊。怎能不振振有詞起來？
你不適應，你當然就「不正常」。你不正常、不適應，被社會淘汰，那也很「正常」。所以，我們的社會在萬民呼聲之下，為這些不正常的人特別準備了刑法，與刑罰。五道主菜當中的死刑，幾乎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快樂兒童餐（happy meal），生命中的小確幸，民眾與媒體最愛。
自此以觀，本劇寫實的很。哪怕今天被告罹患的僅是全然無害的神經障礙—妥瑞症（Tourette Syndrome; TS），甚至並非人人聞聲驚慌失措的精神障礙（例如涉及認知、感官、情緒或智力等功能性減損或失能）；哪怕被告在犯罪之前有著許多的脈絡可以探究。一旦落了井，我們就必須下石頭；此乃適者生存的鐵則。
最後，我想回答電影中馮老師提出而楊駿沒能回答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中，弱勢族群，確實沒有犯錯的權利。因為我們對不正常的容忍極限，就是你不能表現出不正常，不管你是心理、生理或社會經濟層面有問題。一旦違犯，等待著這些貧者、病者的就是一道長長的泥濘滑坡，通往無底的深淵；而底下，有一部名為公正司法的絞肉機在等。
因為貧窮，疾病與犯罪，乃是社會一母所生的三胞胎。貧者或病者，與犯罪原本就只有一步之遙：在社會安全網付之闕如（其實連社工與心理師都已經透支過勞）的狀況下，只能等待命運擲骰來決定哪些人掉下懸崖，哪些人苟延殘喘。
你我眼中的戲劇悲歌，被我們拿來作為餵食飢渴靈魂糧食的他人地獄般處境，正是這些他人每日必經、無處可退的「正常」生活。
身為一個被社會眼中認定的「非不正常」人，身為一個觀眾，或許我們該做的不只是過多的悲憫與投射，而後別過頭去。而是正視這些悲劇，而後從透過行動從源頭防制。
畢竟，就算把骨灰送回了來時的山林，也喚不回像楊青一樣初始不願犯罪的犯罪者，以及被害者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