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死刑判決研討會】圓桌論壇（一）死刑個案與法庭辯護 活動報導

文/ 張智凱（廢死聯盟實習生）　攝影/ 陳佳菁

「此人沒有教化可能性?」台灣死刑判決研討會第一場圓桌論壇由羅秉成政務委員主持，其他六位與談人分別為律師林俊宏、黃致豪、黃淑芳、薛煒育、李宣毅及林志忠，他們各自分享了其辦理死刑案件的實務經驗及看法。

林俊宏律師首先提到最高法院自2012年12月就死刑案件開啟的生死辯（第一件即為「吳敏誠案」），以及自吳敏誠案後迄今，最高法院對於死刑量刑基準的見解。林俊宏表示，最高法院過去對於所謂「教化可能性」及刑法第57條量刑事由間的關係及使用相當混亂，並沒有一定的參考基準。不過，近年來，自從引進「永山基準」及「吳敏誠基準」後，最高法院就重大刑案逐漸發展出「先判斷個案是否為最嚴重犯行，再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是否論以死刑」的兩階段判斷標準，使死刑量刑更為細緻。

林俊宏提及，自己曾在台南遇到過一個死刑案件的法官，將被告學經歷、家屬、甚至就醫紀錄等看似與案件不相關的資料都調閱，整體分析被告可能行兇的原因，而不若過去「孤立式審判」。不過，實務上也還是有法官只想盡快結案，甚至有在70日之內就審結下判決的真實案例。

林俊宏認為，死刑案件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律師在接案之前必須做好盡全力辯護的心理準備，不能有所猶豫，並且建議法律扶助基金會對於死刑案件的派案應該建立篩選機制，以避免律師未做足充分準備就匆忙接案上場。

近年來承辦多起死刑案件的黃致豪律師則表示，死刑案件裡的辯護律師，其實是一個相當吃力的角色，有時甚至是「一打五」的狀況—要面對法官、檢察官、被害家屬、媒體及告訴代理人的不友善。律師可能要擔心，如果言詞上得罪法官，此種不利益會不會因此轉嫁到當事人身上？可是如果因此在辯護時有所保留，可能就會損及被告的權益；又，被告如果有好幾個案子，其中一件被判死刑，其他案件法官在審理時可能就會相當草率，這對司法的公信力也是一種傷害。

黃淑芳律師則是提出，實務上，檢察署、警方不遵守偵查不公開，洩漏案件偵查進度，進而損及被告權益的例子相當氾濫。例如八里分屍案的咖啡店老闆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案例。黃淑芳說，曾碰到被害人家屬本身也是被告家人的情況，在兩面不討好的狀況下陷入兩難。甚至，如果當事人自己希望被判死刑，律師又該如何進行辯護等實務上的難題。

而面對動不動就喊死刑的台灣社會，林志忠律師表示這樣的環境太過肅殺，導致政府為了安撫民意，而透過執行死刑來樹立威信。林志忠舉例道，鄭捷為什麼會隨機殺人？答案我們無從得知，因為鄭捷已經在沸騰的民意叫囂下，匆匆被執行了死刑。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他萌生殺人念頭。

死刑案件中還有另一個問題。李宣毅律師提到，國家為了滿足新聞媒體，往往將案件進度的第一手資訊透漏給媒體報導，而被害人家屬卻毫不知情，甚至常是看電視才知道進度，這讓被害家屬感覺相當不受重視。為此，李宣毅提出，司法在審理死刑案件的時候，應該建立一套讓加害人、被害人家屬與社會連結的系統，適度地給予告訴代理人（被害者家屬）足夠的資訊，極力避免審判流於形式。

最後，薛煒育律師則表示，社會大眾往往將怒氣轉嫁到辯護律師的身上，也因此死刑案件律師常被冠上「魔鬼代言人」的汙名。薛煒育進一步指出，其實死刑案件往往包含很多複雜的議題，但死刑不是為了要對誰有交代，而應該是最後手段的刑罰。法官在量刑的時候，必須先考量有沒有其他如保安處分或有期、無期徒刑等更有效解決犯罪問題的途徑，不能僅因罪刑重大就判處死刑。